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宁愿孩子死去|一战被人忽略的真相是什么（连载5）
1915年6月22日，星期二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听到德军攻陷兰堡后的庆祝声
如往常，他们对于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对他们而言，战争不是一件惹人注意的事，而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现状。不过，这并不表示那些战役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劳拉和她身边的人都祈祷盼望着俄军能够突破敌军阵线，回来解放他们。不过，他们近来听到远处的战斗声响愈来愈明显，然后又逐渐减弱，终至消逝不闻。传闻称德军打了不少胜仗。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仍然怀抱着一丝希望。钟声响起之后，劳拉的第一个念头是俄军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因此德国人才会赶紧敲钟通知苏瓦乌基城内以及周围的部队，警告他们正在被俄军包围。她的一个女性友人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兴奋不已又充满期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劳拉把孩子们送上床之后，就开始问她的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们走到阳台上，俯瞰底下的街道。她们看见德军部队在傍晚的阳光下欢庆歌唱，便随即感到一阵失望：“我们从希望的云端重重跌了下来，因为期待破灭而满心沉重，以致我根本无心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到底是什么事?
一名德国医院助理看见她站在阳台上，兴奋地对她大喊：“兰堡已经被攻下来了!
那座自去年9月就被俄军占据的奥匈帝国城市，如今已经被德军夺了回来。这是同盟国的一大胜利，几乎足以抹除奥匈帝国去年在加利西亚惨败的记忆——但也只是几乎而已。不过，这则消息对于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个人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兰堡正是她的先生斯坦尼斯劳的驻处，而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焦虑与未知折磨着她。斯坦尼斯劳还活着吗？他会不会被俘？他是不是逃走了？“钟声喧嚣不止—我觉得自己被钟声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1915年8月底某一天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深感绝望
夏天即将结束。兰堡已经陷落，扎莫希奇已经陷落，普扎斯内什已经陷落，温道已经陷落，普图斯克已经陷落，伊万哥罗德已经陷落，华沙已经陷落，考纳斯已经陷落，新乔治弗斯克已经陷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已经陷落。对于劳拉以及身在苏瓦乌基的其他人而言，德军在东部战线上那些看似无穷无尽的胜利并不只是地图上的抽象标示，而是造成了直接影响。军队已朝东北方向移动，因此这座城镇不再有任何“军事意义”。成列的马车以及高唱军歌的步兵部队已经愈来愈少见，镇上的驻军也纷纷动身离开。镇子安静了下来。他们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听到大炮的声响了。
孩子又病了。这次是痢疾，而且腹泻还带血。她再一次陷入了无时无刻不担惊受怕的梦魇。一名先前帮助过她的德国军医再次伸出援手，为孩子们注射了霍乱血清。结果如何尚不可知。此外，粮食短缺现象也变得非常严重。
劳拉不晓得自己还撑得了多久。(她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镇上已有愈来愈多人因此而自杀，他们缺少粮食，也看不见希望。她的一个朋友就在衣柜里上吊自杀了。)她曾数度向德国当局申请离开波兰的许可证因为她毕竟是美国人。不过，她的申请每次都遭到回绝。她写道：
在那些天里，我内心有什么东西瓦解了。如今的我已深知，要是不离开这里，我一定会失去我的孩子们；现在，我宁可失去他们，也不想看他们受苦。我一直不顾一切地抓住他们，不让他们离开我。他们的确是留了下来，可是现在我愿意把决定权交给上天，对生死不再勉强。人一旦和死神打过照面，就不会再怕他了。
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人状况尤其不乐观。她用汤匙喂他红酒，一次一滴。
1915年9月12日，星期日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从苏瓦乌基启程前往柏林
这是个寒冷的早晨，天色阴沉，还起了雾。劳拉和孩子们坐上马车启程前她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她的目光不是停留在屋子上，而是在钢琴上——一德军士兵在初夏的一场派对上，把那架钢琴搬到了屋外，从此就一直摆在外面。那件原本极为高雅的乐器，现在已被雨水和阳光摧残得不成模样，歪歪斜斜地立在地上，偏向一侧，还断了一只脚。
直到离开前的最后一分钟，她还在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害怕会有人突然出现拦下他们。车站满是和他们搭乘同一班火车的德军士兵。孩子们和劳拉还有他们那条名叫达西的白色小狗一起下了马车，然后劳拉与负责在旅途中护送她的上尉见了面。劳拉疲惫不已，因为她前一晚不但睡不着也不敢睡着。不过，那名上尉和他的属下却比她还累。他们连续奔波了六周，那名德国军官甚至累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劳拉亲自照管行李，确认三件行李全都搬上了火车。接着，她和厨师匆匆话别。劳拉给了她一点儿钱，并告诉她在什么地方藏了一瓶乙醚，可以用来让达西安乐死，以备哪一天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养活它。他们不可能带着那条狗一起走。它已感觉到这一点，开始显得焦躁不安。
然后，火车开动了。
劳拉看着厨师消失于视线外。她看着她的一个朋友挥舞着帽子向他们道别。她看着四周萧条荒芜的秋季景色。她看见废墟，看见正在干活的战俘。她觉得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但另一方面又不禁感到担心，原因是他们正驶向敌人的国家。东普鲁士。德国。
他们在马格拉博瓦换车，并下车接受检查。车站里满满都是人，其中许多是衣着光鲜的贵妇与少女，正等待着即将抵达的伤兵运输列车。劳拉和孩子们找不到长凳可以坐，于是在墙角的地板上坐下来等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孩子们都累了，不断发着牢骚。不少人站在周围好奇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愈来愈坐不住，埋怨吵闹得愈发厉害了。劳拉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于是厉声斥责要他们安静，便不小心说了英语。
此举立即引起一阵骚动。“她是英国人！”两名妇女尖叫了起来。劳拉努力解释——“不是！我是美国人！”—可是没有人听。一群杀气腾腾的身影包围了过来，大多数都是女性，而且纷纷开始咒骂她，拿东西砸她。劳拉紧靠在墙角，让吓坏了的孩子们躲在她的裙子底下。经过仿佛有“一百年”那么久之后，护送她的那名军官才终于从人群中挤过来，然后把他们带走。他们爬上等候在站台上的火车。劳拉坐在椅子上，擦拭着衣服上的唾沫。到达因斯特堡已是傍晚，他们又换了一班车。孩子们“很沮丧，又锥又渴”。尽管他们持有头等舱的车票，他们的隔间却不久就被别人占用了一整夜，火车在黑暗陌生的乡间不停奔驰。
到达柏林已是早上六点。
三天后，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和她的三个子女进入荷兰境内。在本特海姆，他们和他们的行李应该是说他们仅剩的行李受到严密搜查。在一名德国女官员的监督下，他们被脱得精光，衣服受到极为仔细的检查，连夹克的衬里和鞋子都被割开。劳拉的头发也被人用细齿梳子梳开检査，确认头皮上没有暗藏什么信息。除了他们身上的衣服之外，她只能带上孩子们的出生证明、三张照片以及一本祈祷书。就这些而已。然后，他们才被放行。火车进入荷兰的时候，她无法控制地开始发抖。
（本文摘选自皮特·恩格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1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