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集中营里,他是为党卫队拍照的摄影师(连载三)

2018-09-10 19:08
北京

编者按:威廉威廉·布拉塞,一位波兰摄影师,于1940年8月31日被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调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不仅包括犯人的档案照,而且还记录下臭名昭著的“医学试验”。透过取景器,他看到的是瘦得皮包骨头的犹太儿童、用于“人种研究”的赤裸着身子的犹太少女、用于“医学试验”的双胞胎……是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而他能做的太少。1945年,当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布拉塞被要求销毁所有照片,但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数千张底片,如今成为见证奥斯维辛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布拉塞却再也无法端起照相机,因为那些恐惧的面孔总出现在取景器中,挥之不去。

1940年9月1日是威廉·布拉塞集中营生活的开始。他和其他的犯人们被分成了劳动小分队(Arbeitskommando),被强制劳动。

威廉·布拉塞所在的劳动小分队被称作“铺路小分队”,他们的任务是铺设从火车站通往焚尸场的路。使用的劳动工具是一把铲子、一柄锄头和一个独轮手推车,这让他这个曾经的摄影师很不习惯。但对于他和其他犯人来说,比使用工具糟糕得多的是面对监视他们的一名叫弗朗茨·特里希亚克的卡波。他戴着一个绿色的三角臂章*,代表他在营中的正式身份是“职业惯犯”。这名出生于德累斯顿的卡波之前待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大概是1940年8月27日被转到奥斯维辛,只比布拉塞早了几天。特里希亚克不间断地叫喊并殴打犯人们。“快点,快走!你们这群懒狗!你们这帮残废!人渣!干活儿,快干活儿!”犯人们一整天都得听着这些脏话,这类辱骂。第一天劳动结束时,这名卡波用一把铲子柄打死了六名犯人。

威廉·布拉塞还注意到,和他一起被运到奥斯维辛的牧师们被分派去平整点名场地的路面。好几次他看见他们拉着沉重的压路机在干活。战前这活儿是四匹马干的,现在则由二十名牧师拉着滚柱的车杠,在点名场上压来压去。卡波恩斯特·克兰克曼(威廉·布拉塞庆幸不是在他的小分队中干活儿)经常走到他们身边,用马鞭抽他们。一名牧师体力不支倒地,就被滚轮碾了过去。这名叫克兰克曼的卡波是德国人,也是1940年8月底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到奥斯维辛的,他参与了和党卫队一起杀害波兰犯人的行动。根据记录,之后他和一批被定为安乐死*的犯人一起被送往了位于皮尔玛的索能施泰因“死亡之家”。

犯人们的一天始于清晨四点,冬天会略晚一些。他们被敲锣声叫醒后,赶紧跑去人满为患的盥洗室和公共厕所。卡波始终监视着他们,一大清早就冲着他们吼叫,还拿木棒抽打他们。他们上厕所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而且还被监视着。匆忙用冷水洗洗脸后,他们就得快速跑回寝室。床铺必须整理好,因为哪怕一丁点儿的凌乱都会被重罚,甚至被处死。在剩余的紧张时间里,犯人们喝点儿咖啡状汤水或者其他的派发的汤水。再一次敲锣声响起就是早点名的信号。

犯人们必须按照自己所住的区号站成五人或十人一排,然后开始数人头点名。生病的,甚至连夜里死去的犯人也必须被带到点名,他们先被点过,算半数,然后死者才被拖去焚尸场。“劳动小分队列队”的命令一下,他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奔向各自小分队的集合场地。

晚上七点,在挨过一天的重体力活和卡波们的虐待之后,伴随着饥饿开始晚点名。人头数必须和早点名的相一致。

不仅是使用劳动工具,还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卡波们的喊叫和殴打,这些都让威廉·布拉塞几乎禁受不住。他感到自己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看来集中营首脑弗里奇的“欢迎词”得到了证实。除此之外他总感到饿。集中营里的伙食远远不够让人熬得住重体力劳动。

集中营的伙食是什么样的?每天四百克粗面包,二十克人造黄油,黄油还得交出点儿给寝室室长,一周两次少许香肠或者硬奶酪,一周一次一点儿热的带皮土豆。这些简直就是大餐了。午餐是一升汤,里面有非常多的水。一日的食物配给总是在晚上的晚点名之后才分发。

“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这句话他牢记在心,驱使他,特别是在营中伙食不足的情况下,不断地寻找能吃的东西。头几天都寻找未果,但是这句话刻在心里,纠缠着他,挥之不去。

威廉·布拉塞知道依靠一己之力离开劳动小分队有多危险。少了一个犯人,很快就会被发现。卡波们在本子或单子里记录着他们小分队犯人的号码。如果其中一人没出现,全营搜寻,一旦找到就被重罚,在罚站囚室中连站几天或是在拷打台*上被棒揍,或者是既要被罚站也要被拷打。

但是有时,特别是在集中营主营刚建成的几个月,一切监管系统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单个的囚犯靠着点儿运气还是有机会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离开劳动小分队。

威廉·布拉塞铤而走险。到铺路小分队不到两周后,他开始独立找寻新的劳动地点。他想找一处稍微安静点儿,不会随意棒打犯人的地方。也许他能找到一个有额外伙食配给的活儿。

威廉·布拉塞很幸运,他能毫不引人注意地换了劳动地点。他在犯人中间打听哪儿的卡波吼叫得少,殴打犯人得少,然后在一次清晨早点名之后,就扛着把锄头去找寻新的劳动地点。他合计扛着锄头就不易让人察觉。就这样他先来到了拆除小分队。集中营里有不少空房子,是早年间波兰人的住所。从这些房子拆下来的砖石,在清除石灰粉浆之后,就被用来盖党卫队士兵的新房。

威廉·布拉塞清理了两天的砖头,直到他听到消息,另一支小分队的文书在找人干一项简单又轻松的活儿,而且还有额外的伙食!

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

没细问这项新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威廉·布拉塞就报名了。多分到一碗汤的指望驱使他到了新的小分队。在这里,他成了尸体搬运工。他必须得干这活儿。

营中马路右边的最后一栋房子,第28号营区,是当时的犯人医院。这所犯人医院是专给那些因虐待、工伤或因虚脱和痨病不能承受集中营生活的病人住的。在集中营里它也被叫作“焚尸场的前院”,之后也被叫作“毒气室的等候大厅”,因为这里绝大多数的犯人都没法活着离开医院。党卫队定期在医院里选择犯人,特别是犹太人去处死。后来用毒气来杀死犯人。在毒气室投入使用之前,在一定时间没有自然死亡的犯人,就会被注射苯酚,致使其心跳骤停。

医院的配备和其他的犯人营区并无二致。除了止痛剂和装有苯酚的注射针管,用于杀死犯人医院里的犯人治疗腹泻的药用炭片之外,既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任何与医院相关的东西。犯人们只能从犯人医生*和犯人看护*那里得到些许医疗帮助,这些医生和看护有时能够通过加拿大小分队*的犯人弄到点儿药品或辅助医材。

病人们在被送到犯人医院时会被脱去衣服。榻上的床褥是些装了木棉的纸袋,上面大多还沾抹了之前病人的粪便、血和脓。病人就被搁在这上面。被子很脏,满是虱子。

犯人们也被党卫队医生用作各式各样的“医学试验”。

他们被注入病原体用于测试新药。

很多人被用作约翰·克雷默医生的“饥饿研究”,长时间被剥夺食物。这些人不仅会体重减轻,他们的器官也会缩小。还有药品公司也表露出他们的兴趣:他们“购买”犯人用于药品测试。通常这些试验都是以死亡而告终的。如果犯人没有在试验过程中死亡的话,试验结束后等待他们的就是苯酚注射和人体解剖。不仅是他们的器官,甚至连他们的骨架都会成为完善科研机构解剖陈列室的一部分。

在犯人医院的文书室里,文书们日夜不停地忙着把死者登记到死亡名册中。可是真实的死亡原因是不允许标注的,必须从他们手头的表单中列出的死亡原因任选一个填写。表单上列出的都是些“自然”死因。死亡日期也分散开登记,以便避免引起外界产生任何关于集体屠杀的怀疑。

威廉·布拉塞对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一无所知,仅仅是指望多一份食物配给就使他成了尸体搬运工。停尸房位于犯人医院的地下室。那里的一些尸体到底放了多久,它们的外观和尸臭才会变成那样?一辆手推车和一块毯子供他使用:把尸体从停尸房搬到手推车上,根据死者的身高和体重一辆手推车能放八到十具尸体,盖上毯子,然后穿过集中营送到焚尸场。这些就是他得从早干到晚的活儿。只有这样,到了晚上他才能分到之前承诺的那份额外的汤。

威廉·布拉塞有太多理由,导致十天之后他就离开了搬运尸体小分队。他没法承受夜以继日地把数百具尸体从犯人医院运到焚尸场。几乎瘦成骨架的死者,还有被注射死亡的人,针剂缩短了他们在这里无穷无尽的痛苦。而且还有一些是他在集中营里见过的、和他一起被运送过来的人。这一切不过换来多点儿食物。“这汤我再也吃不下去了。”有天晚上他对一个狱友说道。

接下来的一天,他开始找寻新的劳动小分队。最后他来到了整地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约有一百三十名犯人,任务是为盖新楼整地和铺设地基。他们的卡波是个戴着黑色三角臂章的德国人,营中官方身份是“对社会有害的人”。他是第一个既不吼叫也不殴打犯人的卡波。他很平静也很客观地向犯人解释他们要干的活儿。根据他从营房办公室拿来的图纸,犯人们为建造牛棚马厩以及车库做准备工作。虽然这不是轻松的活计,但是对威廉·布拉塞和整个小分队来说舒服不少,因为他们不会整天被训斥或是挨打。

布拉塞在小分队劳动的第二天,卡波问犯人们他们中间谁会说德语。

“卡波先生,”布拉塞报告道,“我会说德语。”“那你从今天起就是我的翻译!”布拉塞得到了回答。从这天起布拉塞无须再干重体力活儿。至少在一段时间

内不需要。在之后的几周中,布拉塞和卡波之间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

布拉塞得知卡波名叫马尔库斯,汉诺威人,1936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之前,曾经在法国的外籍雇佣军团里干了十年。1936年回到德国时,就立刻被逮捕了。

布拉塞在看守马尔库斯面前只讲了自己故事的其中一部

分。尽管两人很有共鸣,但是布拉塞还是想小心为上。

11月中旬的某日,卡波马尔库斯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在劳动小分队。取代他的是一名戴着绿色三角臂章的卡波,整日吼叫和毒打犯人。威廉·布拉塞不再是翻译,他又得继续干重体力活儿。

几天后,布拉塞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又一次铤而走险离开了劳动小分队。像上次一样,布拉塞又幸运地以一己之力更换了劳动小分队。两天之后,他在点名场上遇到了卡波马尔库斯。布拉塞走向他,摘下帽子,还没等他开口,卡波先发话了。

“啊,你是来自卡托维茨的摄影师。”

“是的,卡波先生,”布拉塞回答道,“我可以问一下您现在管哪个劳动小分队吗?”

布拉塞得知卡波马尔库斯在管理削土豆小分队,当他询问能否去那儿工作时,卡波说道:“你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安静的犯人。你明天来削土豆小分队,在我那儿干活。”

那天是1940年11月18日。

第二天,威廉·布拉塞走进了削土豆小分队所在的房子。外面很冷,但是室内有一个大炉子,很暖和。

“你太年轻了,不适合削土豆,这活儿让别人干。”

布拉塞环顾四周。周围大多是些年长的犯人,来自各个国家。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慢慢知道了这儿的犯人以前的职业形形色色,其中甚至还有教授和老师。

“你和另一个犯人把削好的土豆抬到蔬菜间去。”为此他们必须穿过整座房子,经过厨房。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布拉塞又一次很走运。厨房的头儿,党卫队三级小队

副*1埃克斯多尔夫虽然在犯人不好好干活儿时会大嗓门训人,但是并无恶意。布拉塞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当埃克斯多尔夫在让人对他发怒训人信以为真之后,他朝布拉塞眨眨眼。尽管有严格规定,但是他经常给犯人们额外的食物。

鉴于这一切情况,威廉·布拉塞对他的处境感到满意。和外面那些必须得干重体力活儿的犯人相比,他简直身处天堂一般。他有一份轻松的工作,在削土豆小分队里既不被吼也不被打。他和其他的犯人还可以得到额外的食物,通常他都把食物分给和他住在一起的犯人。寒冬里,他工作的地方可以取暖。“我到了天堂小分队。”他经常这么想。

有时候他从窗户向外看去,看到和他住在一起的犯人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他注意到有些犯人被冻死了,还有犯人被卡波活活打死了。

12月初的某天,外面寒风凛冽,布拉塞看到惩罚营的人,集中营里干最重的活的一批犯人在厨房侧面的空地立正站着。所有人都没穿衣服。陆续有人倒下冻死了。布拉塞认识其中站着的一个人,他是布拉塞在日维茨的中学同学。布拉塞无法帮他,也不可以帮他,帮他就等于给自己也判了死刑。他只能旁观,看着他的同学终有一刻倒下死去。

布拉塞的处境暂时不会有任何改变。几乎整个冬天他都在削土豆小分队干活,直到1942年2月15日。

可是在这之前不久的圣诞节,是他在集中营中的第一个圣诞节。他再次成为另一件难忘的可怕事件的目击者。与事件相关的是和他同住一室的圣经研究者。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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