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从正当防卫看经济改革

万喆(特约评论员)
2018-09-05 18:18
来源:澎湃新闻

关于正当防卫的讨论已经过去一周多了,热度已减。热度已减,才更适合冷静聊。

法律的制定与解读无疑体现着公共管理的基本思路。

有些思路,在当今经济改革的困境中作用或相当大。

被忽略的个人

关于正当防卫,法律专家们已经都从法理、案例、国内外文献等法律层面上进行了分析。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我倒是觉得,从这种现象本身来看,其内部逻辑或者正好是一种很好的借鉴,让我们看到公共管理的思路,以及当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经济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

在法律专家们的梳理和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正当防卫”在过去一直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判例极少。大多数的判罚都认为双方是“斗殴”,即一种“对打”,而非“打”和“被打”,因此基本不存在什么所谓“防卫”。也可以因此说,如果你算是“防卫”,那就要使自己保持在一种极其均衡的“被打”和不让自己被打的状态之正中间,否则很容易你就“过当”甚至变成故意伤害。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

通过对比,大抵可以了解到,“斗殴”的认定中,指认双方都是秩序破坏者。也就是说,公共管理者认为,维护和管理社会秩序是第一位的,而“社会秩序”主要是一个宏观的主体概念,凡是有违这个宏观主体稳态的行为,都是“犯规”的。

这种思路中,或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公共秩序其实是个体的综合,而维护秩序的目的最终是维护个人安全。因此,或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管制性思维,无形中,不但对于个人权益不加考虑,甚至连个人安全亦未有关切,乃至很容易将个人与整体放在对立面上进行管理。这也是将社会管理和服务成本全都加筑和分摊在个体身上的作法。

为什么会“一抓就死”?

这和经济改革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大关系。

当前经济改革的一大困境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为什么会“一抓就死”?因为“抓”的时候,只考虑所谓的宏观大目标,不考虑微观个体的权益和收益。但是,这种“考虑”没有考虑到的更深层次问题是,其忽略了,无论这个宏观大目标是什么,其实是所有市场个体共同完成的,当所有个体的收益都被忽略,市场注定萎缩,所谓宏观大目标恐怕也是很难完成的。

像不像是一场“都不许动手”“不许有纠纷”的“没有正当的防卫这回事”?像不像是一场严打下必然的萧肃?

在当前“去杠杆”“强监管”“整治环保”等改革中,本身的大方向和前提是没有问题的,也能够在社会上达成共识。但是,有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无论是政策设计、具体操作等,都只顾着自己所定的“大目标”,并且用强力手段想要“尽快”完成。

比如说,个人今天买了房子,明天发现贷款门槛提高了,企业今天融到资改装了环保系统,明天发现拿不到钱且环保标准又提高了。

一方面,转型成本几乎都摊在微观个体身上,个体承受的压力过大。个体权益受损太大,宏观经济怎么可能毫发无损甚至继续繁荣?另一方面,过急的“转弯”使转型成本呈“断崖式”上升,过高的成本使个体无法“配合”,引发基层和终端的矛盾增加,实质上阻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放就乱”为何让人既恨又爱欲罢不能?

那么“一放就乱”呢?

也有很大关系。

很多人会说,弱化“防卫”而禁止“斗殴”,不是能够更好地净化社会氛围,以达到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吗?

暂时性可能是如此。每次“严打”,能在短期内迅速扭转治安形势,但过后,犯罪率往往会反弹攀升或者高位徘徊。

因为“纠纷”这种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正当防卫”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防止个人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换句话说,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社会警示,告诉不法人士,不能随意去侵犯。这种方式,其实形成了无形的更高效框架来维持社会秩序,而非相反。否则,若你正当权益可能难以得到声张,被伤害很容易,反抗和保护却不容易,会造成什么呢?其实会更加鼓励“自我解决”。

当政策“一刀切”频频发生,而具体纠纷无法解决,个体自然会产生焦虑情绪,会有非常强的“先发制人”心态。在经济上,就表现为强烈的短期套利行为,违反法规的可能性在加大而非缩小。

像不像是,反正先打人后打人受到损害都差不多,何不主动起来?像不像是,反正个人承担所有后果,干脆大胆一点。

公共管理还停留在静态的稳定性管理上,主要方式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任何“事情”,这种陈旧思维是一种“不可能任务”。公共管理没有提供足够的程序解决公平,只会“激励”个人自己“追求”公平。社会反而显现出“胜者为王”“有钱就是大爷”的谁有本事把自己的权益扩张到最大就是最牛的畸形现实。

因此,不仅会“一放就乱”,而且大家对这种“乱”都既恨又爱欲罢不能。

基建还是减税,宏观能不顾微观吗?

宏观估算与微观情节脱节,宏观收益与微观收益对立,结果会是什么?

一定是效率低下。

前段时间大家一直热议的“基建还是减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基建并不坏,基建也很好啊,财政扩张,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平稳嘛。但是,如果财政扩张的背后是宏观税负过高,导致微观个体难堪重负,这就是个大问题了。财政扩张本意是要帮助个体发展,而个体发展了市场才能发展,宏观才能繁荣,这个逻辑不能搞反。当然,最开始,没有什么能力强的个体,政府在其中起了更多的作用,包括基建在内的各种方式,帮助个体企业更快地成长和度过一些难关。但是,当市场扩大,政府投资能够在直接经济带动中的效用已经不断减小,而不断干涉微观市场只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如同“正当防卫”,现在已经不是管理者越强势,宏观管控力越强,微观就越安全了,正相反,现在是,越能够保障和促进微观个体的权益,宏观就越强,管理的形势才会越好。

当前,营改增,社保费改税等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过去,中国宏观税负、社保费率等都比较高,有的甚至在世界前列,原因之一,就是税费收缴效率低,因此只能用更高的税费率来弥补。客观地说,这种是转嫁机制成本、牺牲微观权益的作法,但双方各有难处,或可阶段性理解。那么现在,在技术手段进步和机制完善下,收税费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是不是就应该把过去为弥补治理能力不足而提得过高的税费率降到正常水平呢?

我觉得减税很好,基建也不错,如果既减税又基建当然更好,但是若加税来基建就很不好了。因为没有微观效益发展的组成,宏观发展从何而来呢?

后记

社会的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重点不在于祛除一切可能性,而在于尽量估算到各种可能性,并用合理的程序规范解决问题。

市场的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重点不在于祛除一切可能性,而在于尽量估算到各种可能性,并用合理的程序规范解决问题。

无论是社会还是市场的权益,都是微观权益个体的集合,看清这个实质,充分尊重个体权益,有效促进个体正当权益和收益的最大化,才是促进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的基础。

经济改革很难,因为会触碰到很多既得利益。但正因为如此,要更明晰地分析各方权益,不能用一棒子把谁都打死的方式认定大家都是“斗殴者”。

转变管理思路,让宏观发展和个体权益不是对立而能够更好地融合,建立更公开透明的机制,保证个体追求正当权益的竞争、过程更为公平,才是改革的关键。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责任编辑:孙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