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续写萧红《马伯乐》
9月16日，“跨越世纪的书写——《马伯乐》完整版文学沙龙”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举行。《马伯乐》续写者，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马伯乐》续写部分的译者、翻译家等时隔五年后又到北京，带来了他们共同的新作——萧红《马伯乐》的续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汉学家顾彬，作家刘震云，作家雪漠，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等与会。
1940年，东北作家萧红逃难暂居香港时写了一本名为《马伯乐》的长篇小说，第二年在重庆出版。同年续写《马伯乐》第二部，在香港的文艺刊物上连载发表，末了有“第九章完全文未完”的标记。可惜小说尚未续完，日本袭击香港，香港沦陷一个月后，作者因庸医开刀之误不幸去世。
《马伯乐》的续写就缘起于萧红的英年早逝和她那部未完成的《马伯乐》。生前萧红曾经说过，“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临终前两天，萧红在纸条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海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由此可见萧红非常重视这部作品，而此未竟之业也让她的离去充满遗憾。
一直钟情于萧红作品研究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萌生了续写《马伯乐》的想法，七十六年后，这位美国人提笔为《马伯乐》写了续篇。葛浩文在《马伯乐》（完整版）的序言中也讲述了自己在续写时的考虑，他写道：“我最初的想法是：不是有人认为萧红的《马伯乐》是1940版的《阿Q正传》吗？相对于阿Q的低下背景，马伯乐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阿Q，或许可以让马伯乐有类似阿Q的下场，也算是延续萧红对恩师益友鲁迅的怀念与景仰。但后来放弃了，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萧红是一个创造力十分丰富的作家，我认为她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是模仿鲁迅的作品。考虑了很久之后的构想是这样的：续篇的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萧红本人去过的，如从上海到汉口，武昌到重庆而后转赴香港。如果《马伯乐》是萧红对鲁迅《阿Q正传》的一种回应，那我在续篇纳入萧红个人的逃难过程，也可喻为是我跟萧红的生平作品的隔代对话。”
葛浩文在续篇描述的事件有真也有假，增添的人物有真人也有纯属虚构的。另外，他也尽量收入萧红一些散文的片段，如“长安寺”“滑杆”等等。
谈葛浩文的翻译
发布会上，学者们都肯定了葛浩文对于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葛浩文是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工作，他曾将包括萧红、杨绛、老舍、莫言等数十位作家的作品译介到国外。在续写《马伯乐》之前，他用英文书写了《萧红传记》，他还写了多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文集、随笔集等。
葛浩文的老师正是与居港期间的萧红交往甚多的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柳无忌曾向葛浩文深入介绍萧红的作品和她的坎坷经历，促使葛浩文对萧红产生了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情感，并最终促使葛浩文先生将萧红研究作为终生事业，陆续创作和翻译完成了英文版《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和一系列学术专著论文，也使得葛浩文与萧红，乃至他与东北作家群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特殊的年份紧密结合在一起。
葛浩文自述了自己多年阅读、研究萧红文学的经历，并表示：“我看了她（萧红）的好几篇散文，一篇一篇的抽取几段加进去，那样的话就有萧红的影子在，不全是葛浩文。”“我很高兴给萧红的书做了一个简单的结尾。”《马伯乐》续写部分的译者、翻译家，葛浩文的夫人林丽君女士为了模仿萧红的语言也颇费心力，她把萧红文学中比较特殊的用语，比如小说中马伯乐喜欢说的话和话语的方式全部抄写下来，又在翻译完成之后把这些特别的用语重新对照翻译一一改过来，她的译笔为中文版的续写增添了亮色。
汉学家、翻译家顾彬和安乐哲是葛浩文多年的朋友，他们围绕中西文学翻译与交流等话题谈了自己的想法。顾彬说：“翻译是艺术，好的翻译全部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没有葛浩文，德文版的萧红是不可能出版的。”安乐哲说：“葛浩文把中国的现代文化传播到外国去，可是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他跟一个时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作家合作，把那么多中国著名文学家都介绍到外国去。”
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认为，葛浩文先生续写《马伯乐》，又由他的伴侣翻译成中文，不仅是跨世纪，而且是跨文化的，文本来来回回在两种文化之间、两种语言之中穿梭，很有意思。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则这样评价葛浩文对《马伯乐》的续写：“葛先生的续写非常精彩和重要，我相信在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原则之下，萧红到最后一定是要对马伯乐的命运和他的选择做出一个决断的。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葛先生不止是理解了萧红，而且理解了中国现代，理解了中国知识分子，葛先生内心对中国充满了深深的爱。”清华大学教授王宁则表示：“80后、90后的大学生或许不太知道萧红了，也许葛浩文先生在英文世界把《马伯乐》重新续写之后，再由林丽君女士翻译成中文，可能会使萧红的这部《马伯乐》在中文世界和英语世界重新获得新生，并且具有了来世的生命。”
刘震云：幽默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转换是最难的
葛浩文和林丽君曾翻译过刘震云的六本书，分别是《手机》《我不是潘金莲》《我叫刘跃进》《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顾彬老师说了一个特别伟大的观点，翻译改变了整个世界，翻译使一个民族插足到另一个民族，不仅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贸易的、文化的，当然也是文学的。”刘震云说。
刘震云谈到，他认为翻译家的学问比一个作者的学问起码要大10倍，因为一个作者只要懂自己的民族和自己民族的生活就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但是一个好的翻译家还要懂其他民族的思想、风俗习惯和语言习惯才能翻译好该民族的作品。“我觉得更好的翻译家不但要懂文学，而且要懂文学里面比较高的境界——幽默，我觉得幽默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转换是最困难的，特别好的、伟大的翻译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刘震云说。
“我在读葛浩文写的《萧红传》的时候，我思考了另外一个问题，单从萧红的照片上看，萧红相貌平平，她活了31年，从17岁开始接触爱情，14年中确实接触到的男性是比较多的，爱情是非常丰富的，她的有趣胜过了她的相貌，无貌无钱，她一直过的是贫苦的生活，但她却有一个别的人没有的特点，那就是有趣。这种有趣反映在萧红的创作上，在《生死场》中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真正显示出她有趣的才情，自由发挥到文学上的还是《马伯乐》。”刘震云说。
刘震云谈到，他在读萧红《呼兰河传》的时候就在想，萧红用的是信马由缰的一种写法，这个城镇，包括大水坑，水坑不断地淹死马、淹死鸡、淹死猪、淹死鹅，大家吃淹死的猪的肉，“包括她写一条巷子，包括写庙会，写得特别精彩的是她曾经写了一个小媳妇童养媳。巫师说她有邪气上身，把人放在滚烫的热水里，一口大缸，水有90度，听着媳妇尖叫，说不是她在尖叫，而是附在她身体上的邪气在尖叫。我觉得写得非常动人和惨烈，也非常有趣。这个有趣的信马由缰的想法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就跟《生死场》来对比。”
“《生死场》有些信马由缰的，但是是本能的，到了《呼兰河传》，我觉得是有意识地信马由缰，甚至是有些幽默的写法，包括对她的故乡的讽刺和嘲讽，对集体无意识的愚昧的嘲讽和讽刺。到了《马伯乐》，我觉得幽默发挥到了极致，她的幽默从语言细节情节一直上升到结构，比这个更幽默荒诞的是当一个作家他的才情到达极致的时候却去世了，这跟她生活中的有趣和身边无趣的男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刘震云说，刘震云认为葛浩文的续写理解了萧红和她的作品，特别是在结构上的荒诞和幽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