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宗耀：身为胡耀邦的第二任秘书，我却没有一张和他的合影

郎宗耀随同胡耀邦去川北

1949年12月30日，解放军18兵团先头部队进占成都。1949年12月18日，中央西南局电告以贺龙为首的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

同意组织川北党的临时工委，以胡耀邦为书记，赵林为副书记。川北政权组织可直接以行署名义出现，不必用军政委员会过渡。奉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电令，发表行署政府主任，现行到职，随即报中央政府。

也就是说，成都解放之日，就是胡耀邦告别军旅生涯之时。两个秘书，贺明和郎宗耀，都随胡耀邦去南充（川北区首府）吗？贺明表示，自己不去川北了。贺明是抗日战争中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曾任晋绥军区机要股长，原先是初中文化程度。他觉得，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大城市里文化水平高的人多了，首长身边应该由受过较好教育、文化修养高的人来当秘书。他本人希望去上大学。

胡耀邦同意贺明的选择，决定由朗宗耀专任秘书，随同他一起去川北。

胡耀邦收回执行死刑权

川北多山，数百年来土匪出没。国民党政权溃败之前，做了潜伏布置，暗藏特务和原有的土匪相互勾结，在川北解放后不断策动暴乱。从1949年年底到1951年6月，此类暴乱达90多起，新政府工作者和农民积极分子数百人被杀害。

新政权的清匪反霸立即展开，并且与 1951年开始的“镇反”运动相连接。

1950年5月7日晚9时许，位于南充仪凤街川北行署大院内的行署职员宿舍突然着火，宿舍被毁。大火扑灭后，在现场发现一条浸透煤油的裤子，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纵火。

得悉此事，正在重庆开会的胡耀邦赶回南充，督促侦破。《川北日报》记者孙阳在现场采访后撰写了消息送胡耀邦审稿。消息最后一句是：“我们可以断定这是匪特有计划的破坏行为。”胡耀邦审稿时加上了一句：“领导上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该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在胡耀邦催促下，川北公安厅加紧侦破，在1951年2月将合谋纵火的11人全部缉拿归案。

郎宗耀跟随胡耀邦处理此事，胡耀邦办事果断，考虑问题全面，给郎宗耀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川北剿匪、“镇反”首尾相连，至1951年2月，全区（川北区相当于省的建制）处决恶霸及匪特642人。对这批人的审讯和处决，控制得比较严格。然而从3月开始，随着全国“镇反”扩大规模，川北镇反规模也跟了上去。3月至5月间，川北“镇反”处决11185人。这一方面彻底摧垮了川北残存的反抗力量，但也出现了轻率捕人杀人的现象。

1951年4月17日，胡耀邦在区党委会议上听取镇反汇报，即感到工作粗糙，死刑判处得太多了。他明确地说：“可以不杀，以不杀有利，可以不杀而杀，对我们没有利。”

此前的4月1日，胡耀邦已经提醒川北区公安厅长董弼臣，不要错杀。4月23日，胡耀邦审阅川北公安厅一份关于匪特“投毒”通报时发现有问题，援笔批示：“这其中的许多情况，我不相信。特别是所谓126名投毒者，我敢肯定有错。通报如不实事求是弄清再发，有害无利，只有造成下面惊惶失措。现在已有此现象，望注意。切勿因此造成夸大敌情，盲目从事之危险，并请你们厅内所有同志注意此事。”

胡耀邦察觉到“镇反”出现偏差，应予纠正，而且对于搞株连的做法特别反感。一天早晨，胡耀邦一边起床一边听取郎宗耀的汇报。郎宗耀向他报告说，在剿匪、“镇反”中有草率杀人的情况，有一次把一个12岁的孩子株连到一起，杀了。

胡耀邦一听，当场就发火了，袜子没有穿好就骂了起来。他立即确定，判处死刑的权力不能过度往下延伸，下面一旦杀红了眼就难办了。他嘱咐郎宗耀，马上起草文件，把执行死刑的权力从下面收回来。

随即，胡耀邦给川北区公安厅写了批示：“从广元、蓬安、南充市三处我最近阅看的材料中，我确认为我们现在镇反中出现过一种过左情绪。似乎有些同志是为了彻底而用彻底的办法搞彻底，有些同志似乎并没有了解我们是为了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而镇反，还有些同志对特务界限并不明确。还有些同志对中央清理中内层的捕杀原则并没有真正了解。还有一些同志量刑时又忘记了某些罪犯是否立了功。我相当担心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你们及时了解情况，严防偏差。如果一旦出偏差，那我们就无法挽救了。”（胡耀邦在川北》史料集，四川团省委青运史研究室、江油市党史研究会1989年8月编辑，第65页）

1951年5月上旬，胡耀邦召集区党委和公安厅长、副厅长会议，检查“第二期镇反”的经验教训。郎宗耀认为，这时的胡耀邦已接触到依法量刑的问题。虽然他在讲话中还没有提及“法治”概念，但相比于四川其他地区，川北在“镇反”中的死刑数量比较少。

这时的胡耀邦血气方刚，打破一个旧世界以后，还需要时间来思考和解决建立新秩序的艰巨任务。胡耀邦这时能做到的是，明确“捕人权”属于县以上政府。在这次会议后，整个川北仅胡耀邦一人掌握批准执行死刑的权力，“镇反”过火受到明显扼制。

从川北解放到1952年4月底，川北区在“镇反”运动中共对18758人执行了死刑，其中大部分死刑于1951年3月至5月间执行。此后死刑明显减少。

1952年6月27日，胡耀邦在川北侦察科长干部会议上宣布，川北“镇反”“基本结束”。他说：“浮在面上的敌人基本肃清了，今后不会再有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了。”

胡耀邦自查公款报销后，写了份检查

在南充，和平环境中胡耀邦的读书条件大大改善了。在南充和重庆，喜欢读书的郎宗耀为胡耀邦逐渐买齐了《二十四史》。对浩翰的史家经典，胡耀邦时常翻阅。有一次，胡耀邦不知听谁说，毛泽东近来读了章太炎的《訄书》，就要郎宗耀去找来细读。

胡耀邦经常到重庆开会。其间如有闲暇，喜欢到书坊之间走走看看。如果没有时间，他就要郎宗耀代为一观。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开展起来了，胡耀邦也要清理一下自己的工作账务，他吩咐郎宗耀，看一看从成都到南充以后，他一共花了公家多少钱？

郎宗耀依令而行，细细算了账单。结果是，到南充约两年，胡耀邦总共在公家处报销700多元，其中500余元是买书款。此外是一些胶卷和几件胡耀邦用起来顺手的办公用品，如毛笔墨盒之类。当时实行供给制，这些已按规定报销。还有就是在重庆买了几个镀金的毛泽东纪念章，是胡耀邦看了喜欢要郎宗耀买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去，购买这几个纪念章并非办公必需，只是出于对领袖的尊爱。

胡耀邦看来是有察觉的，觉得报销的钱不少。他在听取郎宗耀报告后写了一份检查，说自己花公家的钱花多了，今后要注意。后来胡耀邦有了固定工资，就用自己的工资买书了。

其实，除了一点津贴费，在川北的胡耀邦还是有一点收入的，那就是稿费，主要是给《川北日报》写社论、评论的稿费。得到这类稿费，胡耀邦除了给父母一些零用外，用一些和身边部下打了牙祭。

胡耀邦性格活跃，也喜欢享受一点小口福。战争年代他的职务算是比较高了，但是品尝美味佳肴的机会还是很少。到南充以后，胡耀邦很快发现这里的麻辣毛肚火锅又好吃又便宜，就对郎宗耀说，找个什么地方好好吃一顿，打打牙祭。

郎宗耀说，这有何难？南充到处都有毛肚火锅。

郎宗耀为人爽快，带警卫员陪胡耀邦到街上找餐馆吃了一顿毛肚火锅。谁知吃过一顿就放不下了，胡耀邦有时会在晚上肚子饿时跑出机关大院到街头小摊美餐一顿。有一次正在当街的桌上吃着，被公安厅长董弼臣一头撞见。董厅长是一个认真的人，事后叫来郎宗耀严肃批评说，你怎么可以带首长到街上去吃毛肚火锅呢，多不安全呀！

郎宗耀表示接受，回来向胡耀邦报告。胡耀邦闻言一笑，以后就较少在马路边吃了。但他对南充毛肚火锅的喜好始终保持着，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品尝一次。

在川北的两年很快过去了。1952年夏，中共中央对各大中央局负责人进行调整，同时调整许多省区的统辖范围。四川的4个大区重新合并为四川省，原先4个区负责人重新安排。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则在1952年7月进京担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

1952年6月7日，郎宗耀接到张际春从重庆打来的电话，通知胡耀邦，中央打算调他到北京，担任建工部部长。当时胡耀邦正在前面的办公室办公，听到秘书传唤，等了一会儿才走出来接电话。

胡耀邦接受调令，觉得去北京更加专心一意地搞建设，当建工部长应该高兴。其实，按胡耀邦的心愿，他倒是对教育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他甚至表示过，如果把他调到北京搞教育工作，他将非常乐意。但他也意识到，自幼受正规教育不足，特别是未曾进过大学读书，而党内大学问家也不少，教育部长一职，恐怕是不会考虑他胡耀邦了。（2001年6月22日在北京访问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记录）

离开川北在即，胡耀邦也要安排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要郎宗耀跟着去北京。但是郎宗耀不想接着当秘书，他想上大学，婉转地对胡耀邦说：“你走得很急，很多东西还没有整理，我先留下来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另外，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得到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最好是上大学。”

胡耀邦说，想上大学是好事，他马上就同意了。

护送胡耀邦家属等进京

胡耀邦来川北后调到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曹令中表示，他愿意随胡耀邦进京。胡耀邦当即点头同意。

胡耀邦于1952年8月初到北京，未曾想原定岗位变化了，毛泽东点名要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对家庭看得很重，新任职务一旦确定，就给远在南充的妻子李昭去信，要她带上一家人来北京团聚。

这一家人，包括胡耀邦父母、侄女胡素贞，还有李昭的母亲，再有胡德平、胡德华，又加上刚刚降生的小女儿李恒，其实是4户人家整整8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一路上需要有人照应。

这个人还是郎宗耀。

胡耀邦一走，郎宗耀就到了重庆铁路分局工作，而且很快考取了北京的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正要动身去北京，原川北区党委组织部长李登瀛找到了他，说：李昭要带那么多人到北京，一路上交通不便。现在你已在铁路部门，就再出一次力，送他们到北京去。

郎宗耀一口答应。这年 9月中旬，郎宗耀陪同李昭一家乘坐吉普从南充到重庆，休息3天后乘船到武汉，换乘火车到北京。等到达北京，已经过了国庆节。

胡耀邦的一大家人陆续安顿，郎宗耀却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患上了肺结核，赶紧安排治疗。再后来，他转到外贸部门，当过多年的驻外经济参赞。

遗憾没有与胡耀邦合过影

郎宗耀常年国内国外地交替工作，逢年过节，或有什么别的机会，会上门看望胡耀邦，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属君子之交。家中见面，一杯清茶而已，偶尔会留下吃一顿便饭。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多次访问郎宗耀，聊天之间，他感到遗憾的是，相知半个世纪，没有与胡耀邦拍一张合影，连胡耀邦的一个字条也没有留下来。

以郎宗耀的说法，到北京以后，胡耀邦的职位越来越高了，就不要去打搅人家了。但在“文革”中，郎宗耀多次看望胡耀邦。

1976年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掀起高潮，出掌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因为“科学院汇报提纲”挨整，被逼着写检查，急火攻心，肠胃功能紊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郎宗耀闻讯前去看望胡耀邦。他和胡耀邦无话不说，见面以后就对老首长说：“你们湖南浏阳出过一个谭嗣同，你也想学他变法吗？”

胡耀邦有病是实情，这天没有力气和郎宗耀打趣，对老秘书说：“我的胃很不舒服，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好医生，把我的胃好好查一下。还有，这个小病房条件差了，最好给我换一个病房。”

郎宗耀一听，不再开玩笑，马上说：“正好，我认识这里的陈敏章大夫，他是肠胃疾病专家，如果他做胃镜，病人的痛苦就轻多了，我马上就去找他。”

郎宗耀说办就办，马上找到陈敏章，说胡耀邦正在你这里住院，有两个要求，一是最好请你给他看看病，二是调换一个病房。

陈敏章说，前一个好办，我现在就去给他看。后一个嘛，陈敏章用手指一指天花板，说：“这可不好办。”潜台词，这是上边的安排。说罢，陈敏章就和郎宗耀一起到病房看望胡耀邦。陈敏章为胡耀邦认真检查，结果认为没有大问题，安心休息就好。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出山，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坚决地推行改革开放。郎宗耀认为，这符合胡耀邦的思想与性格。只是，胡耀邦更忙了，郎宗耀到他那里去得也少了。

话说回来，20世纪90年代访问郎宗耀前辈之后，我也有10多年没有再和他见面。去年找到机会特地上门看望88岁高龄的郎宗耀前辈，我抱着最后的希望，盼着找到一张他和胡耀邦在一起的照片，哪怕挨得近些也好。

感到苍凉的是，岁月剥蚀了郎老前辈的记忆，他已经不能再和我说什么了。我没有找到期望中的照片，却在他的相册里发现一张在川北工作时期胡耀邦的照片，显然是照片主人留给郎宗耀的。

我取出这张照片，递到郎宗耀前辈面前，他马上清晰地说：“耀邦。”

这是那天见到郎宗耀前辈时他说的仅有的两个字。

2017年2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