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邦｜在历史与哲学之间：朱迪丝・施克莱的历史方法论

乍看之下，朱迪丝·施克莱和汉娜·阿伦特在历史背景和研究兴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二人都是二十世纪犹太流亡思想家，都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和冷战。在学术上，她们都把情感视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阿伦特而言，极权主义恐怖（terror）是一种崭新的统治方式；对施克莱而言，日常生活中的恐惧（fear）是自由主义者需要面对的首要议题。我们可以说阿伦特和施克莱都是“有历史感”的政治理论家。这种历史感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她们都尝试为深陷在二十世纪历史的种种暴行中的现代人寻找一条出路；第二，她们的研究都处在历史与哲学的中间地带。她们的政治理论，较之政治哲学而言要更落地、更具象，但较之历史著作而言又更分析、更有规范性。这些相似性却并没有让施克莱赞同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相反，她对阿伦特的史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本文试图从施克莱对阿伦特的批评出发，重构施克莱的历史方法论。本文是《“采集历史的珍珠”：汉娜•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一文的下篇。

施克莱对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她称阿伦特的史观为“纪念式历史”（monumental history）（Shklar, 1998e: 353）。在她看来，纪念式历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拣选符合叙事者意图的历史事件来给读者们上一课。纪念式的史学家不太在乎自己的陈述是不是有史料为依靠，不太在乎是不是尽可能地保持了历史叙事的准确性，他们更在乎教会读者们如何赞颂、如何谴责。就算历史叙事出了问题，纪念式史学家也不会深究，只要想传达的道德内涵到位了就可以了。她因此批评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是“由文字游戏、文本关联和一点点诗意形成的充满激情的思考”（Shklar, 1998f: 365）。施克莱认为阿伦特的历史方法最终会形成历史神话。她拒绝走这条道路，表示“政治哲学和历史……既不是诗学也不是神话学，尽管诗和神话有时候会被用在这里”（Shklar, 1998e: 360）。

但同时，历史或者说“过去”在施克莱的政治理论中也有很重要的位置。施克莱的政治理论通常被概括为“现实主义的”、“反乌托邦的”，这种概括来源于两点。第一，施克莱清醒地认识到，宏大叙事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二，她努力地尝试把政治理论和日常生活的经验结合得更紧密。她认为当代自由主义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打宏大的意识形态战争，而是去理解日常政治里的反复出现的寻常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对施克莱的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设定，更是政治理论家们学习的源泉。历史记录了政治的恶和平民的挣扎，政治理论家要想正确地讨论这些问题，就应该从学习历史开始。下文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讨论施克莱的历史方法论以及她对阿伦特的不满，这三个部分分别是：（1）历史与民主的关系；（2）历史研究的两个问题；（3）记忆、经验与政治理论的关系。

历史与民主的关系

和阿伦特一样 ，施克莱也很重视美国革命以及美国国父们的政治思想。不同的是，施克莱在研究美国革命时并不打算像阿伦特那样寻回某种丢失在历史里的宝藏。借用爱默生的语言，施克莱指出有两股力量塑造了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一股是希望之党（party of hope），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一股是记忆之党（party of memory），代表人物是约翰·亚当斯和詹姆斯·麦迪逊（Shklar, 1998b: 96）。尽管施克莱认为自己是记忆之党的一员（Shklar, 1998a: 8），她并不否认希望之党在美国革命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里的作用。希望之党认为，历史传统和民主革命是两股互斥的理论。历史研究预设的前提是过去的成就和错误对于今日的生活有某种指导意义。但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反历史的意涵：民主意味着只有当下活着并在场的人才能做政治决定，只有他们才能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来投票（Shklar, 1998c: 120）。因此施克莱认为，像阿伦特那样想把历史和革命结合到一起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因为就算是看起来最成功的美国革命的例子，实际上也存在历史与民主革命之间的矛盾。阿伦特认为弥足珍贵的“欧洲的过去”，在美国革命的希望之党眼里不过是一些应该被自愿抛弃的东西。民主意味着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因此希望之党不能从欧洲的传统里学到任何东西，因为美国与欧洲的不同恰恰在于美国没有历史传统这个包袱。这种论调通常被解读成美国例外论，但在施克莱眼里，这种论调体现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民主的精神。国父们的遗产，包括《独立宣言》和宪法，不应该被当做一种在变迁的社会里维持恒定不变的权威文本，而是应该被理解成民主精神的体现。这里的民主精神，指的是一种勇敢地背负起时代的责任，去创造属于当代人的社会制度的精神。施克莱认为宪法开头的三个单词——“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最能反映这种精神，因为这三个单词把美国国父们放在了一个“离所有的经典传统都无比遥远”的位置上（Shklar, 1998h: 160）。因此，阿伦特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施克莱说，

“他们（注：美国国父们）的权威并不像阿伦特总结的那样来自于罗马式的祖先崇拜。罗马人本身既有等级制度，又因为建国这一行为而受到尊重，这使得他们的传统能把他们的后代捆绑在一起……想通过原意理论（theory of original intent）来重塑一种罗马式的权威意识，这种做法实际上根本就不传统，它和前人们的精神与愿景背道而驰，这本身就很矛盾。”（Shklar, 1998i: 176）

但欧洲的传统对于国父们建设民主制度没有帮助这件事，并不意味着今日的民主制度没有任何传统。革命之后的美国民主制，通过数百年时间积累了自己的历史，在这段历史里，历史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似乎得到了一定的调和。一方面，历史写作总是带有教育大众的意味，史学家们因此也都是潜在的老师。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民主社会里，历史“也许可以教会人们如何获得在流变的社会里生活发展所必须的态度”（Shklar, 1998c: 122）。换句话说，民主制度需要公民有民主的性格特征，而公民可以通过与历史对话来学习这些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施克莱也清醒地意识到，政治记忆总是扭曲的、被操纵的。在一篇对奥威尔的《1984》的评论中她说，“语言和传统的主人显然是历史记忆的主宰者……奥威尔知道，历史不是原始的经验。它的可信度依赖于权威，我们相信历史时所依赖的证据规则也依赖于权威”（Shklar, 1998d: 346）。这样看来，民主社会里的公民就有一种责任：他们需要主动地捍卫他们的政治记忆。因此，尽管民主和历史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似乎也可以在美国民主的语境里得到调和：历史能教会公民如何获取必要的民主性格来保障民主制度，而公民则可以运用这些性格特征来捍卫民主历史，使民主制度得到延续。

阿伦特和施克莱都把美国革命看作一个对今日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但施克莱不愿把美国革命理解为一个纪念碑，不愿把它看成某种失落的精神的象征，也不认为有一个历史的说书人能把这种失落的精神阐释出来。对她来说，我们能在今日的美国民主制里直接地感受到美国革命的影响。美国革命开启了一个变化的时代，从而产出了一种特殊的公民身份。这种公民身份通过投票（voting）和工作（earning）把公民们连接到一起——施克莱后来在《美国公民权》一书里重点探讨了这个问题。民主公民身份的自我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意识，但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下一节里我们将讨论施克莱眼中的历史研究的两个难题。

历史研究的两个难题

施克莱在《学而不知》（”Learning without Knowing”）这篇短文里提出，史学家们总是逼迫自己回应两个问题，一是历史研究是不是有用，二是历史研究是不是准确（Shklar, 1998c: 105）。“历史研究没有用”这个批评在民主社会里显得尤其尖锐，因为如果民主化意味着从头开始建立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那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呢？比如，民主的建立者不需要从暴政的历史里学什么，因为暴政的历史对民主的建立者来说不过是载满了错误、迷信和神话的记录。除此之外，历史研究的可信度也经常受到质疑。一方面，史料并不是历史叙事的直接“证明”，史料的证明力度依赖与解读者的技术，任何史料也都面临着被新发现的史料推翻的危险。另一方面，任何历史写作都不是在政治真空和道德真空里形成的。史学家们自己就被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所限制，他们的公正因此也不能得到完全的信任。施克莱认为史学家们自己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来说，这两个问题都躲不过去。

但在这篇短文的最后施克莱似乎提出了某种暂时的解答。施克莱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人们已经不可能选择对历史完全无知。“过去，以及对过去的兴趣并不会消失，因为它已经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意识中的一个潜移默化的部分”。因此，“历史学家们不必把自己想象成时代境况的受害者。他们的工作本身会强化或者弱化他们的工作环境”（Shklar, 1998c: 127-8）。在施克莱看来，今天的历史学家的确有一个任务。民主社会总是变化的，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回应历史境况最新的变化。施克莱进一步指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变化是战争和民主化。她的这一判断也和她在《美国公民权》以及《恐惧的自由主义》里的判断一致。在《美国公民权》里施克莱提醒读者，虽然重新思考过去很重要，但不能因此忽视了当下的历史变化，因为“忽视当下历史和当下政治科学的政治理论家无法给我们对自己的政治理解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洞见”（Shklar, 1991: 9）。在与《美国公民权》基本同时写成的《恐惧的自由主义》里，施克莱指出“政治酷刑的回归”是“1914年之后的世界历史”留下的“最直接的记忆”（Shklar 1998a: 9）。她在不同作品里所表达的这些观点可以汇聚到一点上：和阿伦特主张的，以收集、陈列和讲述历史来“采集历史的珍珠”的方法不同，施克莱要求我们把历史——尤其是民主历史——看作一份记载着重要历史变化的记录，这份记录对我们今日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要理解我们今日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我们无需走得太远，因为如果像阿伦特那样走得太远去寻找历史中失落的宝藏，我们可能就会忽视离我们更近的历史变化。

比起阿伦特，施克莱更强调当下的历史，这当然不意味着她无视“更早”的历史。相反，对当下历史的强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学家的两个永恒难题——“无用”和“不准确”——提出了一个暂时的解答。由于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当下历史的载体，我们对历史事件本身有切身的记忆，这也许会削弱政治操纵对理解历史的影响。这和上一节的结论是一致的：民主政治里的公民有责任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当下历史的“有用”体现在它直接地影响了共同体对自身的政治理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治理论如何和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产生联系。

记忆、经验与政治理论的关系

在写作自己的第一本书《乌托邦之后》时，施克莱和列奥·施特劳斯一样，认为政治理论已经死亡，政治思考的衰退已经无可避免。很快她就发现自己错了。她意识到，真正死亡了的是一个始于柏拉图终于马克思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包罗万象的、理性的、系统的宏大理论（Shklar, 1996: 272）。这个判断和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的判断是很相似的。她同时也意识到，书写历史的意义远不止记录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事件、地点和参与者（Shklar, 1996: 274）。抱着这些理解，施克莱转而开始研究纽伦堡审判的文献、卢梭、黑格尔、社会中的不正义以及寻常的政治恶行。在这些写作里，施克莱总是自觉地将政治理论放在一个中间地带。她认为，政治理论“处于历史和伦理的中间区域”，它“比起形式伦理学而言不那么抽象，比起历史而言又更为分析”（Shklar, 1990: 16）。这个中间位置使政治理论可以把一些抽象哲学不太好表述的社会现象呈现出来。例如，“不正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正义”可以是一个基于哲学推理和证明的概念，但施克莱认为，社会不正义的具体形态既无处不在，又各不相同。政治理论“可以也应该对作为一种个人特质的不正义、作为个体之间关系的不正义和作为政治现象的不正义提出所有可能提出的问题”（Shklar, 1990: 50）。

施克莱的研究者安德里亚斯·赫斯（Andreas Hess）正确地指出，施克莱的整个思想历程都在尝试“把理论和政治实践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Hess, 2014: 6）。政治理论家们得从舒服的哲学扶手椅里站起来，因为当下历史中的很多具体的生命体验并不能直接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出来。政治理论家们需要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研究这些生命体验，哪怕他们的研究因此会比政治哲学更模糊、更令人困惑、更不确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可能的起点就是政治记忆。关于苦难、残酷和暴力的记忆是当下历史的一手材料和直接产物。政治理论家研究这些政治记忆，不仅可以理解当下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同时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上开启一个关于未来的讨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记忆“不仅能够激发任何一种情绪，更富有创造性”（Shklar, 1998g: 82）。这也正是施克莱在《恐惧的自由主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的立场：政治理论家应该从关于恐惧的记忆出发，去探讨引发恐惧的政治残酷，建立一种以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暴力的迫害为目标的政治制度。

结论

施克莱对阿伦特的“纪念式历史”的折射出她自己的历史方法论。驱使施克莱研究政治理论的问题意识和阿伦特式相似的，她们都在世界大战、大屠杀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大背景下试图为个人寻找某种出路，但施克莱选择了和阿伦特不同的道路。和阿伦特不同，施克莱没有本雅明式的“起源”哲学，她也不认为政治理论家的任务是重拾历史的宝藏。施克莱对历史和（美国）民主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她对历史研究的两个永恒难题的理解，使她更强调当下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往往只能在政治记忆中才能找到的被忽视的、难以表述的政治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最出名的理论“恐惧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典型的施克莱式的政治理论。

“城与邦（Polis2016）”是成员遍布世界各地的政治哲学写作小组，公号定期推送文章，鼓励阅读经典文本、反思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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