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志 | 我的家族百年：辗转中国与朝鲜，如今天各一方

从胶东出发

1939年的胶东半岛，民不聊生。一年前的2月，日本人的触角伸向胶东半岛，占领了掖县并建立了伪政权，3月，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拉开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序幕，也拉开了胶东半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序幕。从此，人们陷入水深火热。一时间，农民成了被圈禁在土地上的蚂蚁，动弹不得，左望望、右看看。

人的欲望与天的欲望一齐膨胀了一整个炎热的夏季。1939年这年秋天，麦子将黄时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冰雹袭击了掖县郭家店镇，拇指肚大小的冰雹下了整整一夜，元岭王家、元岭陈家、元岭孙家、于家河、小黄泥沟等多地不同程度受灾，其中当属元岭王家受灾最重，王玉顺家的几亩麦子绝收了。

王玉顺的父亲母亲，王玉顺的媳妇和4岁的儿子，王玉顺的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十口人，土地是他们唯一的支撑。即将到来的，注定是个难挨的冬天。

王玉顺的父亲一愁，羊角风病再次发作了。他用虚弱的声音说：分家吧！是啊，不分家，日子怎么过得下去？

就这样，王玉顺带着媳妇和刚满4岁的儿子出来单过。没多久，媳妇带着儿子回了几里外的娘家，剩下了王玉顺一人。

那一年，王玉顺22岁。22岁，本是抗日民主政权亟待吸收的血液，王玉顺却选择了冲破层层包围，像个潜逃者一样离开脚下的土地，奔赴另一片他未知的土地。除了土地，他不会别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父亲从小就发羊角风，作为家里的长子，打王玉顺记事起，他就没日没夜地忙，担起了家的重担。现在，他又必须得为了这个家的生存而离开家。就这样，在一个适合出逃的日子，他告别了妻子和孩子，扛起锄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打工者”。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家族迁徙的命运。

这个叫王玉顺的男人就是我的祖父。

我们素未谋面，在他1983年去世的三年后，我出生了。如果真有轮回转世一说，很难说我未必就不是他的下一世。在我成年以后，懂得追问自己从何而来、试图去探寻家族命运的时候，我身体里的遗传基因将我推向老家墙上那个旧相框里的一张黑白照片前，那是他和祖母，以及他的第七个儿子的当时的一家（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全家福”——前排正中间是祖母，祖母怀里抱着襁褓中的我的姐姐，前排左侧的陌生老头无疑就是他了，精瘦精瘦，能看出头骨的框架，头发稀疏，下巴留着同样稀疏不成型且略显邋遢的胡须，穿一件黑色的中式褂子。照片中的祖父病恹恹的，像个大烟鬼，应该跟曾祖父一个样。

在后来我祖母以及伯父等人关于祖父为数不多的讲述中，我得知祖父确实是个病秧子。

他12岁那年患上了咳疾。那一年冬天，为了多挣点钱，他给一位同村的长辈当跟班，到处收猪鬃毛到镇上变卖。有一晚，北风呼啸，雨雪纷飞，祖父挑着猪毛跟着那位长辈往镇上赶路，钱和食物都攥在长辈手里，长辈不提吃饭，祖父就不敢说饿。他们走了整整一夜，祖父步履维艰，直到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他们到了镇上后，长辈才带祖父去吃了“份儿饭”，祖父狼吞虎咽，一碗没吃饱，只好继续忍着。回到家以后，祖父就开始咳嗽了。家里哪有钱给他看病，曾祖母埋怨说准是在外面吃好的吃咸了。这一咳，祖父就整整咳了一辈子。后来，我关于祖父卖猪鬃毛那个夜晚的想象，总是撇不开烟雾这一意象，总觉得那晚的空气一定弥漫着一层白黄相间的烟或雾，鬼魅得如同阴曹地府一般。

由此得知，祖父人生的第一次迁徙，不仅带着仓皇的急促、贫穷的窘迫，更有身体的疼痛。1939年，祖父王玉顺离开胶东半岛时，就是这么一路咳嗽着的。不知他是否担心自己能否走到自己脑子里的那个目的地——关外。前路迷茫，“关外”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祖父也不知道具体去哪，他只听说北面好活人，那就往北走。祖父边“打工”边走，走走停停，走着走着便发觉上当受骗了，北面并不好活人，越往北日本人越多。迁徙之路上又增加了战火的危机，到处战火纷飞，四处硝烟弥漫。现在，没有天灾了，但全是人祸。

在我人事不懂的时候曾经问过父亲祖父为什么非要离开胶东。父亲说，因为穷。父亲说，他也不清楚掖县郭家店元岭王家是个什么样，只是听我大伯说过那地方的人一年到头都在干一件事：拉石头、修房子。

房子，就是家。从那时起，我在心里就埋了一粒种子，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回掖县郭家店元岭王家看看。可事实上，就连父亲都没回去过。我的六个伯父里，只有而今随儿子定居在山东青岛的三伯父前几年回去过一次。

有钱、有出息的人才会想回乡。父亲说。迁徙，就是为了出息，为了有朝一日的荣归。

事实上，三伯却并未享受到荣归故里的待遇。父亲说，老家的人知道族谱上有你（祖父）这一支，但彼此从未见过面，能多欢迎你？再说人家觉得你（祖父）是抬脚一走就杳无音信，都恨着你呢！父亲说，你祖父倒是曾经托人往家里捎过钱，可前几年经你三伯确认，老家压根没收到。

父亲的话在耳边回响。我盯着东北老家的墙上挂着的一张中国地图。我懂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经常盯着地图发呆。祖父在地图上变成了一个小点，形单影只，走上一条开枝散叶的路。祖父不知道，他离开时，我的二伯已经在祖母的肚子里孕育了。

我初次接触到“华侨”一词时，是我姐姐参加高考的1998年，那一年我12岁。高考之前，我父亲为了能给我姐姐加点分数，跑了好几趟林业局，就为了开具一份证明——证明我姐姐是华侨的后代。那时我对“华侨”一词丝毫无感，不懂是个什么东西。再后来，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港澳、台湾、福建、广东的“华侨”时隐约认识到那似乎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群体。可祖父的“华侨”身份却并不值得骄傲，他去的毕竟不是发达大国，而是朝鲜。

朝鲜惠山，与吉林长白山隔江相望。1939年冬末，祖父王玉顺走到了这里。鸭绿江此岸与彼岸都被日本人占着，国界的概念被模糊了。祖父踌躇着、晃荡着，脚步就从鸭绿江的冰面上走了过去，开始了他长达十三年的异国生活。那时，从胶东半岛逃荒到关外，进而又跨过了鸭绿江去到朝鲜的人不在少数，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东北的朝鲜华侨司空见惯。这也正是说“朝鲜华侨”并不值得骄傲的另一个原因。

“华侨”，预示着又一场迁徙，离别。

祖父在朝鲜惠山站稳脚跟，也就宣告他与祖国怀抱的长久分离了。而那时的胶东半岛上的掖县郭家店镇，诞生了一场著名的郭家店战斗。

2013年12月15日的《烟台日报》A10版“追忆红色记忆、弘扬红色文化”栏目发表过一篇题为《1940年胶东五旅打响郭家店战斗》的文章。文章写道：“1940年12月5日，日军大岛大佐纠集了100余名日军、200余名伪军，分两路进入掖县（今莱州）郭家店。”八路军十三团、十四团，以及掖县地方武装和自卫团经过四昼夜的连续袭扰和打击，使敌人被迫放弃了在郭家店安设据点的计划。文章总结道：“莱州郭家店战斗，是八路军胶东五旅在胶东地区对日正面作战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斗，它粉碎了日军在平招莱掖根据地中心地带——莱州郭家店安设据点的企图”，“对保卫巩固以大泽山为依托的平招莱掖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具有重大意义。”

这场战斗离我的家族既近又远。

说它近，在于这场战斗的发生地就是我的祖籍——山东掖县郭家店，我祖父的弟弟亲历了这场战斗。1939年前后，抗日武装起义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后，在掖县县委、县政府领导下，重建了地方武装力量（称县大队，后称独立营）和人民自卫团等民兵组织。县委立即重建了县大队，各乡成立了乡分队，各村建立起游击小组。那时，祖父的弟弟已成为抗日武装力量的一员。

说远，因为这场战斗离祖父太远。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一个男人，祖父没扛枪保家卫国。祖父仅有的关于日本人的记忆，是儿时的一场悲剧：一群半大小子举着一挂鞭炮跑到日本人的炮楼前过家家，结果造成了其中一个孩子的死亡。悲剧发生后，剩下的人落荒而逃，其中就有祖父一个。齐鲁大地上算得上规模化的抗日炮火打响时，祖父已经到了朝鲜。纯粹的逃荒，和大多数当时的老百姓一样。这样的举动是平凡的，但并不伟大。

我祖母也没经历这场郭家店小有名气的战斗，战斗在她身后打响时，她已经领着我5岁的大伯和几个月大的二伯踏上了异国寻夫之路。在祖父到了朝鲜的第二年，他托人给隔海相望的祖母捎去口信，祖母就带着两个伯父在战火的夹击中一路风尘仆仆来到鸭绿江边，与祖父在异国他乡会合了。

生活的艰辛将女人逼得丝毫不比男人差。我常想，祖父离开胶东半岛时名义上是为了养家、讨生活，可单从实际行动看上去，除了病恹恹的身体外，他是相对轻松的，扛着锄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至少他行走在路上的过程中给人以这样的感觉。祖母则不同了，手里领着一个，筐里再挎着一个，一个女人，带着两个累赘开始了属于她自己一个人的“长征”。生活的手推着祖母，开始了她在异国他乡的艰苦生活。

在朝鲜惠山，他们的活计仍旧没离开土地。夏天靠经营菜园子卖菜为生；冬天就做豆腐卖豆腐，选择做豆腐，道理很简单，豆腐渣、豆饼都是可以自己留着吃的。对于1940年至1950年十年间物质生活的匮乏程度我难以想象，但那种精神上的苦闷在我离开东北的黑土地来到南方生活后开始深有体会。尤其是当我的父母开始了属于他们的迁徙——抛下脚下的黑土地来到南方与我共同生活后，命运的重复性得以体现。

从一地到另一地，都是为了一个字——“家”。一个人时，天地宽阔，你具有一种无畏的洒脱，它让你感受不到在一个群体中你与他人的差异性，因为他们会在你不经意间同化你。而一旦你的家人和你一起身处异乡时，一个小家庭的与众不同被无限地放大。周围是气质不同、语言不同、处事风格不同的人，你们就只能抱成一团取暖，越抱越发现你们与周遭世界的格格不入，越发的孤独。迁徙之后的融入，是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在朝鲜，祖父祖母一定经历了比我所能感知的数以百倍的孤独。在那孤独里，他们将生命力的旺盛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朝鲜的十三年间，我三伯、四伯、五伯陆续出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他们才和祖父祖母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3年，在吉林省长白县的某个房子里发生了这样的一幕：每天东躲西藏的祖父还没从炮火连天中回过神来，却要做出一个无比重大的人生抉择。

那之前的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人的飞机投下的第一枚炸弹就将惠山火车站夷为平地，而祖父在惠山的家就在火车站旁。家被炸没了，可好歹在朝鲜的华侨众多，当时在学校读书的大伯参加了学校的朝鲜华侨联谊会，结识了很多在朝华侨。祖父拖家带口，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飞机来了，就一股脑往防空洞或地窖里躲，身上唯一值钱的就只有那个被子弹亲吻过的坑坑洼洼的黑皮箱。在长白县的那间房子里，祖父搂着那只黑皮箱，神情恍惚，人竟然就这么回国了。仿佛身后还是飞机、炸弹在追赶他，他亲眼看着那些人在眼前跑啊跑啊，飞机也在天上飞啊飞啊，一个炮弹下来，孩子的胳膊飞起来了，老人的头颅掉下来了，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凄厉的尖叫声。

现在，安静多了。可刚安静下来，就有人在催促祖父做出选择，当然这个人或许是祖母，或许是祖母的表姐，也或许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回国后的“朝鲜华侨”可以自由选择，想回老家的国家给送回老家；想留在长白本地自谋生路的，政府也支持；如果二者都不选，那还可以选择服从政府分配。

老家绝不能回。祖父首先将老家排除了。祖父生性倔强，重志气。出来十几年，混得什么都没有的下场，怎么有脸回去？

祖母说那就留在长白吧。祖母的一个表姐嫁在长白县，表姐夫是长白县的公安局长。热情的表姐和表姐夫连房子都给祖父备好了，工作也给他找好了。可祖父说，不行。死要面子的祖父过不了心里那道坎，自己沦落到要靠女人了吗？绝不能靠女人。从小长到大，祖父一直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千买卖、万买卖，不如跟着老牛卖土地”，意思就是跟土地刨食才踏实。还有一句是“好汉不争有数的钱”，放在今天，意思大概就是说有志气的人都不干拿死（固定）工资的活。

放在今天来讲，这第二句尚且算合理：有钱的人多数都是做生意的，哪有吃公粮铁饭碗吃发财的呢？可那个年代，没有买卖可做。要想不挣“有数的钱”，又想“跟着老牛卖土地”的话，那就只能是种地、打工。就这样，祖父选择了服从国家分配，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迁徙——来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依安县。

天灾与战争同样可怕。在齐齐哈尔市依安县的第二年，祖母就忍受不住了。距离1939年秋掖县郭家店的冰雹已过去十五年，但另一种潜在的天灾在身边不知不觉上演。事实上，早在祖父来到依安之前，被称为大骨节病的克山病就在当地蔓延。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孩子就长不高了，关节粗大，疼痛得活动受到限制。身边的病例越来越多，却治不了，不仅治不了，连确切的病因都无人知晓。这远比从天而降一场冰雹要可怕得多。人在明处，病因在暗处，看不见，摸不着，有人说是土地里缺了一种叫硒的物质，可硒又是什么呢？

恐惧久久挥之不去，祖母身体甚至开始每况愈下。更要紧的是身边的孩子。祖父祖母到依安的第二年，他们的第六个儿子出生，而我的四伯、五伯也分别才10岁、4岁。听说大骨节病最容易找上孩子。怎么办？于是，祖父祖母决定背起行囊再度出发。这一次，他们终于来到了最终埋葬了他们的小兴安岭，准确的地理位置后来的名字叫作：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市桃山林业局鸡岭林场。只是当时桃山还没成立林业局，鸡岭也不是林场，而是营林所，祖父成了开发林场的先驱者。

对我而言，“家族”就像是一个大写的“人”，她是由若干条血管组成的躯体，血液的流动与循环，就是迁徙。作为一个晚辈，从我的角度，家族纵向上由三次大迁徙构成：从胶东到朝鲜、从朝鲜到黑龙江、从黑龙江到江西；横向上同样由一次次小的迁徙构成，不论在胶东、朝鲜，还是黑龙江这些某一时期的固定格局里，小的迁徙同样在上演。这一次次的迁徙，都是由一个个客观原因推动着在被动中进行的，就像血管有粗有细，也有血栓、腔梗之处。那最不利于血液流动的羸弱点，天灾、战争、疾病，或经济的匮乏，或环境的恶劣，一次次地让家族在迁徙中濒临绝境。

在黑龙江省内的迁徙中，我的三伯是个典型的例子。而促使他迁徙的，正是我的祖父。

因为信奉“好汉不挣有数的钱”，所以祖父在小兴安岭林场同样难逃打零工的命运。60年代前后那几年，他带着大伯、二伯参加营林所的清林工作。后来，二伯得罪了领导，领导以祖父年龄太大、二伯年龄不够为由打发他们回家。大伯干脆也不干了，带着二伯两人纷纷参加了铁路招工。就这样，大伯和二伯一辈子吃上了铁路饭。大伯、二伯相继成家后的1964年，成绩优异的三伯从技校修理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大庆市萨尔图的某知名企业。当时正赶上四伯当兵离家，五伯、六伯还小，祖父被营林所赶回来后丢了生计，一家人没了顶梁柱，没了劳动力。

那一年，祖父一声令下，祖母带着四伯、五伯把原本该有个精彩人生的三伯硬生生拉回了林场，从此三伯开始了他不固定的林场工作。为了家，三伯的命运被祖父彻底改变。倘若不是90年代三伯的三个儿子闯山东做生意赚了钱，三伯因此跟随儿子来到青岛的话，三伯的晚年，必将和留在林场的四伯和六伯别无二样。当然，五伯也没留在林场。我对五伯知之甚少，我一共只见过他三次面。五伯当年也选择了当兵，复员后在外地成了家。但因婚姻不幸，在他的两个孩子都相继成人后，他选择了离婚，然后走上了一条外出打工之路。

对于我出生的年代——1986年来说，“家族”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出生时，眼前只有父亲、母亲、祖母，以及年长我六岁的姐姐，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对家族的一切历史性认知，尤其是关于祖父的记忆，统统来源于我的父亲。

父亲的人生目前来看由两次迁徙构成。1958年时，父亲出生在小兴安岭。但他却没有丝毫关于小兴安岭的童年记忆，因为他还在襁褓中时，就完成了第一次迁徙——被祖母送到了齐齐哈尔富裕县的我姨奶（祖母的妹妹）家寄养。家里太穷了，作为祖父的第七个儿子（祖父一生生育十个儿子，无一女儿；十个儿子中夭折三个），家里已经养不起他了。而姨爷姨奶却结婚多年未曾生育。

作为一名功勋卓著的革命军人，姨爷的经济条件在当地十里八村都算是好的。更重要的是，我姨爷从小也是在他舅舅家长大的，他对父亲就格外亲切。要不是后来姨爷姨奶有了自己的儿子，父亲的这次迁徙，必将让他对自己的身世无知。

1965年，在给姨爷姨奶当了七年儿子后，姨爷姨奶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父亲因此短暂地回到祖父祖母身边。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才得知原来姨爷姨奶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他的亲生父亲叫王玉顺、母亲叫刘忠清。这样的波折，对于家族来说至关重要。倘若父亲一生再未回到他的亲生父母身边，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身世的话，那么我对家族起源的追溯很有可能面临南辕北辙的命运，甚至可能连山东掖县的元岭王家都无法准确定位。

一年后，父亲再次被姨奶接回齐齐哈尔富裕县的家时，父亲的身份从姨爷的“儿子”变成了姨爷亲儿子的保姆。由于姨爷的腿在战场上受过伤，不灵便。年仅8岁的父亲就成了姨爷家的劳动顶梁柱，重复着跟祖父少年时一样的命运。

父亲每天都起得很早，脏活累活都得干，带我咧哒叔（姨爷的大儿子）更是家常便饭。那些年，父亲常常要一边哄咧哒叔玩，一边干着脏活累活，他挎着筐爬上高高的铁路线，捡从火车车皮上掉下的煤核。他拿着小铲子刨着发红的煤核，寒冷的冬天里热气烤得他的手失去了知觉一般。父亲还担起了买米、买面、挑水等一系列重活。挑水要走很远，要排队，要和无数妇女们抢位置，为此，父亲不知受过多少凌辱与不公。不友好的乡亲对父亲这个不知从哪来的野孩子嗤之以鼻，她们对父亲抢水的举动满腔愤怒，她们给父亲使坏，年幼的父亲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负担。

父亲人生的第二次迁徙又是一次长路漫漫的大迁徙，也必将占据他的下半生，让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难免煎熬。而这次迁徙的诱因就是我。

许是由于这种迁徙和奔波，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祖父的所有孩子都徒有一副聪明的头脑，却没有出息的人生。他们中的好几位读书时都学习极好，却一律由于物质条件、家庭重负、在异乡所遭受的困难和坎坷等一系列原因而难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学校教育。到头来都因家庭经济原因而草草辍学。因此，我儿时被灌输的第一理论就是祖母的“出息论”。祖母总喜欢将“出息”一词挂在嘴边。她常说，咱们老王家没一个有出息的，就看你了（我是我这辈里年龄最小的，在所有堂兄和堂姐里均排行第十一）；咱们老王家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就看你了；“等你考上‘清华大’，我准能蹦个高”，诸如此类的话。那时，我躺在祖母的腿上，祖母盘腿坐在林场老家的火炕上，眼里迸射出希望之光。

可我终究也没能考上“清华大”。但我后来发现，这其实不重要。不知不觉，迁徙已经成了眼下这个时代的常态。与“留守”的单一相对应的是形式多样的迁徙，考学是一种，不论你是考上“清华大”，还是考上普通的院校。打工是另一种，不论你是给别人打工还是给自己打工。这个时代，人们终究难逃迁徙的命运。

我高考时，怀揣着一种对远方倔强的向往。这种向往虽不同于祖父那样为了生计的奔波，却也是另一个层面的为了生计——为了精神的生计：小兴安岭太闭塞了，地处祖国边陲，况且前后左右都是山，我需要走出去，我需要一条未知的、由自己掌握的人生之路。就这样，我来到了江西。只是，我那时未曾想过，自己的选择将直接影响着父亲母亲的后半生；未曾想过，自己的选择，对于由我创造的一个小家族的命运和走向的影响。

2008年我大学毕业时，一度为工作的事愁得眼冒金星。我在江西南昌，父亲在东北。相隔数千公里，他帮不上忙，为我愁得整夜失眠。终于有一天，他拨通了我的电话，说，实在不行回家吧。要不我去求求你二伯的孙女婿（一个与我同龄的我的一个侄女的丈夫）吧，听说他在铁路混得不错，应该是在绥化工务段当点什么官，我让他给你安排安排吧！我不假思索，断然拒绝。为我的事，让父亲去求二伯的孙女婿？我做不到。后来我想起自己挂电话的那一瞬，大概有种祖父灵魂上身的恍惚感。从祖父到父亲再到我，我们骨子里流着掖县郭家店元岭王家倔强的基因，似乎从未改变过。

自己的人生，自己闯罢！而我这一闯，带给父亲的，是在他晚年即将到来之前的又一次迁徙。年近六旬，背井离乡，他和母亲来到江西。我知道，父亲整个身体里都装着小兴安岭的山山水水。我知道，父亲曾私下数次对母亲说，等把咱孙子带大了，咱还是回去整个房，这地方实在住不惯啊！我知道，这次迁徙必将会让父亲在心灵上撕扯许久。同样，在他尚能支撑长途奔波的最近几年，身体也免不了一次次在火车上为这样的迁徙耗神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