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下）

四、研究发现

（一）中国超级妈妈：工作跟孩子一样不能丢

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这是一种客观情境。但是，身处此种情境中的工作妈妈也有自己的主观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增大了家庭和个人的选择自由。退出职场回家带孩子，就是一项选择，例如，一些国家出现了“主妇化”现象。但是，在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中，无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还是相对较差，妈妈们都认为，工作跟孩子一样不能丢。

孩子不能丢，工作我也不能丢。两边我都丢不起，最困难的是这一点。好辛苦，有时晚上喂完奶还得挺起身继续加班。（妈妈，案例10）

这位妈妈所表达的是一种明确的个人态度和选择，即两头不丢，愿意面对压力。我们将此看作超级妈妈群体的主观性特征，它反映了妈妈们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与担当，并折射出历史与社会条件在观念上的形塑作用。对此我们分别从工作与育儿两个方面来认识。

1.工作文化与女性价值

本研究所访谈的家庭成员，大都认可母亲工作对于家庭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明显例外的情况来自于一对农民工夫妻。留在家乡本省打零工做小生意的丈夫，要求到外地做家政工的妻子放弃工作，回家带孩子。妻子则明确拒绝，理由是回家做饭带孩子就要受气，而老公并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案例15，已离婚）。在她看来，工作不需要理由，不工作才需要理由以及必要条件。

这种平等的工作文化（妈妈也要上班）根基于双就业家庭模式，同时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来源。首先，中国的家庭传统崇尚勤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竞争条件下，它演变成为一种“奋斗个体”精神。其次，有研究者分析过，来自国家的妇女解放话语形塑了1949至1990 年的工作母亲的观念。这种话语将“参加社会劳动”看作妇女解放的前提，将全职家庭妇女视为“不劳动的寄生虫”。还有研究者认为，与西方社会的公私领域相互分立制衡不同，中国的集体主义时代具有“公私镶嵌”、“私嵌入公”的结构特征。其中，“公”（即工作）是第一位，“私”（即家庭、夫妻、育儿、照顾等等）则是第二位。

本研究从侧面佐证了上述观点。案例家庭中的祖辈，年龄约接近60岁或60岁以上，他们都将女性（母亲）工作看作很自然的事情。祖辈们会感叹现在带孩子真不容易，也担心年轻父母忙不过来而愿意提供帮助，却几乎没有人质疑过妈妈为什么要上班。

然而必须看到，虽然两代妈妈都是工作妈妈，但是年轻一代的观念中，“为什么要工作”的理由已经有很大不同。

孩子现在4岁，衣食住行、旅游、保险、兴趣班林林总总，估计花了30 多万……我老公公司业务转移到国外，中国区很可能不会留人，他正在找下家。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只要公司不倒闭，我打算干到退休，绝对不会辞职回家。（妈妈，案例1）

很明显，工作的理由来自于对育儿成本和家庭经济考虑，来自于妈妈对于夫妻分工的自我定位。换言之，工作不仅是因为国家需要，而且是因为家庭需要和自己需要。因此，这位妈妈的叙述包含了重要的视角变化，即从国家视角转变为家庭及个人视角。无论是工作还是育儿，都是家庭的事，也都是自己的事。她在规划自己的家庭，并表现出独立性和自主性。当然不是每一位妈妈都能够说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但她们都知道自己是自身的经济支柱，其收入也是家庭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她们以此方式确认了女性的价值。

2.育儿压力与母亲焦虑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女性在职场上的竞争压力增大。与此同时，被看作女性责任的育儿难度也在加大。

过去老一辈养孩子叫“拉扯”， 我们小时候是“圈养”，现在的孩子个个都要“精养”。（爸爸，案例7）

精养对妈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花时间陪伴，最大限度地在场之外，掌握科学喂养、安全陪伴、早期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也变得非常重要。

妈妈必须具备育儿知识和技能，否则再多人帮你，经济条件再好，哪怕全职在家，你对着孩子一样是懵的。（妈妈，案例13）

这种感受同欧洲社会的家庭现代化变迁有着相通之处：“生活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和谐的日常生活变成了要有大量准备才能获得的成就”。中国的一个特点是，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发展催生了一种竞争式的育儿文化。培养孩子要从一出生就开始，是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独生子女家庭更是如此。但如果工作要进步，孩子要精养，就意味着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加剧；而妈妈们很难事先完全做好准备。这带来长达数年的压力感和焦虑感，就像“蜡烛两头烧”（妈妈，案例13）。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影响再生育决策。

我太太坚决不生（二孩），她觉得养孩子、教孩子很花时间精力，工作又那么忙，好不容易熬到孩子上小学，再来一个搞不定，还会影响对女儿的培养。（爸爸，案例2）

由此可见，一方面，原有的来自国家的妇女解放话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奋斗话语，共同支持母亲工作。另一方面，复兴中的传统母亲形象与新兴的现代化的“好妈妈”标准，又共同强化了母亲的育儿职能。两个方面相叠加（各自又含有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构成了超级妈妈特有的冲突体验。在这样的情景下，工作和孩子都不丢，是一项“需要大量准备才能获得的成就”。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协调各种资源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如果资源不能持续，妈妈的努力可能只到生育一胎为止。

（二）构造中国式的“工作-家庭平衡”格局：妈妈们的微观策略

通过对案例中的家庭成员的深度访谈，我们发现，工作妈妈们运用三种微观策略来构造“工作-家庭”平衡格局。一是调配经济资源，安排居住空间；二是动员人力资源，建立育儿网络；三是重新分配时间，明确分工与合作。

1.空间居住安排

为实现“工作和孩子一样都不能丢”，工作繁忙的妈妈大都会求助祖辈的帮助，由此形成代际协助育儿的局面。在这里，难处不在于祖辈的意愿，而在于安排出彼此邻近或同住的居住空间。

家里哪个老人能帮带孩子，大家心里头有数的，一般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反而是老人来了怎么住，这要花时间、花大钱解决。（妈妈，案例8）

代际居住安排涉及一系列购房选择，需要夫妻双方乃至两代人的规划与行动，彼此的合作与妥协。访谈的双职工家庭大部分规划意识很强：有些家庭的老人很早就催促购房，有些夫妻结婚时通盘考虑，有些夫妻则婚后有了生育计划立即换房。

我们跑了二三十个楼盘。要考虑面积和户型，小孩房、老人房、书房、夫妻房，面积就不可能小。还有地点，附近要有幼儿园、学校和医院，方便老人看病，接送孩子入托、上学。面积大，只能选在郊区，但是得保证我和我太太每天通勤时间不超过2小时，家里有什么事我们得赶回去。符合这些条件的楼盘我们基本都去看了。（爸爸，案例9）

住房安排还涉及对家庭金钱、资产的调配。来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的妈妈，展示了出色的理财意识和能力。案例1中，妈妈说服丈夫在自己父母家同住了五年。不仅得到老人协助育儿，还攒下钱作投资，最终在老人家附近买到学区房，协调了工作与老人及孩子照顾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上一代父母对女儿在教育上持久密集的投入，培养了年轻妈妈在现代社会挺立的能力。

而作为独生女的妈妈，则展示了对家庭资源较高的动员能力。受访家庭的老人普遍愿意给妈妈们提供支持，这既是对家人的责任，也含有养老的期待。但是，比起非独生女，身为独生女儿的妈妈更能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代际之间保持较强的亲密感。换句话说，身为独生女儿的妈妈能够从传统和现代两边汲取养分，动员出家庭资源支持居住安排。因此，老人对独生女妈妈的购房支持力度很大，包括支持首付、直接提供住所、买家具甚至给第三代购买保险。

相比之下，在经济条件较差、房产较缺乏的家庭，共同的策略是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居住空间，例如改建（案例12）、加建（案例11）。代际居住安排呈现出长期而稳定的三代同堂，居住条件较为恶劣。

对进城务工的妈妈来说，城市里没有固定居所，她们必须在远方为孩子构建比邻亲属的居住空间。

两个女儿跟我，他（前夫） 不要，不可能继续在他那里住，也不可能回娘家住，分家了嘛。大女儿上大学，小女儿一个人在家，上初中每天晚上从县城中学回村里不太安全，我在县城买了套房。有什么事我大姐和妹妹也能过去照看一下，她们都搬到县城。（单亲妈妈，案例15）

此类妈妈动用家庭资源非常困难，反而受到传统婚姻和家庭规则的约束。尽管建立了比邻姐妹的居住安排，但是高度不确定。而且，购房动用了个人全部积蓄和赡养费，还需要在城里持续工作以还贷。她们看似有房有工作，实则陷入巨大的经济风险。

2.建立育儿网络

在一定的空间安排下，妈妈需要动员和组织祖辈、父亲、亲戚等成员参与育儿，建立密集的照顾网络（见表2）。12个双职工家庭中，只有4个家庭（曾）聘请钟点工或保姆分担祖辈的照顾压力。一方面，即使对于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长期雇用保姆依然是一份不小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父母们普遍反映“找到一个靠谱的保姆很难”。保姆照看可能有安全风险，也有随时辞职的不确定性。相反，孩子交给老人带“更安全、更放心”。

受访家庭中，大部分老人都愿意帮子女带第一个孩子。一方面，他们高度体谅子女的工作需要和育儿压力，自己退休有时间且只有1至2 个子女。“肯定是要帮的”，“不帮说不过去，会被人说的”，是祖辈们的共同观点。

另一方面，老人们从自身考虑，希望通过带孩子减轻晚年生活的孤独寂寞感，也为子女以后照料自己多加一份保险。双独父母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甚至出现两边老人争着带的情况（案例3）。即便在非独生子女家庭，老人也愿意为女儿带孩子，不必然遵循父权制下祖母照料孙子女的传统规范。案例8的老人帮儿子、女儿都带过孩子，甚至有6个城市双职工家庭动员出（外）祖父参与照顾孩子。

换句话说，独生子女政策下形成的小型化家庭结构、弱化的性别偏好、老人对赡养及情感的需求，都为妈妈们动员双方家庭祖辈协助照顾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是，在二孩照顾问题上，妈妈需要在代际之间做大量的动员和协调工作。最近的研究发现，曾经带过一孩的祖辈不愿意再带第二个孩子。受访家庭通常采用三种方法动员祖辈：两边祖辈轮换，两边祖辈各带一个，或者雇请保姆协助祖辈。案例9 家庭协商出轮换的方案，不过两边祖辈都不想带二孩，采用“拖延”、“推脱”、“请假”等策略减少照顾压力。又因（外）祖母是主要协助者，这些都需要妈妈沟通和协调，动员和组织，也要妥协和忍让。非独生子女家庭里（案例8、案例13），老人在照顾完一位子女的1至2 个孩子后，已经不愿意再带了。动员无效的情况下，“不生二孩”成为不少一孩妈妈的选择。

当两边祖辈都无法帮忙时，妈妈如何动员爸爸参与育儿变得极为重要。现有文献从阶层差异角度，解释儿童照顾过程中的夫妻博弈。受教育程度较高、有较多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的女性，能够促进双方更平等地承担育儿责任。非隔代育儿的案例13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点。妈妈的收入、职业类型和教育水平均高于爸爸，在教育、照顾、就医等育儿问题上，爸爸更愿意相信妈妈的判断，共同分担与合作。

育儿之前首先要育爸爸。钱我挣，孩子我带，这样的男人要来干嘛? 而且，两个人要统一育儿知识，我也放手给他带，不会担心他带不好就不让他（带）。买菜、买早餐、做饭、洗衣服、带孩子这些活基本上我老公都有做。（妈妈，案例13）

另外需要注意一点，比起他们的父辈，男性自身也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从观念上看，许多爸爸愿意学习，教育程度高的爸爸更是如此。他们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目前的竞争环境，能够清楚陈述育儿观念，也愿意为妈妈提供更多的支援。有两位爸爸（案例6、案例7）正在考虑更换工作，以便减少通勤和工作时间，更多地提供协助。从实践上看，部分爸爸参与了儿童早期教育、陪伴、游玩、就医等辅助性的照顾工作。部分二孩爸爸能够从一孩养育经历中反省自身，快速转变育儿方式。年轻一代爸爸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其育儿观念转变，是妈妈成功动员核心家庭资源的有利条件。

对进城务工的妈妈来说，有留守老人带孩子是相对较安心的情况（案例14）。但是，案例15 中的单亲妈妈无法动员祖辈，只能以每月支付1200元的条件，说服姐姐帮助照顾自己的小女儿。也就是说她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但照顾密度和质量远不如城市家庭。

3.重新分配时间工作

妈妈之所以超级，归根到底是实现了照顾时间的再分配。在隔代育儿的双职工家庭，妈妈无偿征用了祖辈的闲暇时间，用来填补自身照顾时间的短缺。

从访谈情况看，相较于爸爸，妈妈和祖母的干活时间都非常长，而且强度大。以三代共居、照料10个月孩子的家庭（案例7）为例，妈妈工作时间很长，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儿童照料；外祖母主要时间用于儿童照料和家务活。爸爸的工作时间比妈妈稍长，但是儿童照料和家务劳动时间远少于前两者。也就是说，在没有外祖母协助、男女照料责任划分不平等的情况下，妈妈不可能外出工作，甚至还要压缩睡眠时间。但是，在向外祖母“借用”了大量时间后，妈妈的时间有了富余，她才能做到工作跟孩子一样都不丢。

当“被借走”大量时间后，受访的祖辈们普遍反映，因为要带孩子，平时没时间去旅游、上老年大学，也没时间跳舞唱歌，连跟朋友聚会的次数都减少。祖辈们清楚地将“带孩子”界定为“上岗”或“上班”，突出其时间长、强度高、责任大的特点，但是不计酬。相反，不需要照顾孩子的外祖母（案例10），则能够继续工作，增加自身收入。这表明，在隔代育儿的双职工家庭里，祖辈（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健康、社会参与以及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损害。

大部分受访的妈妈清楚地意识到，祖辈高强度、长时间、不计酬的服务投入，对老人个人而言是巨大牺牲。她们采用两个方式来维持时间调配。一是物质补偿；二是情感反馈，让祖辈感到“被尊重”。

你不能把父母看成纯粹帮你带孩子做饭的劳动力，我们现在搬出去住，小女儿出生后，换成我爸妈来帮着带。但是你不能剥夺了爷爷奶奶跟两个孙女相处的时间。所以下午由我公公去幼儿园接大女儿回家。他们在路上聊天，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时间。（妈妈，案例6）

与金钱等物质相比，情感、尊重对维持代际关系的育儿支持更重要。但是，必须承认，在超级妈妈的家庭支援机制中，存在年轻一代对老人的代际剥削，导致后者利益受损；其中，老人的时间损失远非物质和情感能够弥补。

在没有祖辈参与照顾的家庭里，妈妈采取两种策略对时间做再分配。一是夫妻之间对照顾职责做时间再分配。“我和老公一起养家一起承担家务”（妈妈，案例13）。也就是说，男性不是以保证工作为前提，闲暇之余协助女性做家务及照顾孩子；反之，对女性也是同理。因此，照料劳动不是基于性别分工，而是更为平等的分担。二是女性保持自身工作高度的灵活性。一位以翻译为自由职业的妈妈，在孩子三岁以前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

口译要出差，老公一个人带不过来，只能放弃，尽量多接笔译，客户会流失一些……笔译也有时间节点，可是孩子不同阶段对你的时间需要也不同，我要掌握住两边的节奏……孩子大了之后，睡眠时间变短，拽着你往外跑，我只能晚上等孩子睡了熬夜工作，或者趁他还没睡醒，早上起来做。（妈妈，案例13）

工作灵活性的好处是便于协调工作与育儿的两难，但是她也表示，由于从事自由职业，社保和医保都比别的妈妈差了一截，长远会有养老担忧。

对进城务工的妈妈来说，让孩子“随迁”是首选方案。但是受职业性质、经济条件、住房环境和城市入学资格等限制，这不容易实现。那么在孩子幼年时期，妈妈的共同策略是保持城乡之间的迁移能力，以便解决重要或突发事件，如孩子生病、考试等。

在养老院是按天干，不是按月干，没有长远的打算，随时家里有事随时走。没有打算考护工证，机构给钱我们参加培训，如果不在这干了怕亏欠。（妈妈，案例14）

也就是说，为保持自己的灵活性，这部分妈妈的“理性选择”是不追求稳定岗位，不做长远发展规划，也不投资于职业技能培训。但这使得她们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即便有户口积分制等改革措施，也无法在城市中获得使孩子随迁的资格。她们是工作妈妈这个群体中的一个次级群体，同样努力于“工作与孩子一样不能丢”。但在城乡差别和远距离流动工作条件下，她们容易陷入极端困境中。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出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超级妈妈”通过动员、组织和协调家庭亲属资源，在微观层面上促进了家庭团结。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和家庭变迁的时候要注意到，一方面，家庭在变小，传统的大家庭越来越变成相对离散的核心家庭。另一方面，家庭也在变大，围绕着育儿（及养老），代际之间和亲戚之间，又组合成功能性的紧密网络。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代际及亲属居住形态（空间与距离），也变得多元和流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女性付出及家庭团结成为解决新旧风险叠加的微观机制，一定程度上，也是家庭居住形态变化的微观动力。

其次，“超级妈妈”及其家庭付出，填补了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当政策目标和制度资源主要用于发展经济及补偿经济损失（即抵御老风险）的时候，儿童（及老人）照顾所需要的资源，很大程度上由家庭自行组织和提供。从新风险理论角度来看，“照顾”与“工作”一样，都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在照顾领域中，中国的“超级妈妈”及其家庭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福利提供者。因此，承担照顾的职业女性以及她们的家庭，不是福利的索取者，而是福利的创造者，应承认其社会价值。

再次，“超级妈妈” 及其育儿支援网络有脆弱性，也包含不平等。有许多因素，例如儿童数量增加，地域流动性增加，多子女家庭，居住条件受限等等，会削弱家庭照顾资源。在一孩条件下有效的代际协作网络，在二孩条件下会出现难以持续的问题。此外，过度依赖祖辈的帮助，会给祖辈（特别是女性）带来压力，减弱她们晚年生活的自由度和幸福感。更重要的是，经济条件较优的城市家庭举全家之力增加育儿的资源投入，客观上使流动务工群体的家庭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加相形见绌，不利于切断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

要更好地认识中国超级妈妈的贡献与特点，还需要有国际比较的视野。但这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本研究仅从两个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思考。

其一，与韩国的情况比较可以看到，韩国女性大都是育儿期间退出职场（近年来，韩国高学历的年轻白领女性选择不婚、晚婚、少生或不生的情况逐步增加，有韩国学者认为，女性采用这些方式回避因结婚、生产和育儿对自己生活及工作造成影响），若干年后再重新就业，形成“M型生活道路模式”。同时，韩国妈妈在育儿方面的援助资源较为多元，除了家庭网络之外，还有朋友及邻里的互助网络，以及类型多样的（3 岁以后）托幼、保育和教育设施。比较来说，中国女性的生命历程更多地是持续就业的超级妈妈类型，在育儿方面则更集中地依靠家庭亲属网络，很少见到社区邻里互助的案例。

其二，从西班牙最新研究中可以看到，“超级妇女”逐渐成为一种历史现象。新一代西班牙职业女性，越来越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再当“超级妇女”。她们选择晚婚、少生、不生或者从事兼职工作。这导致妇女劳动参与率偏低，生育率在欧洲国家也属偏低。这提示我们，研究中国的超级妈妈也要有长时段的观察，并特别注意其中的变化与社会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主张，应将“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提到政府的政策议程上，高度重视提升女性和儿童的社会福利。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可以从最基本的分类开始。根据本研究分析，城市里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工作妈妈，相应的政策措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第一种是常规就业的妈妈。考虑适当增加母亲的育儿假，同时重视发展0至3 岁托幼服务体系。除了政府投资以外，可以鼓励社会投资，规范市场化的托幼服务，来为协助育儿的祖辈提供喘息服务。长远来看，应考虑为爸爸设立育儿假，推动照顾责任的性别平等。此外，要特别重视此类中的次级群体，即生育后辞去工作、数年后再就业的妈妈，为她们提供重返就业市场的激励措施和配套的保护措施非常重要。

第二种是非常规就业的妈妈，包括工作时间灵活的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以及个体经营者。这种类型的妈妈们，自己有条件处理时间分配，但可能需要社区层面提供临时性的照顾支援网络。同时，她们在工作机会的长久性及医保、社保等方面有特定问题或者困难，需要政策扶持与对接。

第三种类型是进城务工的妈妈。尽管不能称其为“超级妈妈”，但是她们事实上付出巨大个人努力，组织家庭亲属资源帮助照料孩子，而且背负更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这种类型的妈妈为有条件照顾孩子而必须离开孩子，为应对照顾危机又无法稳定工作。打破这种困局需要顶层制度如户籍方面的改革，实现孩子与父母随迁。作为过渡性措施，可以考虑在特定区域、特定行业为此类妈妈建立临时性托管机构，提供探亲补助或者探亲假等支援。（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原题：“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基于广州市家庭儿童照顾的实证研究”。略去参考文献，正文有简化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