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衰落,让美国梦变成“噩梦”
在经济动荡，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现实。事实上，最富裕的人们以及大企业从来不为民众着想。大多数美国人生活艰难，对未来失去信心时，富人却更富裕了，大部分新增财富都流入了金字塔尖1%的富人之手。
美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这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绝大多数财富都控制在很少一部分的权贵手中。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主要国家里最大的，也是自1920年以来最大的。在我看来，解决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一个道德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
如今，我充分意识到共和党们对于“分配财富”这一概念紧张至极。但过去35年见证了巨大的财富再分配。
不幸的是，财富再分配流动方向完全错误。数万亿美元从中产阶级手中流出，转而流入千分之一的最富裕阶层的银行账户中。1979年，最顶尖的千分之一的富人持有全国7%的财富。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2%。
过去15年间，美国亿万富翁的人数是原来的十倍。2000年，美国有51个亿万富翁，他们的总净值之和仅是4800亿美元。而今天，美国有破历史纪录的540个亿万富翁，总净值之和为2.4万亿美元。
如今，篮球明星一年可以赚到上千万美金，他们在靠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场地打球，但整支球队的老板却是亿万富翁。而儿童护理员赚着最低工资，残疾的老兵无法靠每年12000美元的社保生活，这样的情形多么荒谬。但我们被告知这就是唯一的运作体系，没有其他选择。
如今，金字塔尖1%的富人握有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民众的总财富，美国排名前20的大富翁的财富比底层1500万民众财富之和还要多，美国一个家族——创立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的财富比底层1300万民众财富之和还多，这样的社会一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正在忍受的不仅是财富差距的问题，还有更可怕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惊人的是，在过去几年当中，52%的社会新增财富全部流入1%的人之手。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父母和孩子都有工作，但他们的日子依然步履维艰。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美国的工业水平达到了巅峰——也许正是先进的工业水平让我们赢得了二战，那时，人们的工资令人颇为满意，就业率也较为稳定。工厂不断生产成品——轿车、卡车、拖拉机、农业和建筑业用的钢梁、家具、服装等。工厂的工人也都加入了工会，享受好的福利，包括医保、病假、带薪休假。他们定期与雇主协商工资水平，而且也享有合理的退休金计划，退休后也能享受稳定的生活。他们逐渐进入了中产阶层。
根据《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上百万退役老兵都可以重返校园，毕业后获得学历证书，确保他们能够进入中产阶层的职业圈。他们中有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企业家。他们也为我们带来了科技和医药方面的巨大进步。
《军人安置法案》和政府支持的次级抵押贷款体系也让数百万家庭第一次买得起房。买房后，这些家庭可以积攒个人财富，经济上灵活性更强，他们也可以靠这笔钱向银行贷款创业，或让孩子们念大学。
在此期间，政府也大规模地投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设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刺激了地方经济，提高了生产力。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修建现代化州际公路，将各个州紧密相连。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也开始建立新型地铁系统，很多城市也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全国的机场也扩充了规模。
经济在持续增长，广义的中产阶级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据经济政策研究所报道，1947至1973年间，收入排在全国前20%的人收入增长了84.8%，广义的中产阶级（收入排全国前60%）收入增长了99.4%，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达到116.1%。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富人收入表现良好，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贫困家庭越来越少。
我并不是说美国那一时期就是乌托邦。那时社会也面临着巨大问题。二战中为了弥补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很多女性也开始工作，但战争结束后，很多军人们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回国，因此男性再次主导了就业市场。即便女性继续工作，但同样的工作她们的薪水只是男性的一半。战争期间，非裔的经济现状也有所改善，但二战结束后，他们又面临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他们的经济回报也多被剥夺。他们找工作、贷款都面临歧视，这也导致了今天白人和有色人种间的巨大收入差距现状，在许多州，非裔的投票权也受到侵犯。非法入境的拉丁裔移民尽管在这个国家勤勤恳恳地工作，但还是一次次地为获得尊严而战。
这段时间工人抗议活动频繁发生。战争结束后第一年，来自全国各个行业的500万工人进行了抗议游行，反对裁员、要求支付加班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然而，国会并没有满足工人们的合法要求，对工人们长期积压的愤懑不予理会，在1947年出台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ley Act），严重限制并损害了工会运动，允许各州出台工作权利法案，这也造成了私营企业工会数量下降。
显然，这远远算不上乌托邦。但这一时期经济飞速增长，虽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但经济增长也让工薪阶层大都步入了广义的中产阶级行列。
直到特殊利益权贵要求一点点蚕食属于民众的蛋糕。
他们要求放松监管，尤其是银行业，这样他们能获得更大的利润。他们推动签署自贸协议，这一举动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根基，追逐“向下竞争”。工人们组建工会的难度加大，很难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工资。权贵们还削减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岗位也大大减少。他们打破了社会保障网络。不受任何监管的自由市场资本家已经牢牢控制了美国的政治。
他们宣称“自由”不是工人有权获得合理的工资待遇、受到尊重、享受社保，“自由”意味着企业家有权给工人支付最低工资，而且不受政府干预；“自由”是华尔街和对冲基金经理人不顾一切后果赚取大量套利，打破市场规则；“自由”是亿万富翁有能力收买选民，选出为他们服务的政府，而不是为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
结果是：曾被全世界羡慕的美国中产阶级自此之后持续衰落，那些依旧留在中产阶级阵营的人们也发现很难为继，他们不得不加班，有时还需要兼数份工作，薪水却越来越低。
今天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比1999年减少了将近1400美元。男性工人的全职收入中位数比43年前减少了2144美元，这一趋势仍在继续。过去10年间，美国81%的家庭收入不变或是降低。
人们工资降低了，因此工作时长也自然会延长。事实上，我们的工作时长是发达国家中最长的。日本人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工作勤奋，但我们国家人民的平均工作时长比他们一年多71小时。
100年前，美国的工人们为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时长进行了游行活动。他们举着旗子，告诉全世界他们是人，不是工作的机器，他们需要留出时间陪伴家人、进行继续教育、参加文娱活动。100年过去了，社会反而倒退了。盖勒普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目前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是47小时，将近40%的人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0小时。
很多工作没有为员工提供带薪休假和带薪病假的福利。去年，41%的工人没有享受到带薪休假，一半的低收入工人根本没有享受带薪休假的权利。此外，36%的私营企业工人连一天带薪病假都没有休过。
在佛蒙特以及全国各地，很多人需要打两到三份工，以支付日常的账单和享有医保。在全国各地，人们都在努力工作，无论何时都是行路匆匆。
我曾去过一个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的农业市场。我遇到一位年轻人，他和一家教会团体一同收集没卖完的农产品，为当地人提供免费食物救济。我很好奇，并问他来这里领取免费食物的人当中，有多少是有工作的。他说：90%以上的人都有工作，但他们的工资不足以满足家用。全国都是这样的情况。数百万的人们有全职工作，但他们的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开支。
几年前我在伯灵顿的超市购物时，一位女性走上前和我说话。“伯尼，”她说，“我和我丈夫只有一个孩子，我们还想要个孩子，但我现在打着两份工，我丈夫兼着三份工，鉴于我们的工作时长，无法给孩子们应有的关爱。”竞选时我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婚姻关系紧张，父母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孩子。人们加班加得精疲力竭。
与此同时，很多人都没有工作。2009年1月，也就是小布什任总统的最后一个月，美国平均一个月就会减少80万就业岗位。过去8年中，多亏了奥巴马总统的努力，美国经济大大提振。但我们也别急着高兴：失业率依旧过高。
政府计算失业率有不同的方法。自2015年10月以来，我们每月在报纸上看到的官方失业率不到5%，还算可以。不幸的是，真正的失业率是这个的二倍，这对于一些地区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现实情况是：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没有将放弃找工作和找不到全职工作而只能做兼职工作的人们算在内，2000万美国人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没有工作，并且没在积极找工作，那么你就不被计入官方的失业人群中。如果你一周工作时长不到30小时，因为老板不想为你缴纳医保费用，那么即便绵薄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你也不算是官方失业人群。
年轻人的就业情况就更糟糕了。人们很少会谈到未念大学的年轻人的就业危机问题，事实上他们的失业率已经严重超标了。白人如此，非裔、拉丁裔、印第安人的情况更为严重，少数族裔的青年失业率高达30%~40%，在一些地区比这还要危险。如果年轻人无法找到工作，无法赚取收入，那他们就更容易从事一些破坏性的活动。
“美国梦”的一部分就是父母努力工作，为的是孩子将来能比自己更有出息。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人们才有机会，这些是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世界多地的人想要移民美国的原因。而现在情况不同了，虽然父母的想法是合理的，但现实是孩子们过得越来越不好。我家以及数百万的美国家庭都是如此。父母辛苦工作、付出，孩子念好大学，比父母更有出息，历史上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我们也应该保持下去。
现实是：如果我们不变革经济，那很有可能有史以来，子女的生活水平将首次低于他们的父母。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倒退。人民越来越穷，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对于年长的工人来说，现在的经济情况非常可怕。他们亲眼看着很多收入不错的制造业岗位移向海外，同样的工作现在只能赚到过去的50%~75%。很多人工作了几十年，到头来还是无法领取应得数目的养老金，很多人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积蓄填补日常开支。这也是一半多退休工人没有积蓄的主要原因。一半多退休工人没有积蓄，一点都没有。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单靠社保生活。一年仅有1万至1.1万美元的社保福利怎么可能够用呢？你可以算一算。房租、食物、取暖、用电、话费、自费处方药及医保抵扣款。1万至1.1万根本不够用，但很多人仍在艰难平衡。
竞选中，我有幸遇到了很多生活艰难的美国人，媒体很少报道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中部城市和农村地区，包括非裔、拉丁裔、印第安人以及亚裔。他们每天为钱发愁，养育孩子、付账单、充汽油，他们很难付得起这些钱，他们是逐渐消失的中产阶级。我很感激他们愿意和我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在密歇根的弗林特举行过一场市镇会议，那里的社区由于糟糕的贸易政策，失去了大量的汽车制造业工作岗位。50年前，弗林特是美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工薪阶层在通用汽车公司有不错的工作，享受不错的福利。今天，这些工作已经消失了几年了，弗林特变成美国最贫困的城市之一。贫穷、高失业率、破败的大楼、犯罪、穷困潦倒的学校，这就是弗林特今天的景象。
最近弗林特市获得了国际关注，起因是为了省钱，当地开始使用高污染的弗林特河的污染水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简与弗林特民众谈话时，他们描述孩子们喝了有毒的、含铅的水后有何反应。在一次颇有感触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一位母亲描述自己的女儿饮用了有毒的水后失去认知的反应。原来活泼开朗的小女孩突然失去了记忆，只能在特殊学校上学。
密歇根的底特律也是靠汽车行业繁荣起来的。事实上，在1960年，底特律的人均收入在全国是最高的。然而，“工业重组”导致底特律的汽车工厂接连关闭。自1950年至今，底特律人口减少了60%。高楼林立的市中心现在一片狼藉，现在底特律的人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贫困率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
底特律的教师们告诉我，儿童教育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而且学校也面临着财政窘境。几年前，底特律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在麦当劳打工时薪只有7.25美元。一个年轻男孩说他每周在一家餐厅打工20小时，接着又坐公交去麦当劳打工，随后又坐公交打第三份零工。底特律没有足够的零售商店，人们很难买到新鲜的食物。取而代之的是满街的快餐店和街头小店，那里卖的东西又贵质量又不高。
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曾经是个繁华的中产阶级城市，但现在这里也衰落了。1970年开始，马里兰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仅仅巴尔的摩一个城市就减少了10万以上。
在巴尔的摩，我与非裔社区民众以及教会领袖进行了交心的谈话，他们不仅告诉我人们如何应对工作岗位大量减少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出了“作为穷人，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穷人买食物、享受金融服务、买家具以及生活必需品，付的钱比一般人都要多。我和媒体记者们一起走进了弗雷迪·格雷被杀的社区，眼前都是一片破旧的房子，社区有大几千人，但却没有银行、超市，只有日贷机构、街边小店以及卖酒的商店。
竞选后期，我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前主席本·杰罗斯、演员丹尼·格洛弗一起重返巴尔的摩举办集会。我了解到巴尔的摩有上万人染上海洛因，基本没有获得任何治疗。一天晚上我们来到城中的空停车场和破旧房子密集的地方散步，那天特勤局特别紧张，因为我们被告知深夜这个地区经常进行贩毒交易。
中产阶级衰落不仅表现在城市。西弗吉尼亚州的麦克道威县曾是个富裕和谐的地方。然而，美国钢铁公司却停了厂，下层民众也失去了工作。现在这里是阿巴拉契亚地区最萧条的地区之一，贫困率、失业率、犯罪率居高不下。如今的麦克道威县已变为幸福指数最低的地区，而且情况仍在持续恶化。由于吸毒、酗酒、自杀、抑郁问题，这里很多年轻人英年早逝。我与数百名群众面对面交流，很明显他们不会放弃努力，他们会竭尽所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艾奥瓦的锡达拉皮兹市，我与工人们一同走向纠察线，试图和雇主宜瑞安公司重新协商协议。宜瑞安是一家食品及饮料加工公司。公司给CEO开出的年薪是600万美元，但工人的工资却减少了，工作时间还拉长了，没有加班工资，很少能够享受假期。即便有工作，也很难享受到中产阶层的生活。人们被抽干了，而大企业的业绩越来越好了。贫富分化愈发严重的又一表现。
别犯错误，这样经济的蛋糕才会变得更大。中产阶级的衰落为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严重后果。
我们必须做些改变，我们必须建立为人民服务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仅为金字塔顶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