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经典著作首次集中出版

已故史学大家朱维铮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朱维铮先生的著述很多，生前分散在多家出版社出版。2018年初，中信出版社从朱先生夫人王桂芬女士处获得大部分著作的出版权，并计划推出著作集共8本，其中第一批先行推出3本：《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和《壶里春秋》。这是朱维铮先生著述首次有规模集中出版。这些著作，在朱维铮先生生前皆经他本人多次审订，这次的新版，尽量核对相关引文，且订正了一些明显错误。

朱维铮先生倾三十年之功撰写的《走出中世纪》，后来的《音调未定的传统》都集中了他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精思，以至一版再版，嘉惠后学。不拘陈说，用新的史料、方法和思想去审视那些靠不住的旧结论，是朱维铮先生治学的重要特征。

《走出中世纪》是一部论述明清帝国专制及近代历史变迁的力作，表达了“文革”后学术界经内省后的反思精神。其中反省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专制体制下的人心和人性问题、满汉矛盾中的社会危机问题、“西学”输入的艰难处境问题等等，都因其独到的眼光、意外的材料、尖锐的思想、深湛的功力，影响了几代学人。出版后不久，即被翻译成英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

中信出版·大方，2018.8出版

朱维铮先生把自秦朝至清朝的历史称作中国的“中世纪”。中世纪诸王朝的君主，无不擅长将儒学的某种形态，经过重新诠释，变作钦定意识形态的支柱，即所谓经学，强迫人们信仰它，使它具有浓烈的宗教气息。“以经术缘饰吏治”的要诀，由董仲舒开始，在中世纪一直沿用。儒家被统治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使天下无异议的安宁之术。而被后世尊为儒家代言人的孔子，不过是专制的中世纪文化的一种装饰，被权势者们高高捧起，又重重摔下。当一个思想家的观念和立场转变，明显与他的那套学说以及学术内在理路的走向不相符合时，朱维铮先生总是转而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去理解，求得这个思想家的观点和立场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的原因，所谓“学随术变”。

朱维铮先生主张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主张区分“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他认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乃至于学术史、经学史，都没有一个一以贯之、恒定不变的“传统”，要回到历史环境下找到当事人的真实经验。《音调未定的传统》即是朱先生对文化现状“信而犹疑、疑而复信、将信将疑”的心态的体现。

中信出版·大方，2018.9出版

他厌恶高头讲章的说教，反对故弄玄虚的矜持，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用精炼文字发微阐幽，令人会心。《壶里春秋》中235篇精炼短文，既是朱先生50年学术论著的精义合集，也是专为普通读者编写的大家小书，全景式呈现中国文明的层层剖面。

中信出版·大方，2018.8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