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画像 | 我这个“深二代”，对父母的小镇总有些眷恋

广东的地名大都不太好听。“梅州市”算是有些色香味在里边，“丰顺县”便开始堆上些人们闹热的繁荣憧憬，到了“汤坑”这个镇子上，便被剥落得只剩一滩赤裸的实相。

“汤”在客家话里有温泉的意思，“浸汤”是泡温泉，“汤坑”大约就是温泉遍布的一块地。这座镇子里到处都是温泉酒店，五星的到无牌的都有，据说新建的住宅楼水龙头里流的都是温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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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汤坑泡温泉的次数屈指可数。一次是在千江，一个四星酒店，它曾稳居多年的全县第一，丰顺的有钱人都在那儿结婚。只记得大堂华丽得有些干涩，泳池里的温泉水不太干净。再有一次是在一个普通的旅店。

我们回汤坑总住姑姑家，碰巧那阵子姑姑和姑丈吵了架，母亲提议我们一家三口去外面住一晚，给他们和解沟通的机会。

那家旅店年久失修，水龙头生着锈，白墙起了皮，只有床单和浴缸是新的。那晚过后姑姑和姑丈的关系并未见缓和多少，我却再也没在汤坑泡过温泉了。

从我有记忆以来，每年春节都跟着父亲回去。起初我们一家三口坐大巴，常常是上午出发，在深圳市区兜兜转转接客人，到奶奶家时天色已经暗下了。

有一年大巴上负责接应的是个年轻小伙，比那时读小学的我大不了几岁，生一张未谙世事的脸，上上下下却是老练的做派，母亲好奇，便问他多少岁。他说，今年十七岁，读到初中就读不懂了，就出来打工。后来我和母亲时常把那句“读不懂了”拿出来笑，笑就笑他并不把这话当笑话讲。

父亲总会买上几大袋饼干、巧克力，塞在行李箱里，行李箱又被塞在大巴车底下。有时东西多了，便拿上车放在座位底下，这时我的脚就得在更加逼仄的空间里摆出一个尴尬而妥帖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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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奶奶不像现在这样老，会在下午替我们炖上一锅鸡汤，一层油薄而亮的那种，一人一碗。二姐姐替我们倒上一盆温水，放在阳台的盆架上。

脸盆是铁制的，银白而薄的盆底，映得水越发清澈。一条毛巾搭在铁盆边，一边浸着温水，另一边垂在铁盆外。

毛巾总是粉色的那条，那粉色不是如今流行的少女粉，少女的粉色是带点牛奶味的，那条毛巾却粉得生出一股子锈味，不带一点温润，是上个世纪的粉。那片粉上也印着一朵花，或是两朵，大约有艳红和翠绿，也是上个世纪的花。毛巾很薄，布料粗得很悉心。它不是贴合着你的皮肤造的，拿它揩过沾了尘的脸，风尘被它收了去，无语无言的，不带任何亲昵的绵软。它不向你谄媚，却有一种节制的窝心，窝心也是有距离的窝心。

二姐姐的房间挨着阳台，书桌是木质的，和奶奶一样上了年纪。她在木板桌面上盖了一层厚而明净的玻璃，玻璃底下铺着一张张照片，排列得规矩。桌上的公仔、玩具被整齐地摆在每一个暗格里。

最让我羡慕的是她房间那台厚厚的电脑，在我渴望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的年纪，她可以随意地开关电脑而不被管束。她点开言情小说作家的博客，说一个叫明晓溪的作家回复了她的评论，真让她激动。

我不认识明晓溪，我羡慕的只是那台电脑。

从镇里的主干道转弯，经过一个沿街的菜市，见着一个吵闹的幼儿园，再拐进一条只能过一辆车的斑驳巷子，就到了奶奶家楼下。

巷子口总有辆载着一头奶牛的木板车，一个瘦削而黑的男人坐在车头，有人来买牛奶时，他便抽下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从奶牛的乳房里挤出一袋鲜奶，扎紧，两元一袋。

奶奶是不喝这奶的，家里订了一罐玻璃瓶装的鲜羊奶，每天放在门口的盒子里。鲜牛奶上火，她又不喜欢那股骚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喝不出那牛奶有什么骚味，每次经过巷口，只要那头奶牛在那儿，我就兴高采烈地要爸爸买上一袋，拿回奶奶家煮。

家里有口专门煮牛奶的小铁锅，姐姐替我加两勺白砂糖，放在锅里搅拌。牛奶一热，面上就浮起一层奶皮。我爱的究竟是牛奶，还是那两勺白砂糖，还是那口铁锅，或是那头牛，我不得而知。

也不知从哪天开始，我突然明白了大人说的奶骚味，再也不要喝那牛奶了。在我幡然醒悟后不久，那头奶牛也再没见来过。

4

据父亲说，奶奶家那栋楼是汤坑第一栋带独立卫生间的住宅楼，算是老房子里的新房子，又是新房子里的老房子。楼与楼之间相隔不过两米，对面楼的孩子哭了、老头子回家了，那声音都在过道里回荡。楼有五层，每层两户人家，奶奶家在第三层。

屋里总有阳光，但那阳光不是直截了当的，它影影绰绰地照进屋里，像是经了几道工序，反照出水泥地板的青黑。墙面也白里透着青，让你弄不清这房子究竟是亮是暗。

水泥地上常踩的几道路，经过多年的摩擦，已经光滑得发亮，那亮又是以青黑做底的，更是亮得暧昧。卫生间在阳台的一角，不到两平米的样子。阳台倒很大，围着水泥砌成的栏杆，栏杆顶上有一条手臂的宽度，可以在那儿摘菜，也可以一屁股坐上去的。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印象里真正坐上去的似乎只有我一个，摘菜也不过随手摘几根玩玩玩。后来父亲单位配给他一辆金杯牌面包车，第一年开面包车回去时，奶奶总站在阳台往下望，说是怕被人偷了。还说我们家的面包车比对面阿芳姨儿子开回来的小轿车大，她觉得有面子。

楼下孩子放鞭炮，那响声更是一串串爆在她心里，她生怕车子被弄坏。

5

奶奶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伯常年在广西，伯母和堂哥留在汤坑；大姑嫁去了西安；父亲部队转业之后到了深圳。小叔很年轻时就过世了，留下当时还在上小学的二姐姐和三姐姐。

小叔过世后不久，爷爷也离开了。叔母改嫁带走了三姐姐，二姐姐跟着奶奶长大。只有小姑留在汤坑，可小姑丈也是常年在广州的，小姑和大姐姐母女两人住在离奶奶家不到十分钟脚程的西市。

每到过年，大伯从海南回来，伯母、堂哥也到奶奶家，加上我们一家子，年三十的晚上，奶奶的屋子倒也不算冷清。常常是大伯和父亲做饭，二姐姐洗碗，母亲和伯母在一旁帮忙。姑姑和大姐姐总在洗碗时间过来，由于姑姑和姑丈感情不好，在婆家也待不下去的，匆匆吃完年饭便回奶奶家。

大姐姐生了一双大眼睛，厚厚的双眼皮，好看得非常明显。她在广州念大学那段时间常来我家，到家第一件事总是拿出她的滑盖手机，把自拍的相片一张一张传到电脑上，再发到网易相册里。

那时网易相册还很风靡，姐姐点开她关注的一个个用户，都是广州深圳人，每张相片里的衣服都不一样，那是微博微信出现前的第一批“网红”。

姐姐对一个叫“公主小凡”的女孩了如指掌，跟我讲述她所知道的关于她的所有八卦。逛街时看到喜欢的衣服，要转头对我说“小凡也这样搭过”。

我对小凡并不感兴趣，我只对大姐姐感兴趣。大姐姐是家里第一个读大学的女生，她的自拍总是比我好看，我挑的衣服总是比她土，她是最时髦的。能让她崇拜的人一定不简单，所以小凡不简单。

6

春节回来，总有走不完的亲戚朋友朋友，无外乎换着不同的人家喝茶。两层楼的房里喝茶，三室一厅的房里喝茶，红木椅上喝茶，藤椅上喝茶，沙发上喝茶，喝茶。

主人家把热水壶里滚烫的开水一次又一次倒进茶壶，茶壶尖尖的出水口把茶送进半指宽的功夫茶杯里。茶杯放在客人面前的桌上，一喝完又被满上，否则算是失礼，要被看做不够热情的。我向来不爱喝茶，两个功夫茶杯的量就到顶了，可爸爸往往要聊上三十杯茶的天。

后来我揣摩出拒绝主人添茶的好办法，那便是不再喝杯里的茶，摆在那儿。这种做法唯一的缺点是，在起身离开主人家时，我得把那一小杯冰冷的苦茶吞下肚，否则像是对不起做东的，又像是对那半口枯涩有所歉疚了。

母亲比我聪明得多，或者说比我更善于适应环境，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她能用一口普通话在一屋客家话中聊得如鱼得水，甚至比父亲还活跃。 

奶奶搬来深圳后，年也搬到了深圳。

父亲喜欢在年三十当天买花，年三十的花市在鼎盛与荼蘼之间，耀的是顶峰的眼，又因为即将打的退堂鼓而勉强着使不上的力。年三十的花最灿烂，也最便宜。

前些年春节期间的深圳真是空城，如今人安家的人渐多，离散也显得不那么露骨。留在深圳过年的人无一例外地涌进商场和免费公园，那是处心积虑布设出一番年味的地方，然而商场里的灯笼和福字除了红得刺鼻之外并未给我多少节庆的喜悦，和父亲买的迟到的花一样。

去年正月初二的晚上，和二姐姐百无聊赖，想去离家最近的商城散散步。那是我们区里最大的一个综合体，平时和高中同学约下午茶的地方。什么品牌都卖，哪儿的口味都有。我们将近八点到达，却刚好吃了个闭门羹，因为过年，商城八点便开始清人。

保安拿着手电筒给走出门口的人照明，那光束像是班主任老师的指挥棒，严肃得容不得反抗。我们被那束光赶到门外，发现商城外围的几间餐厅却照常营业，满满当当塞着人。我们辗转着找到空位坐下，点了一壶水果茶，一份松饼，和同学聚会的路数没什么两样。

平日里我是像厌恶寂寞一样厌恶人流的，彼时那密密匝匝的人头倒让我有些雀跃，那是无数个失落了年味的无奈揉出来的热闹，甚至比踏踏实实的情义来得更体贴。厚重的情义总让人难以担待，甚至难免觉出缝隙里的假。这就像鞋里进了沙教人难耐，可倘若把鞋子脱了，赤脚在沙滩上走，却能踩出一身松软的热来。

8

记忆里的汤坑多半是冬天，可似乎有个夏天耀眼得很鲜明。它似乎是一个夏天，又似乎是很多个，总之光线充足得令人睁不开眼。母亲是湖南人，和父亲在深圳相识。

婚前父亲带着她回汤坑，那时五岁的大姐姐说：“我二舅找了个北妹。”和大多数广东人一样，大姐姐认为广东以北都是北方。这句话在我成长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听到，当然是出自母亲之口。母亲和我一样，是汤坑的局外人，我们都是被带来这儿的。

那个夏天，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亲戚要走，汤坑于我终于有了些游玩性质。如今想来，这种游玩感多半是母亲带给我的。路过雪糕批发的商店，她总会买上一大袋我爱吃的雪糕，冻在姑姑家的冰箱里，那是在深圳不会发生的。雪糕让汤坑的时光成了游戏，游戏里小孩有吃不完的雪糕。我最爱的脆皮雪糕在那个夏天被我一次次从塑料纸里抽出来，巧克力壳被阳光晒出细密的汗，不一会儿就软了，脆皮和奶油雪糕化在嘴里，湿淋淋的。

那个夏天姑姑家楼下有家冷饮店，名字就叫“冷饮店”，那家店冬天卖衣服，夏天卖雪糕和绿豆冰。绿豆冰里的绿豆是去了皮的，糖渍过，和白糖做的冰球一起放在玻璃杯里，冰化了，便是凉凉的绿豆味的水。

同样是那个夏天，二姐姐带我去她同学家开的照相馆里拍大头贴，去她同学家开的文具店买稀奇古怪的笔，去买盐焗鸡爪，同样是她同学家。听说那个家里开盐焗鸡店的同学，每学期开学都装一书包的鸡爪给他们吃，书包里总有盐焗鸡味。

二姐姐大学毕业后同奶奶一起搬来深圳，回汤坑的次数比我多不了多少。她说，在汤坑，同学聚会没地方去的，没有咖啡厅，KTV歌单更新很慢，商场挤满了带小孩饭后散步的爸妈。每次商量到最后，一行人还是去一个同学家喝茶，几年来去的也都是同一个同学家。

小时候的汤坑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只有一家叫夏威夷的美式快餐店，菜单融合和二者的精髓，是小孩子的梦想。

二姐姐离开汤坑的这几年里，麦当劳来了，肯德基来了，星巴克即将开业的广告牌占据了很大的版面，离碧桂园不远。

姑姑家楼下的红霞姨早年在深圳买了房，楼下的服装店却一直开着，她常年在那儿守店，卖秋衣秋裤和袜子，还有洗发水。每次经过红霞姨店里，姑姑都要去打个招呼，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

由于在深圳有房子，红霞姨去深圳的次数比姑姑要多。姑姑在深圳没有房子，只有一个哥哥。“去深圳”曾是个时髦的词，如今汤坑开始不满，渴望成为深圳，就像姑姑渴望成为红霞姨一样。她对母亲说：“红霞每次来深圳都说去国贸，从来不换地方，以为国贸最高级。她连万象城都不知道？真土。”

二姐姐在深圳的这些年里，从小职员成为了人事主管；大姐姐在深圳工作不到两年，便回老家嫁人了。姐夫是她的初中同学，家里开家具厂。两人从初中开始在一起，大姐姐毕业后，当时还是她男友的姐夫来家里，想把姐姐带回汤坑。他说只要有钱在哪儿生活都好，没钱在哪儿都过不下去。父亲一脸严肃，说年轻人还是要在大城市打拼，要有点儿闯劲。

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而大姐姐终究回去了，她受不了上司的严厉，选择回去在姐夫厂里当会计，领比在深圳高出三倍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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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在深圳买了房，又给姑姑在汤坑买了房，小区比红霞姨的高档。红霞姨的儿子考上了深圳的公务员，娶了个本地太太。岳父是他办公室里的同事，看他老实勤快，把女儿介绍给他，嫁妆是一部宝马。

那年过年，红霞姨的儿子带着老婆和两岁的儿子回家，在红霞姨的服装店门口坐着。红霞姨的小孙子奶声奶气地说着粤语，媳妇只是笑笑，话并不多。

母亲在红霞姨的新媳妇前成了个地地道道的汤坑人：“你喜欢汤坑吧？汤坑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每次回来都长胖好多。牛肉粄汤、捆粄、碗仔粄、薯粄……你爱吃吧？”新媳妇摇头，淡淡地笑。

红霞姨儿子帮她答道：“她吃不惯呢。”母亲一脸疑惑，说，怎么可能呢，我一个湖南人都好喜欢的。小孙子捏着红包哭起来，大人们纷纷围过去，像曾经哄我一样哄他，这话题也就这么过去了。

【作者简介】

我是江珊珊，同一大批深二代一样，我生长的地方不是我父母生长的地方。我不会父母两边家乡的方言，由于语言能力极差，也没能掌握粤语。汤坑这座小镇所发生的深深浅浅的故事，就像我仅能说出的结结巴巴的几句客家话一般，与我隔着走高速也要四个半小时的距离。我常遗憾自己缺失一个整一的文学原乡，惧怕自己是个无根的人。然而汤坑于我，确又在年又一年的交集里牵出不少的羁绊。城市生活是一种简化，冷漠但也矜持克制。小镇有它体己的、让人看到生活原貌的一面，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热辣的诚实，它又难免露出局促和狼狈。说到底，我还是不可能不痛不痒。

张新颖、梁鸿、白岩松、梁永安、孙良好等与李辉共同成为《返乡画像》首批“返乡导师”！正在带领首批近20多所高校学生，共同推动青年知识分子乡土报告……

文｜江姗珊 摄影 | 三姐夫 出品｜头号地标 导师 | 梁永安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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