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卖的二手书，暴露了你是怎样的人？
编者按：书店是中国当下文创场景最复杂的空间载体。最简单的“书+咖啡”模式，已经不能解释并满足今天人们围绕看似即将逝去的书本知识传播方式进行的种种革命实验。
在“三明治”这次的月度专题里，我们将聚焦中国的书店新裂变，以多维度报道一些独特的书店现象，它们看似毫无关联，却又有迹可循。一切正在被消解、重组和再度构造，以我们觉得陌生但有100个理由存在的方式送达我们的面前。
文 | 郭歌
卖二手书这个事情，大概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但最近，事情起了点变化。
在上海安福路的某个空间地下，“纯集”办过几次复古市集。在那里，租一个摊位的费用是 50 元。通常，摊主们会带着古着、首饰来到这里。来自武汉的男孩景宜选择卖旧书，组织者说，卖书赚不了什么钱，你和另一个卖书的女孩合租一个摊位吧。
呆了两个小时以后，景宜卖掉了大部分带来的书，赚了两百块，“已经觉得可以”。于是他放下书摊，跑去旁边常去的咖啡馆喝了一杯。
景宜说，他不想卖常见的书，而是想把“好书”介绍给别人。另外，他卖了很多台版或日语书籍，因为“如果是卖简体书，也赚不了什么钱，还不如送给别人。”
在微信小程序多抓鱼上面，你可以满足自己的一点窥私欲——我曾经在一本书的“卖过栏”发现作家顾湘的名字，如果你在多抓鱼上买那本书，你就有几率买到顾湘的书。追踪这条讯息，你可以看到她卖过哪些书，甚至共收入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你也可以看到她的多抓鱼“书架”上有哪些书——这些书那么是她从多抓鱼上买来的，要么是自己特地标记上去的。像是豆瓣是“读过”，多抓鱼也可以标记藏书。
这些标记和线索好像让一切活起来了，看不见的丝线在我们和书共同存在的空间伸展连接，让读书、买书不再成为一个人的事情，而有点像个游戏，或是派对。
You Are What You Sell
你买什么东西，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一条对于书籍的购买和售卖来说，似乎更恰当了。现在变成了，你卖什么样的书，就代表你是什么样的人。
至少它提供了这样一条思考线索，你拥有过这些书，你读过它们，现在你觉得不需要它们了（它们是可以被放弃的）。这条线索中一定有故事。那么购买你的书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是延续了这条故事线索。
也许我应该再更清楚地介绍一下多抓鱼：这个去年草创、今年拿到腾讯投资的二手书交易平台，被刺猬公社介绍说：“「多抓鱼」搭微信的车，挣文艺青年的钱，革传统二手书交易市场的命”。它作为卖书人和买书人之间的通道，包办了大部分工作：快递、定价、消毒包装、发布信息、收集评论。当你收到在多抓鱼购买的书时，你会发现它是用塑料纸重新包装过的，乍一看像是新书一样——前主人的痕迹被最大程度地抹去了。这是一种 C2B，再 B2C 的模式。
但是你又可以在一些隐秘的通道找到 ta——打开“买过的书”界面，在每本书的后面都可以看到原主人的微信ID 和头像，点击头像，也可以显示“ta的书架”和“卖书动态”，当然还有“卖书收入”。我买了一本费兰特的《离开的，留下的》，发现它的原主人已经在多抓鱼上收入 11577.3 元，“排第 89 名”。
因为住出租屋不得不控制藏书量的万千告诉我，她在多抓鱼上面卖过两次书。当你的书最终被多抓鱼售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买家是谁，也可以给 ta 发一封”鱼邮“（多抓鱼上的信息）。”可是，买了自己不喜欢的书的人，也不太想认识 ta 吧。“这个功能万千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因为读书、交换图书对我而言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我不需要它在生活中真实地发生，书不是我的社交货币，我只希望和一个遥远的机构产生这样的连接。”
“我喜欢，或者说习惯这种书所带来的遥远的连接。”万千说。
万千和室友租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间出租屋，家里有两个 Billy 书架，一人一个。“宜家经典 Billy没有玻璃门，对于书来说不是最好的环境。可是，有玻璃门的书架贵，而且气质不符合出租屋。”万千告诉我。
万千在多抓鱼上面卖过的书里，有三本是侦探小说，因为“一般来说，你知道了谜底就不会再读一遍了。”除了侦探小说，还有她买了觉得不太好看的书，以及一本是之前采访的时候书店送的一本畅销书——“读了一下，真垃圾啊，忙不迭地卖了出去”，后来那场采访无疾而终。
她还卖了一本买来就是二手书的书籍，说：“我是一个对书有占有欲的人，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新的、没有别人痕迹的书，尤其是如果要长久呆在我的书架上，我希望它是我的。那本书其实内容还不错的，我喜欢，但是有别人的字迹了，而且有点丑。”
然而，并不是所有书籍多抓鱼都接受。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胡桑就有很多书试图售出却被拒绝了，如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斯泰因的《雷诺兹夫人》《巴什拉传》、丹托《艺术的终结》、斯托里《如此运动生涯》等。打开豆瓣，还能看见有网友反映说“《盗墓笔记》以及三叔的一些列小说都不收”，《藏地密码》《我的老千生涯》也被拒绝了。（来源：豆瓣 作者：蓝莓）
甚至于，多抓鱼还出过一个“滞销黑榜”，前五名分别是：唐家三少、唐七公子、辛夷坞、张小娴和罗振宇，韩寒也入选了前二十。而畅销书榜则包括了马尔克斯、卡佛、钱钟书等。读者喜好可见一斑。
就算是可以卖出，多抓鱼的售价也比传统二手书平台要低很多：史诗《熙德之歌》0.8元、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1.1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1.2元、郁白的《悲秋》1.7元……胡桑提供的多抓鱼卖书截图很清晰地显示，在这里卖旧书绝对不赚钱。但是这不阻挡它仍旧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在“清库存”时最先想到的方法。
媒体人、图书编辑索马里曾经用一句类似的话解释出版的意义：在某一个恰当的时间，让一本书出现在一个人手上。景宜补充说：“如果晚了，一代人对一些东西的接受可能会迟到好几年，后果不可估量。”他试图举例：“可能你想看一本福柯，但是觉得书太贵了，就这样耽误了。”
所以，景宜想通过自己的售卖传播让买家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希望他的书能对买家起到一定帮助。
“我在家附近喝咖啡，看到有日本人在店里看文库的书，就会想认识他，想把自己 30 多本日文书借给他看。”景宜说，“而市集，是一种付费的陌生人交流。”
这些书景宜定价多在 40 - 60，他承认这价格有些偏高，因为“这些书卖也可以、不卖也可以。”本身他来参加市集，也是因为觉得好玩，想要跟人有点交流感——他那时候在天山路居住，临出门前只打开书包装了十来本书，并不觉得能够卖出去。
第二次摆摊的时候，景宜改变了策略，因为“好玩的书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他特地从孔夫子网上进货，买了意大利漫画书、日文版的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还有一些建筑书籍等。第二次市集人不是很多，但是景宜的生意依旧很好。
他还展示了一本台北唐山书店自己出的书，并很惊奇地发现真的有人想买，于是就不赚钱、用汇率价卖给了他。对于景宜而言，书可以流通，“不可能所有你买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
而跟景宜共租一个摊位的女生主要带的是自己看过的书，卖 10 元以下的价钱，第一次一起卖的时候，他们两人搭在一起都卖得很好。而到了第二次女孩单独售卖的时候，就没有怎么卖出去。
景宜的摊子跟她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性质：酷的书，酷的人。景宜甚至为买家们拍了举着书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打着唇钉、系着头带，在有层次地披散着的中短发中又伸出两条小辫子。她举着一本日本杂志《POP EYE》，封面是大力水手。
“就算是用书跟古着搭配拍照片，我也觉得这本书对他是有价值的。”
虽然仍旧沿用的是传统的“市集”形式，我从他说“书要酷一点，比较酷的书好卖”的语气里明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彻底改变了。
公益圈的程大富在社区组织二手市集，初衷之一是教会女儿“二手置换”的概念。此外，她喜欢社区的感觉，期望通过社区跟周边的人发生点联系。在市集中，很多妈妈都会售卖孩子的旧玩具，而大富主要卖书，她让孩子自己定价，“这本三块那本五块”，书躺在春天的草坪上。
大富既会卖自己的旧书，也拿出孩子不再看的绘本来卖。一般来说，出得比较多的都是绘本，自己的书很难卖，比如，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就没有卖出去。但是女儿总是不愿放弃自己的绘本，在大富收拾出的一摞里面一本一本地翻，“这本我以后还会看的”，说着就放了回去。最后，只剩下几本同意卖出。
“你可以卖自己的书啊，不要卖我的书。”女儿捍卫着自己的“财产”。
这些书在市集上定价很低，《人物》杂志出的“看见”系列还是新的，也只卖了三块钱。大富会让孩子通过卖书做数学题，也希望提高女儿的“财商”，让她对二手置换有个基本的概念：东西是流通的，二手的东西可以置换出去。
平时，大富自己只要想买的书有二手的就不会买新书，她常常去一些国际学校里面的二手市集，也曾参加过一个修车社群的书籍交换活动——他们在后备箱里装上书、玩具和其他东西，开到上海青浦的一个修车店里，在车友间进行书籍交换。
但大富最核心的期望还是找到跟她一样热爱读书的家长，她一直想在小区里搞绘本读书会，等待着天气凉下来，夏天肆虐的日光可以渐渐被秋风遮挡。
书本身没什么好迷恋的
对于 198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书可能是“终身藏品”，他们很多人鲜少搬家，在一间房子里可以住上几十年。而对于现在惯于迁徙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书的快来快去，辗转流通，书来到他们的家里，不是到了最终归宿，而只是如寓逆旅。
早在 2005 年，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胡桑就开了一间淘宝店来卖自己的旧书。到了 2008 年奥运会的时候，淘宝不让个人卖家卖书，就停了。
胡桑仍旧在不断购买新书，但是家里实在放不下了，要入须得先出。他也曾在微信里开设微店，但后来发现买书的大多是熟识的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不继续了。他把书送给朋友，带去地铁和公园并遗留在那里，甚至把书偷偷藏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有一次，我把一本中文诗集塞在了图书馆的意大利文学区。”他说。
虽然曾经在上面卖出不少书，但如今他放弃孔夫子书摊已经一两年了。胡桑告诉我，孔夫子网上识货的人多，书价更合理，但是“真的太占时间”，除了需要自己填写资料之外，跟买家的沟通也令人繁忙疲惫。
有一次，一个江西小伙子买了一套他的全唐诗全宋词的缩印本，收到后非要说是盗版。胡桑懒得纠缠就送给他了，全额退款。他还卖过一本浙江文艺版的《百年孤独》，也是被对方说是盗版书，本来也就是十几二十的东西，也是直接退了款。
面对“旧书买卖是否会伤害出版行业的繁荣”这个问题，万千没有一点犹豫：“我不觉得啊，书卖来卖去说明大家爱看书，有这样的氛围才能带动出版业的发展。”
这个判定是符合事实的。事实上，类似于万千这种买来侦探小说又看完卖出的行为，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付费图书馆”——在几十年前，人们会选择通过图书馆的形式接触到这些书，进行一次性阅读。
而如今，出版的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增长，每一天都有新书问世，图书馆不可能那么及时地进到所有新书，提供给读者他们需要的所有选择。于是读者选择让图书在他们自己的手中流转起来。
归根结底，这和“知识付费”的思维是一致的：知识可以碎片化、流转、交换。重要的已经不是“书籍”这个载体，而是知识本身。胡桑甚至告诉我，很多书一旦有了电子版，他就会买下电子版、出售纸质版，他需要“书”以体积最小的形式存在在他身边。
他讲了一个《聊斋》里的故事：有一个书痴爱书如命，家徒四壁，但是舍不得卖书。虽然书中真的有个颜如玉出来陪伴他，仕途也开始展开。然而终究生命中一切都失去了。因为他只理解了书，没有理解人生。
“德里达说，只有在没有能力从力的内部去了解力，不懂得去创造时，一个人才开始着迷于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形式。 我觉得书只是我们创造力的外化，本身没什么好迷恋的。现在我依然爱书，但并不觉得书是唯一的至高的，对文字也不再崇拜了。”胡桑说。
跟胡桑一样拥有五、六千册书籍的刘元旦说：“买书总会给我提供幻觉：我还年轻，我还有的是时间可以读它们，前面的日子还长呢。可是当你有一天发现，你在家里想找一本书你可能要花很久很久也找不到，你把那些书搬来搬去，堆在一起简直可以把你埋了，你就知道也许你永远也读不完它们了，甚至没机会读它们了。它们除了占据你家的空间让你走路都没地方走之外，没给你带来任何影响。你就会觉得：真烦啊啊啊啊啊啊。”这是今年年初，他把客厅的书摊开一地时，突然意识到的。
苏野说：“买书是为了预约未来。” 对于这些卖书又不停买书的人而言，如果没有新书，也许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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