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社会的国民性堕落
战败后半年之间，世道就变了。
“我等天皇卫士，慷慨奔赴疆场”“唯愿死在君侧，绝不顾虑生命”——青年们曾经血染战地，而他们之中的幸存者则成了黑市商人。“不求活百岁，但愿结连理；送郎上战场，征战为天皇”——女人们曾经深明大义送郎从军，而半年之间，祭拜亡夫牌位也越来越徒具形式，她们心中思念新情郎的日子也已为期不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本就是如此，变了的只是世道的外皮。
战后沦为废墟的日本
当年幕府拒不理会众人求情，断然对四十七义士处以死刑，据说原因之一是出于慈悲心，即不能让他们当中有人忍辱偷生，玷污难得的好名声。现代法律中不存在这样的慈悲，但人的感情大概还有这种倾向，即希望美好的事物以美好告终。这似乎是一种人之常情。十几年前在大矶的一个地方，有个男学生和一个姑娘一同自杀，为的是以童贞与处女之身结束他们爱的一生。世人对他们寄予了莫大同情。几年前有个跟我非常亲的二十一岁的侄女自杀时，我也觉得她还好死于芳华之年，因为这姑娘长得秀美靓丽，令人担心她有失身的危险，难保不会坠入地狱，我忍受不了看着她那样将自己的一生走下去。
这次战争期间，文人被禁止描写寡妇的恋爱。军人政治家禁止挑唆战争中丧夫守寡的女人生活放荡，他们大概希望那些女人余生过得像个圣女。军人们对违反道德的行为颇为敏感。他们并非不了解女心易变，而正是因为太了解了，所以才想出了这些禁令。
经常有人说，自古以来日本的武夫就不了解女人的感情，这其实是只知其表。他们想出了武士道这种严厉无情的法规，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防范人性的弱点。
小林秀雄将政治家称为不懂独创、只会管理和统治的人种，但事实未必像他说的那样。虽然大多数政治家通常如此，然而少数天才在管理、统治方法上独具创意，成了平庸政治家的楷模。这种独创以一种贯穿各个时期、各个政治领域的历史形式展示出巨大生物的意志。从政治上来说，历史不是个体连接组合的产物，而是囊括所有个体而诞生的另一个巨大生物。在历史的演进形态中，政治也在进行着巨大的独创活动。进行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英机？是军部？是他们，但无疑也是历史这个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无奈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顺服于命运的孩子。即使政治家没有出色的独创，政治在历史形态中也会有独创，也会有欲望，也会犹如大海的波涛一般，以无法停止的步伐前行。是谁想出了武士道？这大概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曰嗅觉吧。历史总是闻得出人性来。武士道是对人性和本能的禁令，所以是背离常理、违反人性之物。但它是参透人性和本能之后得以形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完全是符合常理之物。
我认为天皇制也是极为日本式的（因而或许也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造出来的。天皇虽然也曾自己搞过阴谋，但总的来说都一事无成，那些阴谋无一得逞,天皇不是被人流放孤岛，就是自己逃进深山，其存在说到底都是由于各个时期政治上的需要才得到承认。即使在被社会普遍遗忘的时候，他也会被推向政治的前台。天皇存在的政治原因可以说是出于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对日本人的癖性洞若观火，从这种癖性中发现了天皇制。这并不是说非天皇莫属，可供替换的也可以是孔子的儒教、释迦牟尼的佛教、列宁的共产主义，只是没能换成罢了。
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嗅出了这种需要，他们需要一个绝对的君主来作为确保自己永远兴旺（虽然不会永远，但他们势必梦想着能够永远）的手段。平安时代的藤原家族擅自拥立了天皇，自己不疑不厌地甘居天皇之下。他们借天皇处理家族纷争，使弟弟镇住哥哥，儿子打败父亲。他们是本能的实用主义者，只图自己这辈子志得意满。不过他们又特别喜欢组织盛大的朝仪，沾沾自喜于这种拜贺天皇的奇妙形式，因为这既能显示自己的威严，也能感受自己的威严。
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很愚蠢。战时规定电车在靖国神社那儿拐弯时乘客要躬身致意。对这种愚蠢规定我们甚为无奈，但是某种人只有那样才能感受到自己。我们虽然嘲笑这种愚蠢行为，但自己却也会在其他方面做出同样愚蠢的举动，只是还没有意识到罢了。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垂枝松的比武场途中路经八幡宫时，虽然下意识地要祭拜神灵却旋即又打消了念头，那句“我不靠神佛”的警世训诫是他发自内心的性情之言，也是对这种癖性的深深悔恨。我们正在自发地敬拜无聊至极的东西，只是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道学先生一上讲台，总是恭恭敬敬地高捧书本，想必此举能使他感受得到自己的存在和威严。我们在某些时候也正做着相似的事。
对像日本人这样专事权谋术数的国民来说，不管是为了权谋术数还是大义名分，都是需要天皇的。各个政治家即便未必感觉到这种需要，但在历史性嗅觉方面，与需不需要天皇的感觉相比，他们更不会怀疑自己所处的现实。丰臣秀吉恭请天皇到聚乐第来，自己却在盛大的仪式上哭泣起来。他在这仪式上感受到了自己的威严，同时也看到了宇宙之神。虽然此事只发生在丰臣秀吉而不是其他政治家身上，但就算权谋术数使用魔鬼的手段，魔鬼如同幼儿般敬拜神灵也未必无法想象。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是可能存在的。
总而言之，天皇制和武士道都是同种东西。因为“女心易变”便订立“贞女不更二夫”的戒律是背离世俗、违反人性的，然而它是参透真理后的产物，因而又是符合世俗之物。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天成，然而它是历史性的发现与领悟的产物，因而又含有难以轻易否定的深刻意义，光凭表面性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无法对它下结论的。
可是，我爱伟大的破坏。人顺服命运的姿态是出奇美妙的。麹町的所有豪宅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消失了，余火还在烧着，只见一对高雅的父女坐在护城河边草地上，两人之间隔着个红皮箱。如果旁边没有余火未尽的茫茫废墟，这情景与和平时期的郊游完全一样。道玄坂的房子也被炸光了，只有余火还在幽幽地烧着。坡道上倒着一具尸体，上面盖着白铁皮，边上站着上了刺刀的士兵。那尸体看上去不像是被炸弹炸的，像是被汽车轧死的。出门的人、回家的人、逃难的人……蜿蜒的人流从尸体旁走过来挤过去，像极了漠然的流水。连路上的鲜血都没人注意，偶然有人看到了也只是匆匆瞥上一眼，就像看到一张废纸似的。后来不少美国人说：“战争刚结束时的日本人身体虚脱、精神恍惚。” 可是，那刚经受过空袭的逃难者队伍却完全看不出虚脱、恍惚，人们单纯的脸上惊人地充实淡定。他们是顺服命运的老实孩子。在笑的总是那些十五六七岁的姑娘，她们笑得很爽朗，掘开废墟瓦砾，把挖出来的陶瓷用品放进烧黑了的铁桶；她们在路上守着可怜的一点点行李晒太阳；这些正当年的姑娘大概充满了对未来的梦想，所以才不觉得现实很苦吧？抑或她们这种表现只是出于高傲的虚荣心？在烧焦的荒野上寻找姑娘们的笑脸，是我的一种享受。
在那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但没有堕落。人们虽然单纯，但很充实。那些人钻出大火逃得远远的，又聚集在燃烧着的房子旁驱寒取暖。他们离拼命救火的人只有咫尺之遥，却好像待在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世界里。伟大的破坏，那惊人的爱情。伟大的命运，那惊人的爱情。与其相比，战败后人们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堕落。
然而，人们的堕落平常得出奇，平常得理所当然。相比之下，那骇人的伟大破坏下的爱情，那人们顺服命运时的美，我感到都不过是泡沫般的幻影。
战争期间，我虽然吓得浑身哆嗦，可还是对它的美入了迷。我用不着思考，眼前看到的净是美的东西，却看不到人，实际上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虽然昏暗，但战争中是一片漆黑，那时不管夜多深都不用担心拦路抢劫，人们在黢黑的深夜散步，不闭门户也能安枕无忧。战争中的日本是个难以置信的理想之地，遍地绽放着虚无的美。但那不是人类真实的美。我们假如忘记了思考，那如此安闲而壮观的景致大概算得上举世无双的吧。即使不断有炸弹的恐怖，但只要不去想它，人就总是悠闲自在的，只要陶醉在这景致中就行了。我是一个傻瓜，一直在极为天真地与战争肆意玩耍。
战争结束后，我们被准许享有所有自由。当被准许享有所有自由的时候，人大概会意识到自己不知可自由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自由。人是不可能永远自由的，因为人现在活着，以后总得死，而且还会思考。政治上的改革可以即日完成，但人的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早在很久以前的希腊，人性便被发现并开始得到切实的研究，而时至今日，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人类。无论伴随战争而来的是何等骇人的破坏与命运，都无法奈何人类本身。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不是已经变成黑市商人，寡妇不是已经整天想着新的心上人了吗？人不会变，他们只是又变回人了。人会堕落，义士和圣女都会堕落，既无法防止这种堕落，也无法通过这种防止来拯救人。人会活着，人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拯救人的捷径。
人不是因为战争打败了才堕落的，是因为生而为人，所以才堕落；因为活在世上，所以才堕落。然而人大概无法永远堕落下去，因为人心面对苦难时不可能钢铁般坚强。人是可怜的、脆弱的，因而是愚蠢的。想要彻底堕落，又太懦弱了，所以大概最终还是不得不刺死处女，不得不发明武士道，不得不捧出天皇来。为了刺死不是别人的、而是自己的处女，为了发明自己的武士道、自己的天皇，人就必须正确地沿着堕落之路彻底堕落。日本大概也必须像人一样堕落，必须沿着堕落之路彻底堕落，以此来发现自己、拯救自己。而依靠政治进行拯救则是愚不可及的表面功夫。
本文摘选自《堕落论》，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18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