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汝钟:我所知道的小三线最大企业八五钢厂

2018-08-26 08:36
上海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原上海八五钢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许汝钟的访谈记录,讲述当年这个小三线最大企业的兴衰历程。
口述:许汝钟

采访:徐有威 吴静 李婷

整理:吴静

时间:2011年7月29日

地点:上海甘河路8号明道大楼

在八五钢厂工地(右五为许汝钟)

赌气去小三线

我是北京钢校1957届的中专毕业生,1957年分配到上海。一开始是在上钢七厂,1957年后合并到新沪钢铁厂,1961年我支援到上钢五厂。1970年之前我在上钢五厂做技术工作。

我是1970年去小三线八五钢厂的。那是厂里生产准备阶段。前面的选址筹备有一套班子,主要负责报批项目、选点、图纸设计,那时陈锁锁书记等人参加的二钢,去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上钢五厂技术科副科长、代理党支部书记,我是作为上钢五厂的支内人员去的。当时上钢五厂的支内任务太多了,如四川江油的钢厂和江西新余钢厂,我们的小三线就是建在安徽的上海八五钢厂。

我的命运是党委安排的。第一批是选最好的,去大三线的都要工人子弟,出身要好。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排不上号。我是1959年入党,在上钢五厂技术科兼党支部的书记,“文革”期间我们是属批斗对象。批斗过了以后又要搞大联合,搞大联合的时候我们就算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以后那些老造反还在掌权,技术科不愿意用我们这些老的,就把我送到小三线。我是属于被造反派排挤的对象,我也有思想情绪,我想你们上钢五厂技术科看不起我,不要我,我到能发挥我的才能的地方去。再加上前面有两个干部因为各种原因不去小三线,而那边急着要人。领导找我谈话,我没有讲第二句话,我说可以,也没有跟家里讲,我爱人埋怨我没有和她商量。我的小孩那时候3岁不到,还太小,我走后爱人一个人把孩子带大。因为我们考虑到孩子的学习,不愿意把家属带过去,怕进了山区以后,孩子读书受到很大影响。

上海市冶金局和上海第五钢铁厂领导参观八五钢厂时的合影(后排右二许汝钟)

艰辛创业路

我去八五钢厂的时候还没有公路,只有土路。我们从上海出发,经过浙江走公路,然后进安徽,我们是走湖州这条路,然后走广德、宣城和青阳。坐船的人是从十六铺码头沿着长江,在池州港下来,坐火车就到铜陵,然后我们厂里面去接他们。我们平时都以坐船为主。

八五钢厂是后方最大的厂,号称上万人。我们名义上是钢厂,实际上是为军工配套的毛坯件厂。到小三线后,厂里让我负责生产技术摊子的筹建。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1970年5月1日出钢,负责前期的工艺、操作规程准备、生产备件易损件这些,同时准备精密铸件和砂铸件木模。开始我参加上海办事处工作,在那儿上了一段时间的班。出钢前半个月,我进山了,我们考虑得很细,又物色了一些技术骨干。上钢五厂最好的、熟悉的、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技术人员,我点了几个名。这些人无所谓愿意去不愿意去,不愿意也没有办法,被点名的一定要去,点名以后厂里面做工作叫他们去。各种生产备件消耗件我们都是从上海一点点运进去的,确保“五一”顺利炼出第一炉钢。1970年5月1日,第一炉钢顺利出炉。

我们厂一共8个车间。01车间是炼钢和铸造,包括木模精密锻造;02车间是锻造,包括自由锻、模锻,后面还有一个加工炮管工段,炮管里面的来复线是胜利厂加工的。锻造车间后来又搞民用钢丝,搞缝纫机用的钢丝。03车间是轧钢车间,主要是棒材。04车间是钢管车间,76穿孔机,拉拔以后生产无缝钢管,都是合金管。05车间是运输,负责组织厂内的汽车运输。发运到码头也是靠我们自己的运输。后方还有一个车队,683车队是配合我们搞外运,内运就是靠我们自己。贵池有两个码头,原来的老码头和我们后来建的新码头,为了节约成本,我们原材料的堆放、储存都走我们自己这个码头。这里的短驳是靠我们的车子,这样省一点钱。让683车队运的话,我们成本就高一些。06车间是理化检验,钢材出厂,产品必须要有质保书。07车间有铸件,铝铸件、铜铸件、压铸件,这是为军工生产毛坯件。另外是负责全厂的机修,我们一般的中小修都是自己承担的,大修没办法了才叫外面来帮忙。他们还负责全厂的动力,供水、供电。08车间专门生产煤气,有4台发生炉。我们生产的是工业煤气,因为锻造和轧钢要加热,炼钢也要煤气烘烤辅料,以及钢包和退火炉用。后来考虑到生活,也大胆使用生产煤气,后来又发展到供给家属。这个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为这个煤气跟生活用气是不一样的。万一有泄漏,家属煤气中毒都要企业承担的。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过滤,就是一般地把焦油除掉以后输送到生产车间的。往往管道里焦油堵塞或者出了什么事情,很容易闯祸的。这是厂党委共同讨论研究通过的。

煤气车间也造成了水污染问题,那是很严重的。发生炉烧完煤以后有焦油,焦油跟污水混在一起,我们有一个沉淀池。老是在那里沉淀也不行,多余的水要放掉一点,含酚的污水。每年下大雨时污水要放两次。整个白洋河都受到污染,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们名义上用的是深井水,实际污水已经渗透进去了。那时候也没有水处理设备。我们吃的水都是白洋河边的深井水抽上来以后,加压送到各个厂。我们动了一番脑筋处理污染,做到了提粗酚,但是把水里全部的酚都除掉还没有做到。我们做实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尽量在煤气车间提取。粗酚还能卖钱。我们想继续做这个工作,必须加大投人。因为资金困难,后来没有继续再做,只能做到提粗酚了。

老百姓知道半座山的树都被熏黑了。煤气有时候多了,用不掉,朝天放煤气,就属于一氧化碳了,含硫而造成树木的死亡。现在回来的人,生癌的比例多,有的人在那儿就不适应了,有的是皮肤过敏,各种很怪的病都有。

我们厂生产的产品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因为上钢五厂派出去支内的人质量还可以的。我们是先建炼钢车间先出钢,然后再一步步来,接下来是锻造车间,因为钢出来以后有了钢锭,要把它成材。0l车间是炼钢,02车间是锻造,有3吨锤模锻锤,把钢锭打成锻材和锻件。另外筹建57高炮的零部件毛坯,大量的筹备工作,有400多个零件;有砂铸件、精铸件、锻件、铝铸件、压铸件、铜铸件,这些我们厂都要生产。我们后面有5家厂,我们是毛坯厂,在我们这一带,造57高炮的有胜利厂和前进厂一共5家在梅街后面。

我们把锻件、铸造件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再加工组装。我们当时是以军工为主,先把这项工作抓好,同时要养活这么多职工呢。钢要成材,把轧钢车间和钢管车间迅速投产。钢管任务比较重的是40火箭筒的燃烧室,放火药的。40火箭筒又叫三级火箭。30GMnSia钢管由我们制造,然后送到浙江临安的协作厂。他们再把40火箭弹总装好交给部队打坦克和碉堡。八五钢厂用两年多时间完成国家立项和上海的投资,总的号称是5000万的投资。当时的5000万元现在50亿也建不起来。上钢五厂也给一些免费的设备配件。八五钢厂在上海有一个办事处,专门有几个管设备的采购人员,面向全国采购冶金设备。

军用的比例很小,但是任务必须完成。轧钢车间号称能生产10万吨钢材,炼钢只有3万吨左右。钢不足,一个很小的电炉,每炉能出10吨钢,还有一个小电炉是做铸件用的,多余的钢水就铸钢锭而后轧成材再卖出去。轧钢车间要养活这个厂,钢坯不足,跟上海冶金局要钢坯,后来他们也有困难了,除了平价调拨以外,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买。我们到大冶黄石去买过,也通过上海市钢材公司买过,来平衡民用生产。

苦中有乐的平淡生活

我们认为职工在厂里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因为关心职工生活是党委很重要的一项议程。一个是党委重视,安排一位副厂长具体负责,同时建立起后勤的关系网。我们有小卖部,东西都从上海运过来,专门有车跑上海运生活物资,平均每天一部车在路上搞生活运输,油盐酱醋、肥皂、草纸都不愁,也有海产品。江苏浏河那儿打了海鱼,我们收购,在当地造一个冰库,储存好以后运到厂里,保证每个车间有荤菜吃。另外还有部分车跑到洪泽买鸭子,螃蟹上市了买螃蟹,到山东去买莱阳梨。这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车队。每个食堂的副食品都有保证,而且定期给大家改善生活。后来每周有两次炒小锅菜,每周四、周日单身职工可以自己点菜,有了下酒菜就可以喝点酒。为了搞好食堂提高饭菜质量,我们培养了很多年厨师,如去上海的和平饭店培训,全厂培养了几位一级厨师。

那里面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就是比较枯燥。为了解决枯燥问题,特别是晚上下班没事干了,后来放电影,每星期保证看一次电影,组织建立专业放映队,专门有人搞跑片儿的。后来有电视了,我们就在山沟里自己建了一个差转台,把上海的录像带拿回去放,也有人专门干这事,这是工会负责的。这样生活上稍微又有了些改善。我们还自行设计施工建了一个大礼堂。

钢铁厂少不了医务,每个分厂都有保健站,怕出工伤。厂部建医务室,小病可以看,又在外面招聘了一些医生。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是长江医院,这样医疗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团委又积极主动为大龄青年介绍婚姻,做好青年的思想工作。职工的生活比较好了点,但是大家还是想回上海,因为夫妻要团聚,老人要照顾,小孩子要读书。我们办小学、幼儿园,还办了一届夜大,培养了一些大专生。职工除去每年一次探亲假外,春节期间还多安排了一次调休。据我了解,八五钢厂没有贪污的现象,厂领导出问题的很少,因为我们的陈锁锁书记管得很严,教育干部廉政,他非常严肃,以身作则。

文革期间有一阶段不是搞大联合,老造反派不买账,想再次夺权。但是在八五钢厂,他们没有势力,因为八五钢厂老干部多,还有军代表,整个属于南京军区管的,具体管这项目的是饶子健副司令,他是管这个区域的军工的。上海警备区派出驻厂代表,我们叫他董团长。常驻我们这里的有3位,有管后勤的,有管组织关系的,都在厂部。如果有造反派闹事,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我们和地方的关系还可以。我们有专门的电影放映队。农民都来看,最远的来自30公里之外。他们有些从来没看过电影。一开始他们不出钱,因为我们是露天电影。后来建了大礼堂之后,我们给他们票价便宜一点。但是后来还是有矛盾,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我们就跟他们打招呼,我们职工有空位子就放他们进去。如果是放一两天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时间长的,就给他们看。

记忆中个别的闹过一次矛盾,是为了小菜场的问题,农民们要买菜,但这是我们的职工的福利啊。结果当地农民挖沟,不让我们的车辆通过。后来再跟县里面的人打招呼,疏通关系,县里面帮忙解决了,跟地方上的关系融洽起来。

农忙的时候,我们帮当地农民的忙,陈锁锁书记教育我们注意搞好和地方的关系,并且开会布置任务,生产可以停一停,让路,帮他们收割和插秧。另外,我们对他们有粉尘污染,还有路灯,造成他们的水稻减产,都会赔偿损失的。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每年给地方的税是30万元。他们到现在跟我们的感情还很深,还怀念八五钢厂。

八五钢厂部分领导合影(左二为许汝钟)

写信给张劲夫汇报小三线困境

由于往返运输成本高,我们厂当时还是亏损了。另外就是人心浮动,企业没有发展前途,办不下去了,不安定因素太多。有的夫妻闹矛盾、吵架,有的离婚,另外还有孩子读书受教育的问题,大家都要求尽快能回上海。这样连锁反应,导致各个车间矛盾越来越多。

我们厂当时还写了一个报告给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反映小三线的情况。我们觉得小三线那里的水、空气都不适合我们长期生活在那儿,梅村还有放射性的铀矿。这也是我们越级报告当中的一个内容,也是我们要求撤回来的一个理由。我们报告主要是讲生产经营有困难,建厂选址不合理不科学。另外群众不安定,多数职工是单身,家在上海家庭困难多,还有夫妻、孩子都在一个企业里,矛盾挺多,很难管理。比如说夫妻两人在一个单位里,处理了一个就得罪了另一个。

我们自己写的报告,把问题全都反映在里面,先向局里和市里口头汇报,他们都说管不了,说小三线是国家的事。我们走投无路,想办法跳了好几级,把报告送到北京去了。我们是以个人名义,不是以党委的名义送出去,就是个人签字,注上自己的职务,然后送到北京。开始我送到了冶金部军工办,冶金部军工办的主任我们也认识。他说这事不好办,我们没办法,这是中央定的。后来我跟我同学讲,我同学也在冶金部里,他说他试试看帮我送上去,送给了张劲夫。因此大约是1984年前后,通过我在北京冶金部的同学把我们厂写的报告送给张劲夫。张劲夫在上面签的字,允许上海市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权力下放,中央不管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也知道后方矛盾很多,再加上当时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原来是上钢五厂副厂长,跟我们关系很好。陈锁锁书记经常找他,直接把小三线的问题反映给他,希望得到市里的支持。他们同情我们。有了批文,上海市就可以处理小三线了。

张劲夫批示后上海市委胆子就大了。上海市委做了件大好事,解决了后方的大矛盾。不只是我们一个钢厂的问题,是全部小三线八十几个企业的矛盾,特别是胜利厂和前进厂这几个大厂,反映也比较大,几个局都感觉到这是个大问题。

回上海,没那么简单

撤回上海的时候不顺利,各个局要自己想办法,自己消化。比如我们八五钢厂这么多人,这么多家属,回来怎么安置。首先是职工的安置,开始冶金局说你们再建一个厂吧,局长也明确表态:“我们支持你们,在钱方面可以帮你们的。”我们就开始选址,开始在外围,不敢在上海,跑了很多地方,芜湖和稍微近一点的川沙。考虑到运输要方便,废钢要装卸方便,必须要靠水,靠交通方便的地方。常熟我们看下来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当时基建科的科长也是常熟人,可以拉拉关系。最后冶金局向我们“豁翎子”(上海话暗示的意思):你们可以再近一点吧。于是我们找到了崇明和杨行,看那里周围有土地农田,在那里建一个30万吨规模的厂是可以的。

我们那时候只有10万吨规模。我们想搞大一点,上海冶金局还缺钢。上钢二厂缺钢坯,我们借这个机会给上钢二厂供钢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开始筹建了。上海冶金设计院帮我们设计,土地也征好了,青苗费我们也付了。但是后来被上钢五厂知道了,上钢五厂厂长侯树庭说:“你们在大饭店门前怎么摆个粥摊!”

他是怕以后他们的饭碗被抢。另外,他看中了我们八五钢厂的一批骨干力量,人才也有,将近2500人可以利用。他就设法说服冶金局,说服不了冶金局,他又设法说服市领导。侯厂长脑子很活络,很能干。最后市里面做冶金局的工作,冶金局再做我们的工作,把那个摊子收掉,正式进上钢五厂。上钢五厂当时说全部进厂吸收不了那么多人,就采取分灶吃饭,以劳动力结算付工资,造房子自己解决。

我们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些钱,造房子用我们自己的钱和上钢五厂给的劳动工资。据侯树庭回忆,上钢五厂从每吨钢材的利润中拿出600元,总计2.5亿元给八五钢厂造房子。但是一下子造不起来,没有那么快。在过渡的时候就通过上钢五厂部队的老军营,上钢五厂给我们装修一下。得到上钢五厂行政和党委的帮助,上钢五厂党委副书记张长林对我们很有感情,他尽快、尽量想办法帮助我们。有的回来的群众也确实没有办法,没有亲戚,没有地方投靠的,就在改造后的营房中过渡了一下。

与上钢五厂分灶吃饭维持了一段时间,上钢五厂跟市里讲条件:“我收了这么多人,市里要给五厂上新的项目。”兄弟俩吃一碗饭不行。最后上海市批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沪昌特钢,年产30万吨的轧钢车间,还有一个快锻。有了这两个项目以后,上钢五厂才安置消化了这些人正式进厂。

【受访人简介】

许汝钟,男,1938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校。历任上钢七厂技术组技术员,新沪钢铁厂技术组技术员,上钢五厂技术科副科长,上海八五钢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上钢五厂特钢筹建处处长兼上钢五厂副总工程师等职。

(文中图片由徐有威教授提供。文章内容原载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鸣谢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度宣传推介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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