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村庄的集体记忆②离开农村、离开土地的内部冲动一直存在
【编者按】
近百年来，农民经历了什么？历史留下了什么？未来还将发生什么？
江苏退休官员黄健，自2014年起，花3年时间走访了老家江苏张家港合兴界岸村40多位村民，将村民的口述整理成书《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该书以一个生产队为单位，捕捉家家户户的日常琐事，重现底层村民的复杂人生，展示集体记忆的多彩图景，记录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该书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人均耕地长期处于临界线之下，靠土地养不活自己，离开农村、离开土地的内部冲动始终存在……
村民李贵贤：
我部队退伍后，在家8个月，生产队劳动。我小时候农活没怎么做过，好多活不会。比如莳秧，他们一行莳到头，坐在田头休息。我动作慢，腰里痛，还在田里莳。好莳的秧吊走了，“老母鸡”秧扔在我行头上。他们回家吃小点心，我把锅贴绑在腰里，边莳秧边吃，把时间拉过来。
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向学校借间教室住。晚上睡到半夜，口干，没热水，到河里捧水喝，水栈上一滑，一下子窜到河心。那时花边布算是高档的，我想剪布做一件短袖，要二尺半布票，还是你妈送的。当生产队会计，与你哥哥一起到公社开会，12点钟散会，饿着肚子往家赶。记得是你哥哥买的圈圈饼，中间空的，边上像向日葵一样的锯齿状，类似现在的马蹄酥，还没这么高档。他非要给我吃，说，“你吃吧，点点饥，我爸爸教书，有工资的。”那情景，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队里干活半年多，叫苦不迭，公社里人找来了。当时男劳力在东面田里莳双季稻秧，他跑到田头，叫我上来，告诉一个好消息，说帮我安排工作了。我简直不敢相信，高兴得跳起来。家里没啥好招待，到邻居家借6个鸡蛋，烧的荷包蛋，招待他吃。第二天到县里报到，当时邮政、电信分设，都是军管单位。安置办告诉我，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电信局、邮政局、武装部。我想当兵回来没几天，还去武装部吗？选择去邮政局，户口从农村粮转为商品粮，简直一步登天。当时退伍军人很多，为什么轮到我出去？我想主要是个人表现好，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一直没问过。
我到邮政局工作，先是分拣信件，一天分一两百公斤信，那时没有家庭电话，异地联系全靠写信。平均一分钟分拣198封，眼尖手快，不能出错。有些信件寄到行政边缘地带，不一定分在信封上所写的地名，哪个邮局近便分在哪儿。一些自然村名字要记得清楚，什么翻钯巷、扁担埭、牛角稍。刚去时每月工资29元，一起进去15个男的，10个女的，大多是干部配偶或子女，有些是学校刚出来的小姑娘。人事科长63年兵，当兵比我晚。6个月后，小姑娘定级31元，我们没变，每月差两块钱，相当于一条的确良裤子。我们当这么长时间兵，反不如她们。我找科长，拉到局长室，提意见，说事情不能这么干，她们学校里刚出来，反而先转正，我们这么多年兵白当啦？无非她们是干部子女。后来怎么解决的，忘了。
全县29个公社加城关镇，30个行政单位，科长来检查工作，我与他边讲话边分信。他顺手拿出一把信件，看看有没有分错的。我心里多少有点急，担心差错，但又有几分自信，结果无一差错。后来又管包裹，当时包裹特别多，150袋邮件包裹，火车停站几分钟，必须全都装上车，动作要快，力气要大。反正哪一行缺人，就派我到哪里去，领导知道我干什么都行。
1988年，领导让我到乡镇支局当副局长。我说县局干了18年，在你们鼻子底下，经过多次考验，副局长有什么干头？要干就正局长。第三天，同意我当正局长，于是到乡镇，一直到退休。我们退休与一般职工不同，退休证封皮是咖啡色的，国家人事部发的。邮政局属中央企业，退休工资比社队企业职工高，比中央企业稍低些。我现在每月退休金4000元缺70元。如果公务员退休，可能有5000——6000元，假如大集体职工退休，大概2800元左右。
我1970年结婚，当时那个穷啊。生产队劳动，每个工4角3分，我们两个壮劳力，没有小孩，年底分红分到6角5分。1972年、1974年先后生两个儿子，当时就想，有了两个儿子，将来要给他们造房子，想必要苦。苦也有个原则，就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抢不偷，不摸不骗，不走邪路。娘子在家劳动，我天天到县城上班，没有自行车，也没闹钟，早上去，晚上回，来去步行，单程11公里，快走100分钟。早晨掌握不了时间，常常到那单位还没开门。天没亮，出门早，跑得累，旁边有个小店，就朝门上一靠，半睡半醒。听得铁门“咣”的一响，门卫起来开门。他惊奇地问：“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其实我都睡了一小觉了，从不迟到早退。住在镇上的职工，掐着钟点上班，像火车时刻表一样准，提前一分钟到。我替他们桌子揩好，地扫好，开水打好。夏天6点半下班，到家8点多钟，全家人等我一起吃饭。星期天在家，娘子烧点干饭，两个小孩就说：“爸爸，平时你不回来，我们只好天天吃粥。”
就这样，我一直步行了三年多。办公室隔壁有公用自行车，邮递员送信用的。副局长是渡江老干部，对我相当好。我俩脾气一个样，好的话蛋子摸摸没事，不好的话就开揍。春节时通过他借个自行车，走亲戚的时候用，上班再还。那时农村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我们一家四口出门，三角架上坐大儿子，娘子抱小儿子在后座上，我骑车，好不风光。有邻居说：“你美个啥？又不是自家的车！”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说，“不用急，你看着，我家车总会有的。”又过了两年，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154元。
当时月月有工资，为什么经济这么紧张，连辆自行车都买不起？主要是造房借了钱，每个月要还债。第一次造房子，借900多元，每月工资30多元，不吃不喝要还3年。1988年第二次造房，两层楼，借9800元。当时纠了两个会（注：旧时民间一种低息或不计息集资方式），生产队一个，单位一个，每个会10个人，先收钱再还钱。大儿子读初中，16岁辍学，到北京学裁缝。学校老师专门来家里动员，没去，春华去的，他后来上了卫校，现在当院长。如果大儿子不停下来，也许现在也吃国家粮。他第一年学裁缝，春节回来，向师傅借3000元钱，用来造房。为了防小偷，坐火车时把钱缝在裤腰里。借的这些钱，出师后继续帮师傅做，做工抵掉的。要不是家里穷，大儿子也许就读书读上去了。我常给孩子们这样讲，咱们家里没靠山，一定要踏踏实实干，一步一个脚印，不要一不小心把饭碗泼掉了，千万不能油腔滑调，工作不负责任。
村民夏仲：
我五岁半上小学，学校不收，说太小了。爸爸对老师说，如果到时候考不到第一名，你退给我。那时小，不懂，读书就读书呗，算起来，应该是1961年下半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那几年不仅取消高考，中考也没有，1968年夏天，就算小学毕业，然后上初中，66、67、68三届小学毕业生一起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学生好奇，跟着写大字报。成绩好的学生，觉得老师好，成绩差的学生，专门打老师。街上一个姓章的同学，特别顽皮，用青竹头打老师，打得厉害，印象很深。1967年到1968年这段时间，没有上学，就在家里。1968年学校复课，搞所谓“教育革命”。我们开始读初中，不记得当时读的什么书，好像是县里编的乡土教材，生产队种三熟制，在家挣工分，经常不上课。大夏天，地里上来，赤着脚，没穿上衣，就这样跑到教室。老师委婉地说，课堂里应该整洁，不好赤膊来上学。我还顶嘴，说天这么热，穿什么上衣？嘴上这么讲，还是接受了老师的意见，后来再也没有光胳膊上学。
1970年到镇上读高中，两年半，稍微正规些。老师大多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教得认真，但教材不行。英语课反复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人民服务、心中的红太阳。物理化学合起来一本书，叫工农业基础知识，物理讲“三机一泵”，柴油机、拖拉机、发电机，水泵，化学讲“六六粉”、波尔多液。当时农村不通电，公社机关、医院、街上居民和商店用电，都是中学柴油机发电送电的。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要学技术，与开机器的师傅说好，跟他学开机、做电工、搞机修。那时学校刚开始搞校办厂，做眼镜，我协助管动力、上皮带，没有报酬，义务干活，学点技术。
1972年12月，我高中毕业。因为有校办厂的经历，回家没多长时间，好像是第二年3月，学校带信来，让到校办厂上班。开始每月14元钱，第3年加到24元，学徒工，不用交队。校办企业发展势头好，20多人，两个车间，一个镜片车间，专门磨镜片，一个机电车间，将电动机改装成发电机，职工大多是高中同学。我在机电车间，绕线圈，规定多少圈多少圈，绕好后刷清漆，手工操作，完全凭经验。当时我也就十七八岁，被任命为机电车间主任，任命书还在，作个纪念。业余时间继续做电工，街道、学校、机关以及居民日常用电，都是我跟师傅一起架线、安装、检修。白天居民不供电，医院是专线，动手术时通知保证供电。师傅年纪大了，主要事情我做，保险带一系，爬电线杆，架线、检修。那时猪肉紧张，凭票供应，过年时我找站长要猪肉票，总能要到，算是管电的，不能得罪。
那时学生有学工的课程，学校老师讲理论课，我上实践课，讲柴油机、发电机、拖拉机常见故障，如何检修维修等，边讲边示范。其实我自己没有专门学过，师傅教点，自己看书，上课前才搞明白。校办厂办得有点名气，县火葬场的备用电机也用我们的。夏天去安装，尸体臭得要命，带着防毒面具干活，几天后身上还有气味。电动机哪来？浙江诸暨有一家船厂，专门拆解废旧船只，拆下来一些旧电动机，我们去挑选，有用的买来，改装成发电机，价格便宜，利润很高，市场紧缺，订货的人排长队。有一年春节前，一个宜兴人来取货，因为来不及生产，一时提不到货，可把他急坏了，整天等在那里，师傅长师傅短，不断递烟套近乎。
那一段时间，我们不仅学了技术，也积累了社会经验，包括与人打交道。有一次我们3人去无锡出差，那时旅馆不能直接住，要先到登记处登记，他们安排住哪儿再上那儿。登记处安排的地方，离出差的地方太远，我们想调一个旅馆，他们不同意，当场吵了起来。我们随身带了个相机，学校实验室借的，又没有照相。协警赶来，不由分说，把相机里的胶卷抽出来曝光，真是沮丧。最后没有办法，我们还是住到原先安排的老远的旅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