阮崇武：上海小三线，抓住机遇的调整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上海市委原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阮崇武的口述访谈，听他讲述上海小三线建设调整时的幕后故事。

口述： 阮崇武

采访： 徐有威 黄金平

整理： 徐有威 李 婷

时间： 2013年3月27日

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阮崇武寓所

去小三线的都是好样的

上海小三线是在皖南和浙西建设的。当时挑人过去的时候是挑好样的。当时那个地方要材料没材料，要配件没配件，什么东西部没有，就是一块土地。上海临时到那边去建厂、建公路，到最后弄出了很多麻烦。1983年初，我结束了驻西德大使馆的外交官任期回国，3月份中央任命我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主要是在汪道涵市长的领导下作为常务副市长，我分管的事情特别多，在上海的时候累得不得了。

韩哲一是我们前一届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在任时分管小三线。到我们这一届的时候就是我分管了。我具体分管计委和编委，财政我也管一点，具体还有一位副市长分管财政，但是大事都得找我来商量。对于当时小三线我们也是苦恼了很长时间。前期大家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说支援小三线，建设小三线，但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的指示要我们撤退小三线。

1983年12月12日，我在听取了关于小三线问题的各方面意见后，认为有几条需办的事，并报告了汪市长。这个报告反映了当时我们的处境。报告中说，当前还是要以稳定、巩固为好，并在政策及措施上给一些保证，如解决医疗、文化生活等突出问题；后方党委要加强领导班子，要尽快调整；产、供、销等仍由各局、公司负责，不急于改革、调整，小调整只能悄悄地、个别地进行；以扭亏增盈为中心，安排好小三线的1984年生产任务，各局、公司都应给予关心和照顾（盈利大的产品要给)；结合七五计划全面、综合地考虑小三线发展方向和调整方针；如何与当地经济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为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如何把上海的协作内联项目与小三线发展规划结合起来，考虑各厂的就地调整方案，整顿产品结构。

市里落实在纸面上的意见，虽然还是以稳定巩固小三线为基调，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心里是很矛盾的。对于小三线到底怎么搞？还要不要搞？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秘密做调查，低调迅速搞调整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和福建后，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建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同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于5月4日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机会，于是马上提出来说，小三线产品成本比上海高出了一倍都不止，还得把上海的零部件、各地买的原材料，派汽车和火车拖过去。吃的东西也要上海供应，喝的东西也要上海供应。这东西要多大的成本啊。当时小三线的同志多次找过我，说他们困难得不得了，要东西没东西，要钱没钱。这些人在那里闷得不得了，不能跟家人见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他们跟我说了不止一次两次。我不停地安慰说我们要想办法的。

小三线的问题，我跟中央反映过了，但是当时谁也不敢拍板。这是毛主席定的，还不光是林彪的战备原因。当时谁都不敢随便改掉它。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就马上操作。我心里想的是，把小三线全部撤回，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全部撤回，并且连家属一起撤回。

我先派和这件事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下去调查，因为我也没去过小三线，也不能光听小三线的人说呀，还是要深入了解一下情况。上海搞军工的、搞财政的，跟这些都有利益关系，我得找一个中立的、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而且只要几个人，多了也没用。最后我安排上海社科院几位专家以学者的身份下到小三线搞调研。专家调研回来后，我也没开什么专题汇报会，我就一个人跟他们两位去安徽的专家谈。专家的汇报基本上跟小三线的人说的情况差不多。

我们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做这件事情。只有负责小三线的后方基地管理局很少的几个人，还有一个财政局的，因为要花钱，要保证这件事情顺利地进行。而且要干脆地、咔嚓一刀下去就完，不要拖拖拉拉。

我曾经跟陈国栋等几位市领导谈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精神解决小三线问题的具体思路，他们几位领导对我还是比较信任，比较放手的。整个三线建设都是保密的，搞军工产品也是保密的，又牵扯到那么多的人。这个东西是不能宣传的，你什么都不能讲，讲了以后传出去麻烦就大了。要知道在1984年，思想还没有那么开放，胆子也没有后来那么大。这个事情下了决心要办，那你得有点担当。当时上海各个局都是很努力配合的。

我们自己养自己

真正撤回的时候，全部的厂房、设备和资产我们都留给了安徽，我们一样资产都不带，我们带的就是家属、行李。我们还留了流动资金给安徽。如果安徽方面要继续自己搞的话，我们上海还可以从技术上、资金上帮助他们。这样安徽方面就觉得损失不大，就没有什么反对了。我们家属一车车回来的时候，赶快往回撤，就怕夜长梦多，万一出事就更加不得了了，影响很大的。我们赶紧撤，结果没多少时间就全部撤回来了。

东西全部留给安徽，连厂房机器设备全部都不带，还有剩下的粮食和副食品全都留给了安徽。表面上看我们是吃了大亏了，但是我们算账下来，觉得这些不算什么。我觉得人和东西留在那里更麻烦。这些东西还不够自己吃的用的，还得往里面不断的运东西。我们什么都不要，回来自己养自己。

回来以后就把他们暂时安排在学校等空闲地方，也有借房子的。这样很快就把人安顿下来了，没有在全国引起任何的骚动。这么多人回来以后，市里面容纳不了。因为当时就业问题也很大，所以当时就下了决心，除去原来的包建企业外，上海郊区各县也吸纳一些，金山化工厂、大众汽车厂和宝钢也吸纳了一些。把小三线员工放在金山也好，放在嘉定也好，总比放在安徽好。

我觉得当时这个决定非常重要，特别是时机把握得好，上海市各部门齐心配合。当时如果再晚的话，机会就过去了，而且到处都要闹起来了，就不好办了。我们是第一个，一下就回来了。当时是从大处着眼，而不是从小处算账的。当时市里面没给多少钱，每年我掌握的机动经费只有1200万元，花钱的话主要是一些运输费，那个时候没有大巴，只有大卡车。这个事情如果上海市不管了，一下子全扔给安徽，安徽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安徽的那些厂房设备，到后来基本上什么也没有了，安徽没有产品也生产不起来，那些东西到最后基本上都废了。

我是搞工业出身的。在我看来，小三线建设和搞工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搞工业首先交通要发达，第二要跟市场靠得近，第三资源容易利用，小三线这三条没有一样可以满足。这些很值得我们反思。

【受访人简介】

阮崇武，男，1933年出生。1953—1957年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学习。回国后曾经担任一机部上海材料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科协副秘书长、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科技参赞兼教育参赞等。1983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1985年后，历任国家公安部部长、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国家劳动部部长、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兼海南省省长等职。

（文中图片由徐有威教授提供。文章内容原载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鸣谢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度宣传推介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