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昌：我在小三线医院的八年
采访： 吴 静 陆昊玄
整理： 吴 静
时间： 2010年3月29日
地点： 上海大学文学院A楼618室
去安徽小三线前的培训
在去上海皖南小三线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小三线。记得1970年之前，1967、1968、1969三届学生“一片红”，全部上山下乡了。据说后来周恩来说过，读书应该是连续的，不能中断，大学不办的话国家会出现知识断层。所以到了1970年的时候，原来的中学生毕业全部去务农的政策就已经松动了，一方面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另一方面允许开办中等技术学校，如技校、卫校。实行这套办法时刚好轮到我们毕业，我分配的时候，根据我的条件，可以到郊区的农场去，当时有个“一工一农”的政策，即一个“硬市工”、一个“外农”。我家里有一个在外面插队落户了，有一个在上海工作了，所以我才有这样的条件到市属的农场去，或者做“外工”（即到外地工矿企业单位工作）。如果家里没有“一农”，肯定是到外地农村、农场去了，或者插队落户。我们班上很多人就是到外地插队落户去了。像我这种条件，还有一个分配去向，叫“无去向培训”，这是1972年才开始出现的。凡被定为“无去向培训”的学生，中学毕业了之后并没定好去哪里，但是肯定是要被分配到外地的，只是先被安排在上海的某个单位（譬如工厂企业或宾馆饭店之类等）去当学徒、进行培训，两年后就分到外地的工矿企业或别的什么单位去。有相当一部分“无去向培训”的毕业生被分在梅山——南京梅山工程，一部分分到安徽铜陵或其他更远的地方，我们医院也有一些属于“无去向培训”被分配进来的，都被安排在后勤部门，如技工组、车队、食堂等，大多都根据他们在上海培训时学的技术与知识让其做相应的工作。
我在中学时读书比较好，班主任老师想让我继续去读书。那时继续读书有两种去向，一是技校，二是卫校，我以为男孩子都是读技校的，所以估计是会被分配到厂里面读技校，结果通知来的时候是直接到后方瑞金医院工作，我感到很惊讶。当我们一批人（都是1972届毕业生）到后方瑞金医院报到后，医院方面计划为我们进行医学培训。我们男生学医有两种，一种是学口腔医疗，一种是学药剂学；女生全部是学护理。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都是老师分的，结果把我分到学药剂去了。当时后方瑞金医院办药剂学培训的条件比较差，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医院又把我们送去上海第二医学院（简称“二医”）卫校，读一年药剂学基础课。第一年我们跟二医卫校的学生一起上课，那时候后方瑞金药剂科的钱漪老师和其他几个二医出来的老师（有的已经是副教授）给我们讲课，课上得很好。二医卫校全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位置在现在的新华医院。“文革”期间是和嘉定区卫生学校合并在一起的，嘉定卫校在马陆公社。一年的基础理论学习结束后，我们就回到后方瑞金医院去实习。我们药剂专业化学学得比较多，尤其是有机化学，在学习时我们都决心很大，立志将来要做抗癌药，后来回到医院里一看，就是那么样的条件，怎么搞得出抗癌药啊，就灰心了。
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门诊病史卡
我到医院后先在药剂科工作。药剂科有门诊药房、病房药房、灭菌制剂室和普通制剂室（我们习惯称它为“药厂”）几个部门，我在药剂科的各个岗位都工作过，譬如门诊药房给病人配药，到药库里面进货、对账等。医院里用的有些药是我们自己药厂制造的，属于内部制剂。比如一些现成的中成药，现在喝的饮料，一些软膏，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药厂条件很好的。病房药房只限于为住院病人配药，在病房里，上午8点上班，8点半交接班，8点半以后医生查房，到10点之前护士把医嘱全部开好，然后把这个药方单子送到我们病房药房，由我们配药发出。灭菌制剂经常做葡萄糖盐水，因为大输液需求很大，不可能从上海运过去，都要自己生产。现在讲起来完全属于企业性质，做了是可以卖出去的，但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经济意识，大家都是吃大锅饭的，你的工资是36元，我也36元，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也没这个条件。
1974年年底，我和另一位在药剂科工作的同事（他是我中学校友，和我一起来到后方瑞金）从医院药剂科被调到医院政工科工作。因为医院要发展，缺少人，所以把我们抽调上去，还被算作是培养对象。政工科下分组织与宣传两个组，就像现在党委的组织部、宣传部。不过组织组除了干部培养、考核工作之外，还把单位人事部门的工作（劳动工资与人事）也包揽在一块儿；宣传组主要负责政治学习和一般的宣传工作。在“文革”时期，政治学习任务很多、很重，每个星期政治学习两次，还有“天天读”等，每天都会布置任务，要找文章和写文章等。一是要根据上面的指示学习，二是自己要动脑筋想办法怎么组织大家学习。
政工科的领导是两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干部，一个科长，一个副科长；还有4个人，其中一个是山东大学调来的讲师，口才与文笔都很好，每年领导的年终总结都是他来写。
当时为了不要脱离群众，规定我们干部每周四都要出去劳动。我在医院的劳动，如种西瓜、出去采草药等，园林劳动，挖建鱼塘。我们药剂科中药房里面有个老法师，他知道在安徽金樱子、茵陈（黄疸肝炎吃茵陈的糖浆可以去黄疸）比较多，可以去采，安徽的这个地方有什么草药他都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去采草药。由于我们政工科领导也去，院领导一把手老崔、二把手张贵坊都一起去，所以条件都比较好，先到驾驶班要一辆车，中午在外面吃饭。夏季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是稻田、村庄，我们帮附近的农村雄路大队收割。应该说跟当地关系很好，当地知道我们医院是一个大户，所以对我们比较客气，这有点像军民关系一样。因为基本是我们给他，他们不用为我们付出，他们为我们创造条件，很和气的。
根据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当地附近的农村里面去。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几个大科室抽一点医生，到当地的乡镇里面去巡回医疗。实际上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人家一看你是城里的大医生，很多毛病都让你看，而且这些医疗实际上都是免费的，给你配点药，不要钱。这个药钱就由医院支出，因为那个时候医院里财政都是国家支付的，需要多少都是上面拨款的。瑞金医院那时候是财政“赤字”的，常常需要去催款，我们戏称“讨债”。每年快到春节了，我们医院就会组织一批人马，到附近的农村，最远就是到屯溪去。因为我们医院也为当地病人服务，当地病人来看病是不用押金的，来了就给你看病。如果你住院，那病房里就有很多开销，如果你付不起钱，就欠着。照理说你没有把钱付完，是不能出院的，因为最后要办出院手续（就像我们毕业生离校一样要各个部门盖章），你没有把费用交清，就不能给你盖章，你就出不了医院大门。但是医院不让他们出去，他们就偷偷地逃走。这些病人就连原来带来的背包物品都不要了，人就这么偷偷走掉了。但是登记的时候病人的名字和地址都是在的，我们就根据这个去找，一般都能找到，但是病人还不起，他们都很穷。那时医院除了让后勤人员去讨债外，还会抽一些医护人员和行政人员去。我也去讨过债，我当时已经在做行政了，当时是和在医院小商店工作的同事一起去的。我们去歙县向一个病人讨债，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是靠船进出运输货物的，但是东西很便宜。有人讲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那个地方，当然这个只是传说而已。反正交通不便是真的。病人住院后，病情虽然控制了，但还没有全部好透，病人就逃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个病人最终还是死掉了，他当时欠了好多钱。
当时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去找欠费逃走的病人，问某某人在吗？他说在。看过病住过院吗？他说是的。问他欠了多少钱是吗？他也承认，但是就是还不出来。我们而且还先到公社，由公社的人陪我们下去的。这是很正规的，我们打介绍信到公社，说明找哪个人，欠钱多少。有一年我记得是和公社里的一个书记一起去的。我们坐车到公社的地方，然后一起走到村子里去。找到他家以后，发现这个人穷得不得了。他家里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一点家具，就是一个破床一个破灶头，家徒四壁。我们那时候规定，到外面去，医院里给你的补贴是很少的，可以去吃当地人的饭菜。他拿不出什么东西给我们吃，喝了几口薄粥，吃了点咸菜。他这么穷，我们都不好意思多喝几口粥，就跟着他饿着肚子。我就和旁边的人说算了算了，因为肯定是讨不到了。即使再待在他那边也没有用，在他那里睡一夜也没用。他很客气，说他实在还不出钱。这些情况我们回来后都向医院汇报了，医院也没有办法，每年都要向上级部门申请勾销一笔欠款，就像银行一样坏账了。我们医院每年要销掉好多坏账，就是这种欠费。这种欠费还是由国家支付，因为当时的医院都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
我们当时规定对小三线厂的人也开放，小三线厂的人怎么来看病的呢？他们都每个星期放一次车，因为他们厂也有自己的医务室，像校医院一样，小毛小病都可以解决，出了紧急病症的时候他专门放一辆车过来。因为厂与厂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还是有很长距离的。两个小时算近的，这个盘山公路开来开去有的好兜了。如果是急病的话那么马上就抢救。不讲什么先付费不付费的，因为反正厂里面问题不大，都是劳保，他不会赖账。
虽说我们后方医院建设的初衷是出于为小三线厂服务，但我们也接收当地的病人，当地的病人有的是从城市里面过来的。我们这个医院在地方上很吃香，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高。当地的县级医院肯定是比不上我们的，地级市黄山的医院也不行，所以他们那里的领导都经常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生病了都到我们这里，住在我们病房。安徽省的一位副省长也曾在我们医院病房住过。地方上的领导对我们医院的人员很客气，并且大力支持医院的工作，我们需要什么就尽可能提供什么。那时我们这边业余生活很单调，当地领导说叫文工团来演出一下。当时二炮部队有个文工团驻扎在屯溪市，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演出。还有就是地方上的放映队经常来医院放电影，我记得除了地方部队的放映队之外，当时还有个“三二一”地质队驻地在屯溪，他们有一个放映队，也常来我院放电影。那时后方基地也有个放映队，在三线厂巡回放映，基本上一个月来医院放映一次。
小三线时的日常生活
我们这个医院员工几乎全是上海人，讲的都是上海话，当地招工进来的几个人员，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后勤工作，分发饭菜，食堂里面做副手，送煤等，因为没有受过训练，不能做技术工作，在医院里也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总体上来讲我们那里也等于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唯一的不足就是有了钱没有地方花。老医生拿的还是和上海一样的工资，我们拿的是小三线的工资。当时工资有地区差别，安徽这个地区属于四类地区，上海属于八类，如果我们完全拿四类，他们也亏待我们了，所以两个折中一下，搞一个六类，六类这个档次的起步工资就是33元。我在那8年都没有加过工资，那个时候是不加工资的，“文革”当中没有加过工资。但当时东西便宜，食堂吃饭，一块大肉，一点青菜，一毛五分钱。
我们在那里吃得挺好的，医院食堂经常开了车子到屯溪去采购。我们所有吃的用的都是到当地的市镇上去买的，其他小三线工厂也一样。当地的农副产品很多，粮食也很便宜，那里的米都是新米。以前我们上海米店里卖的都是陈米，新的米藏起来，陈米拿出来卖。那里都是新米，很好吃。
买东西不方便，这和上海是不能比的。上海到处都是店，他们那边的店都是在市镇上的，我们买东西必须要放车子开出去。一般走二十分钟到雄路一个车站，只有一家很小的店，因为那里店搞得多没有人买的，农村里面消费水平本来就很低，所以店不能多，一般在绩溪的比较多，我们过去大概是三刻钟到一个小时。到县城里面还有点东西，但是也不多，和我们上海是没法比的。我们经常到歙县，历史上曾是徽州府；还有就是到屯溪，地委一级的，比县还要高一点，那些地方比较多。我们食堂后勤部门的每天都放车到那里去买。
我们上海瑞金医院有个支内组，支持内地建设，这个支内组有大概五六个人，联系上海瑞金和我们后方医院之间的人员，处理两地的相关事宜。主要是采购药品、采购设备，后方也是一个机构，所有采购的东西都由支内组在上海买了以后运到这里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支内组的人员也在不断变动。比如你在安徽工作有困难，就把你派到上海来，在支内组工作。这样你在上海有人要照顾就好办了，不然一个独生子到那边去，父母亲都在上海，有什么事怎么办？不可能来来去去，若是在支内组工作，每天就可以回来了。另外老医生张贵坊他们1969年带队去的时候，他们的户口都是在上海的，人在那里工作。老的员工从瑞金医院出去的，户口都在上海。我们这些人等于是从学校里直接分配的，这个户口就迁过去了。
我们每年有20天的假期，过年都是到上海过的，在那边过的也有，一般是一家三口都在那边了。回上海的话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乘当地的长途车，还有就是单位的班车。我们一般都是乘单位的车，因为是内部的车，原来是不要钱的，后来象征性地收点钱。从安徽回到上海，我们当时要坐12个小时。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杭州方向走，一条是从湖州方向走，反正都要经过宁国。宁国要比我们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先到宁国胡乐，那里是古田医院（上海仁济医院支内医院），我和里面的很多人还是比较熟悉的，我的几个同学也在那里。宁国的小核桃很多，我们很喜欢吃，有时打个电话，让我的几个同学送过来。
小三线厂里面也有好处，我们在医院里面，能结识很多朋友，当时年纪轻大家都讲义气，过来我会帮你找医生看病，我对他们都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乐意和我交朋友。在后方小三线厂我可以一直从这里吃到那里，今天到你这个厂里玩了，明天到另外一个厂玩，一个圈子可以兜下来。
我还参加过后方的一个文学创作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江曾培，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当过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和社长。这可能也是当时市政府的一个要求，当时要求加强对后方小三线建设的文艺宣传。他退休后，有时还能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看到他写的短文，经常对时政进行批评，很有水平。
我在后方工作的8年间，基础设施方面几乎没什么变化。1972年的时候公路都开好了，建设得差不多了，要不然大部队也开不进去，当年张贵坊带领的先头部队去搞筹建的时候，由地方上帮助建造房子，那个房子叫“干打垒”，和我们这里不一样，下面都是用石头砌的，但外表很是不平，结构很差。
我们一开始住的房子是医院的职工宿舍，就像学校的集体宿舍，我走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还没有结婚，要给他们房子，因为那时候都是由单位分房子的，包括我回到上海之后，我们学校也是分房子的，你如果要成家的话，会分你一套房子。
我们的宿舍区有两块，一块位于黑风口，这个地方热天很凉快，所以叫黑风口。另一个地方位于老虎灶，从黑风口过去大概五分钟，两个地方各是一排房子。我们去得晚，又是单身，所以都住这里。这房子就在山脚下，隔音效果很差。我们刚去那里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很热闹，楼上住了几位医生，下面小护士声音很吵，他们上面就“噔噔噔”地敲。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我们搬到病房楼上的空房间去住，当时医院住房管理方面是很松散的，因为都是医院造的，如果不愿意住原来的房间，只要跟后勤的讲一下，有空的地方就可以住。后来三楼病房靠近食堂部分作为单身宿舍，有时候也作为招待所，我那时候很多同学到黄山去，回来住在我这里。我跟管理招待所的人讲一下就好了，都不要钱的，都是医院的员工，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大家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关系都很好的。
唯一觉得不太好的就是当时比较闭塞，不能回去，不像现在有手机，那时只能打长途、发电报。但是我们医院还可以，搞了一台很大的投影电视。当时20世纪70年代，根本没有像现在的电视机，搞了一个大的投影仪一样的电视机，放了以后它投出去后放大，就像小的电影一样。但是这个电视机质量不过关，一直要请后勤工程师来修。有一个工程师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因爱人在医院工作而调到一块儿，到我们医院只能修仪器设备什么，本事很大，但只能委屈他在这里，经常让他修理设备。
如果在上海，你想干吗就干吗，可以逛街等。在这里，你想看电影，除非我们医院放，不然你得跑到绩溪去看，那得花很多时间，这个划不来。还有买不到书，虽然我们有图书馆，但是大多都是医学书，而且对老专家来说，这些书还不够。在那里也不觉得苦，因为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市场这么丰富，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赚大钱，那样的环境下是不会想到的，应该说苦是肯定不苦的。
其他工厂应该也都不会苦，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问题是厂和医院都是独立的单位，出了医院出了厂之后周围都是农田和荒山，没有更加多的社交。我们医院算是信息交流比较多的，很多厂的员工都跑到医院里来。医院里护士多，很多厂的小青年不甘心找当地的姑娘，就会跑到医院里来找女朋友。
当时我们感觉当地的人生活还是可以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皖南山区属于安徽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还是大米呢。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要造上海到黄山的铁路，但是当时我们就已经回来了。这条铁路是经过绩溪的，原本只有一条公路，但是公路总是没有铁路好。
我们医院开办了一所附属小学。主要是我们医院自己职工家属的孩子在里面读书。那时我已调到政工科做行政工作了，有时也担任那里的小学教师，兼些课程。但是因为学生人数不多，各年级学生不像现在小学这样很整齐，一批人一批人，而是比较乱。生源主要是医院职工家属的孩子，地方上招来的职工人员的孩子可能也会过来几个。我们这里小学的老师一般是我们医院的家属。比如张美玲护士长的丈夫是上海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分到四川工作，当时有个规定，支内的家属可以把他的户口迁到我们三线来。张美玲的户口是留在上海，但是因为她是支内的，她的家属可以过来，她丈夫过来以后就来小学教书。后来他到上海的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工作，在那里退休。20世纪80年代部队开始评军衔，他进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之前工龄较长，进部队后是算军龄的，因为资历老，评军衔一下子就是中校，最后是在上校的位置上退的。我刚刚考完大学，他来看我，就说部队一切待遇都很好的。还有一位是山东大学历史系讲师，他的妻子是我们化验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也调到后方医院来了，他跟我在一个科室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他到苏州铁道医学院去了，他在那里退的。还有一个张春宝是海关学院的，现已经退休了。他当时在那里当校长。他是科班出身的，是搞法学方面的，他的妻子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内科医师，后来也成为上海瑞金医院一位内科主任医师。他调过来以后让他去办小学，当校长。我们医院搬回上海来以后，他就回到海关学院去了，是作为专业人员回归的。
当时有一个人的户口在小三线的话，他的家属也可以迁过去，这是一个特殊的政策。我们还有一批是崇明人，后勤部分都是崇明的人，来了很多，他们原来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困难，把他们这些临时工都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就答应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国家环境变好了，还是请你们过来。后来搞三线建设的时候就通知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去，不愿意就仍然在崇明工作、务农，如果愿意就到医院里工作，所以他们过来好多人。他们当时都在小三线医院的后勤部门。后来小三线医院撤回来了，他们有些人都是作为瑞金的员工，在瑞金医院的后勤部门工作的。
奋战高考，回到上海
“四人帮”粉碎之后，好像有一些消息，我们感觉世界开放了，以前亲戚在海外，是作为一种重点监视的对象，不敢讲出来。1978、1979年后，有些人家里有海外关系的，会带来一些外来消息、物品。那时候最时髦的就是带来一个大喇叭一样的录音机，放一些歌曲什么的。那时候我们思想不解放，单位里像邓丽君唱的那样带有爱情内容的歌曲还是禁止的，后方小三线厂的青年人只能在寝室里偷偷地放录音听，很独特，和“文革”中的革命歌曲不一样的。
当时只有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本是想读工农兵大学生的，但是需要单位领导同意，领导把我们当接班人培养了，就不放我们。我们单位有了选送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单位里把很一般的青年人送出去读，如一些后勤部门工作的人员。我们真是气死了，但也无可奈何。后来高考开放以后，他们也不同意我们走，我们就跟他们吵，因为领导不同意，单位就不盖章，我们就没办法报名。最终领导还是同意了，我就参加高考了。
说到后来回上海，也没想过，直到恢复高考之后，我们才发现要变化了。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在山里有个缺陷就是信息很封闭，包括关于高考的信息。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我们都没有准备，书都没有，医院里几十个人去高考，结果可想而知——全军覆没。没有书怎么准备呢？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当地进来的人，他读过高中的，有一套教材，他的这套书就被别人借去，我们轮着看，但是我们当时的理科知识仅仅是初中水平，高中的教材自己看毕竟有很多看不懂。不管怎么样，我从头开始学。我觉得当时一套数理化丛书是很好的书，我们当时都看不大懂，很累。当时我没弄到一套，只弄到几本，我当时解析几何很差，就向医院里的家属老师请教。这些家属老师由于他们的配偶支内，他们调到后方瑞金来工作，虽然不做医生，但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理科功底很好，有他们的帮助，真是我的幸运。另外，我同原来的中学班主任联系，她是华师大毕业的，在上海一所中学教化学、数学，我就向她求救，让她给学生做的卷子寄给我一份，这样虽然不全，但至少我有了一套资料。我还去买一些高考复习资料。就这样白天上班，晚上准备高考的东西，一直到两三点才休息，第二天照常上班，很累。但是那时候想拼出来就好了！1980年我们医院15个人参加高考，就我一个人考上了！
小三线同事的出路与近况
我们没想到都撤回来了，如果说一辈子都待在那边的话，我们会不大甘心，对于那些比较年老的人，他们退休可以回来，但是我们当时去的这些年轻人，考虑到将来的孩子，如果以后在那里读书的话，不太放心的。但我们当时有个有利条件：我们是属于上海的小三线，这样就对我们有利了。
当时我的户口是迁到安徽的，户口不迁去我可能不会考大学了，我就读在职的了。按照当时的情况不通过高考是迁不回来的，不过现在都迁回来了，因为后来已经彻底连根一起拔回来了。你只要回到上海有落实单位的话，只要打个证明，就把你迁回来了。安置的时候，都给你分房子。我已经离开了，所以我没有分到房子。我们很多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回来都有房子了，他们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浦东公利医院那边。
他们回来了还是在医院里，搞行政、搞业务都有，现在很多护士都退休了。我们中学里去了7个人，当护士的都退休了。
凡是去后方医院的几乎是没有不回来的。除非他和当地的结婚了，即使结婚他也有条件回来，因为他是从上海去的，他可以把家属带过来。只有当地招了一些人，当时因为圈地了，在那里造房子造医院，那么有几个进来了做后勤工作的，门房啊，洗衣房啊这些人。这些都是当地人，家就在蛤蟆坑周边。
医院撤回来以后，人都走了，但医院的房子和一切设备等全部留在当地，由当地接管。交给地方上后，那里变成了疗养院。据说后来地方上疏于管理，已经乱七八糟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设备都留给地方上了，但是医护人员都走掉了，技术人员走掉了。
医院的员工去向基本上分为这几块，一个是回瑞金医院，像张天锡和唐振铎这些专家都回去了，有的退休了，有的属于终身聘用。第二部分都回到宝钢去了，二医在宝山专门建了一个宝钢医院，相当一部分医生就是我们那个医院的人。还有一部分在公利医院，有段时间叫洋泾医院，现在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公利医院是在浦东洋泾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区级医院，当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的员工，当然现在变了好多了。还有一部分在潍坊，潍坊医院是一个地段医院。还有一部分，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在现在的浦东东方医院。我们当时的政策是这样的：你自己回上海找单位，只要那里要你就让你去。有的到了纺三医院，有的到了第九人民医院，也有的到仁济医院，有的到新华医院。不管怎么样只要找到一个医院要你，这样就把关系转到上海来了，当时整个后方医院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受访人简介】
吕建昌，男，1954年出生。1972—1980年在上海小三线瑞金医院工作；1980—1984年在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读书；1986—1989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文博专业读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中图片由徐有威教授提供。文章内容原载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鸣谢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度宣传推介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