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上海书展｜李陀、金宇澄：作家该如何写城市
“每个人都有一座自己或熟悉、或向往、或眷恋的城，我们于焉往复，迎送时间。城市看着我们年齿增长，我们也看着城市熙来攘往。”
8月15日，上海国际文学周系列活动之“城与人：探索一张新的城市地图”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李陀、金宇澄、毛尖、罗岗四位作家与学者就城市与人的关系展开讨论。
李陀的小说新作《无名指》与金宇澄的《繁花》恰都围绕着城市与人的关系展开。两人对各自作品的解读，还体现着京沪两地作家的不同思考。
作家该怎么写城市？
“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今天中国应该是世界上城市化最高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农村人口，但城市化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文学上怎么写城市就成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李陀认为，首先作家应该汲取历史上作家写城市的经验。“回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些大作家，其实没有一个作家简单地赞美城市化，不像我们有些作家，像郭敬明，对城市那么热爱。为什么这些大作家不简单地赞美城市？就是因为城市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在咱们中国已经一天天地具体起来、严重起来了。”
“比如现在孤独是个时髦词儿，抑郁症也非常普遍，还有吸毒问题、犯罪问题、道德底线的突破问题。”李陀感慨，那么文学怎么办？
“如果我们仅仅是看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新闻和媒体报道已经够多了。”李陀认为，如果作家想以写作干预社会现实，小说是应该写社会问题。“这种写作有没有必要？有。它有没有意义？有。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它就是写作跟新闻报道、媒体是平行的，基本上都是媒体所肯定的、否定的或者讨论的，不过文学应该高于这些。”
李陀举例陀思妥耶夫斯基。“你看他的小说的时候，就感觉到他对城市问题的讨论远远高于新闻。他对一些问题领域的探索，比如现代化社会里，人的心灵到底有多黑暗，他的写作所达到的深度，是我们新闻媒体写作所不能具备的。”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就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文学才能把这些由于城市化所暴露的非常严重的普遍问题进行透视和分析，来帮助我们认识现实。”
在城市化中出现的人
李陀评价《繁花》，首先的贡献是“近来当代的作家在写作里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繁华》在这方面最突出，是一个引领”。
“说起关注日常生活，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可如果我们去看当代的小说写作，真正重视并写好日常生活的并不多。关键是，人的内心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冲突、还有一些自己都不能认识的复杂的感情变化，一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所以小说写作，应该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来进入时代的，而《繁花》就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李陀坦言，在这方面，《无名指》不如《繁花》。“这里有种种原因。《繁花》写的是扎扎实实的、在上海有根基生长起来的上海人，这样它进入日常生活的写作就非常扎实。比如，小说里经常出现那些非常微妙的 ‘不响’，里面所包含的复杂的心理和情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但《无名指》想写的是在城市化中出现的新一代人。这部分人我觉得没有得到文学的足够重视，而恰恰这部分人未来是城市的主体。”
李陀说，这些“新人”不像《繁花》里的那些人物，生活得那么踏实，那么有根底，相反，这些“新人”是近年过于迅速的城市化的产物，和城市一样新，他们新一代的知识人，享受着今天消费主义社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享受，但在精神上是苍白的。“《无名指》写的就是这一代人，其中那些知识分子人物，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本来应该更沉重，不应该这么轻飘飘，但是他们并不自觉作为新人应该肩负什么承诺、承担什么角色，他们是完全没有觉悟的一些人。”
金宇澄表示，其实《繁花》中也写了不少外来人，也不是大部分都扎根于上海。“上海一直这样在变，比如1920年差不多有200万人，1930年300万人，到1950年就有近500万人了，大部分都是外来的，上海原本的南市小县城，城北土地刚殖民开发，造出西式马路，老城厢的人就惊呆了，县城里面高低不平，走独轮车、抬轿子，城外马路原来这样平整，西式马车有那么轻便，于是纷纷搬出来，城市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发展起来的，要的是一种眼见为实的好以后，才肯搬来。”
金宇澄认为，北京、上海都一样，包括美国纽约也是。“集中了最聪明的、最有生命力的人。”
在他看来，上海就像一座大森林一样。“你看不清这座大森林，等于亚马逊雨林，你要想给它下个定义很难，因为你只有几平方米的视野，看到有个黑影掠过，说不定是一个大动物，但是一会儿又没有了。”
相较而言，农村生活非常敞开。“家里做个饼，邻居都知道了。你犯了件错，村里人一辈子记着你。但是人实际不喜欢这么被别人惦记，喜欢独立自由，最好能跑到一个可以保存自我的地方，像动物进了森林，谁都看不到它了。所以张爱玲说，她即使在公寓窗前换衣服也没人发现，太好了。有活力的人为什么进城，为什么城市化？就是要自由。”
《无名指》与《繁花》的相同和不同
罗岗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讲述了自己阅读《无名指》和《繁花》的感受。
“这两本书有一个相互映照的关系。两位老师都与自己生活的城市有很深的关系，也有着很深的感情。”
从职业上说，李陀和金宇澄都不是专职小说家。“他们一个是《北京文学》的编辑，一个是《上海文学》的编辑，看了非常多的作品，然后才开始小说创作。两位的小说与现在的流行小说不同，他们的小说并不是‘往前看’，而是在 ‘回头看’。回到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甚至更早的话本小说的传统中，重新出发，让读者读懂。城市给了人们自由，但是他们可能承受不起。而且两位的小说都直面人所面临的心理问题。”
毛尖表示，把两本小说放在一起比较非常有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京沪作家对城市看法的差异。
“就小说故事而言，《繁花》更牛。但《无名指》厉害在它的历史视野和文学抱负，我觉得这个抱负和陀爷个人履历相关，也和北京相关。金老师写《繁花》没有这样巨大的历史野心的，这多少也折射出京沪两地差异吧。”
“这种差异在小说中也是。”毛尖提及，《无名指》中的杨医生行走北京，有强烈的浮游感。“你会觉得他是离地一寸在走，这跟《繁花》中的人物不一样，《繁花》的人物都走在上海地上。杨医生离地一寸走，就像陀爷的历史感一样，有一种俯视苍生感。”
李陀回应道：“比起《繁花》，《无名指》不那么‘脚踏实地’，这是我对当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看法。刚才金老师说上海人也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从现代城市里有历史地生长起来的，但你要知道，从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几代人都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里长大的。可我写的那些人生长没有这样的历史。”
“不仅仅是我写的那些人，我认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里的新兴小资产阶级都是没有根的，我恰恰想把这些 ‘没有根’写出来。有的人批驳我的小说没有正面人物、人物不深刻。但他不是正面人物，怎么写成正面人物？他本就不深刻，我怎么写深刻？恰恰我想写他们自以为深刻的不自觉的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