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国籁:那些年,我在安徽贵池当县长

2018-08-14 11:11
上海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一位上海籍安徽县长的故事,了解当年上海支援安徽小三线建设的往事。
口述: 顾国籁

采访: 徐有威 胡 静

整理: 胡 静 杨华国

时间: 2012年10月12日

地点: 顾国籁办公室

同济大学大学生成了安徽贵池的工人

我属于老五届,1964年进入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学习。毕业分配时,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学生分配时要“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因此1970年我毕业时被分配到安徽省贵池县,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人。当时极“左”思潮盛行,我们这些城市知识青年不受领导重视,甚至有人称我们为“臭老九”。“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开始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我的处境也开始好转,开始成为单位里的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和工程师。后来转为行政岗位,当上了副股长、股长和副局长。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供给大学生们更好的发展空间,当时我们也特别地勤奋,有干劲。1984年我从贵池县建设局副局长连跳三级直接被任命为贵池县县长,那年我只有36岁。1987年我调到安庆行署任经委主任。1988年,安庆地区与安庆市合并后,我任交通委主任,1990年被提升为安庆市副市长。1993年,上海浦东开发需要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招聘包括局级干部、处级干部和普通的干部等40名。作为上海人,我就报名应聘,并且凭借我的专业和经历等优势,调回上海浦东工作。

我是1970年到贵池的,直到1987年离开,应该说对小三线比较熟悉。当时中央确定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在四川、广西、贵州,小三线在福建、浙江、安徽和山东。小三线选厂选址,深入皖南山区的很多地方,挑选场地,按照“山散洞”原则,俗称叫“羊拉屎”。当时的上海市国防工办和南京军区派人组织筹建班子,在贵池确定了包括胜利机械厂、前进机械厂、永红机械厂、五洲电机厂和火炬电器厂等5个机械厂,以及八五钢厂、325电厂、长江医院、683两个车队、703供电所、物资仓库、通信站和507码头等14家小三线企事业单位。

我组织民兵(民工)进厂修路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越隐蔽越好,因此它们选址在潘桥、梅街到棠溪一带的山区。那时,建厂条件很艰苦,基础设施如水电路都不通。小三线首先在上海地区选调工人,要求年轻,还要求出身背景好,很多人家庭三代都是“红五代”。刚开始的指导思想是先生产后生活,先建厂区后建生活设施。前期工作人员吃住办公都在工棚里,厂内建筑由上海市第二建筑公司施工,我们则组织贵池民工参加施工,高峰时民工达几千人。

小三线厂区的建设是保密的,厂里自己建设内部工程,厂外的道路、供电线路则都是我们一起参加的。我们在厂区外围负责炸山、平地、修水沟、修马路,架高压线等。民工实行计件工资,一个立方土几毛钱,他们自己搭锅搭工棚解决吃住问题。那时工作条件艰苦,用的工具都不是机械化的,靠人扛肩挑、板车运输,但有钱挣,当地民工还是很开心的。当地民工只能在厂区外干活,并不知道厂里是做什么的。当时的建厂速度很快,而且房子造得很扎实。县里很重视,材料用的是当地的沙石材料叫“干打垒”,很便宜,一立方的石料只要2.58元,但很结实,冬暖夏凉。贵池的几个厂大概建了一两年,就先后投产了。

这些厂都在山区,建设的成本很高。在担任贵池县长以前,我已经在县建设局工作了,当时还组织民兵团和民工参与建设,包括码头、公路的建设,即507公路,这是他们委托我们施工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一条小三线公路,长达3700米,从南门到507码头,25万元就造好了,是砂石结构。其中包括农民的征地、动迁、青苗补偿,勘察设计施工以及材料,6万多块钱1公里。民工是比较熟悉的,信得过的人,当时用枞阳人较多。砂石材料都是地方供应,齐山当时是贵池的主要石头供应基地。直到1984年我当了县长时,才开始综合考虑,考虑生态保护,不再开山炸山。后来我们还让附近地区的水泥厂搬迁,退田还湖,以保护环境。

我们贵池的各级领导干部、当地的工人、农民为建设小三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建造507公路时,征用土地拆迁,涉及青苗赔偿,当时一亩也就赔偿农民几百块钱,农民们也没什么意见。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当时的小三线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原来没有公路的通公路了,原来没电的有电了,原来没看见过汽车的也看见汽车了。上海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模范作用,带动了工农城乡的交融,带动了工人和农民直接的接触,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促进物质交换的形式,并且密切了和贵池当地农民的关系,加强了工农的融合,也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素质。

当时是计划供应,香烟、白糖、洗衣粉、肥皂,都是要凭票的,当地基本买不到。当地农民就拿农副产品跟小三线工人去换,小三线的工人用上海的飞马牌香烟,肥皂等轻工业品去换农民的农副产品。当时贵池的农副产品很便宜,1元钱买4斤花生,1元钱买4斤螃蟹,鸡蛋1毛钱买3个。上海小三线工人们来了以后,这些产品遭到哄抢。其实上海小三线工人生活很单调,除了白天上班,晚上就喝酒,在当地买鸡蛋、鸡、水产品,以此消磨业余时间。一星期放一两次电影,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回一次上海。

小三线的建设根据当地的需要,吸收了不少劳动力。如果一些劳动力有文化基础的,小三线企业就进行培训。培训出来后,他们从事操作工或后勤市政养护工作。这些当地民工融入上海的工人队伍中,同吃同住,久而久之,很多人甚至上海话都说得很好。有的上海工人还与当地人结婚。

作为地方上的干部,我跟小三线打交道比较多,一般关于征地和吸劳(即帮助吸收寻找当地的民工劳动力),我们请求他们支持我们地方工业和商品供应。我们专门成立了小三线协作办公室,他们提供我们工业机器设备和钢材、水泥和自行车的购买额度。

顾国籁(左)和上海八五钢厂党委书记陈锁锁在交谈
迫不得已的调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战略进行了调整。小三线的规模太小、产品单一、成本太高,现在来看,在经济社会建设当中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能说一点作用都发挥不了。当时原材料、设备,要从上海港通过船舶运到安徽,再陆路运输30几公里到贵池的八五钢厂。炼好的钢材再运回上海,这样来回成本就很高了!小三线有专用的码头,专用的公路、专用车队来服务这些企业,运输成本实在太高了。

中央做出调整小三线的决策是对的。因为当地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而且大部分都是上海人,他们不愿意在当地安置,当地也安置不了。回上海后安置中有几个方向,一个是本系统内的安置,如325电厂,他们就是石洞龙口电厂安置;有的在上海近郊自建工厂,直接从那边迁过来;再一个就是融入到上海市的企业里来,八五钢厂的有些职工就到上钢五厂。

干部和工人都先后安置回来上海了,当时为避免与当地政府产生矛盾,原则上不动产、固定资产,全额移交给当地政府,这个省市之间都有协调的,安徽是龙念副省长,上海是朱宗葆副市长主持调整工作。省市之间做出协调协议,固定资产移交给当地政府。

1986年,贵池县政府跟小三线签约,我作为贵池县的接收人员和小三线几个单位全额交接。1987年我调到安庆行署出任经委主任,主管工业和经济。在小三线交接中我也全程参与。

移交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我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地的技术力量不行,当地消化不了,接收不了。第二,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有的产品市场不对路。像机械厂生产的这个炮,移交给当地政府,它就没办法经营。机械配件的成本也比较高。当地政府除了325电厂效益稍微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钢厂和机械厂,地方政府的接收能力确实差,现在可能有些厂房都空置了,或者拿做他用了,或者干脆倒闭了。325电厂因为当时发电,情况稍微好一点。三台25000千瓦的机组,实际上只有两台在发电,一年发4亿度左右电,还有利润,所以325电厂现在还在保留。上海当时管理的技术水平还是很高的,耗标煤大概在400克度左右,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当时机组小,消耗高,成本高,而且机械化程度也不高。我们也依托上海小三线单位,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企业搞活,但是难度很大。后来我当安庆行署经委主任时,到东至的化工厂去调研过,当初还可以,后来利用得也不好。后来要么挪作他用了,要么破产倒闭了。

小三线交接时,贵池有几万小三线的职工,其中八五钢厂8000人,胜利机械厂有两三千人,其他的各厂估计从千把人到五六百人不等,其中最小的永红机械厂是做微型电机的,大概有300多人。

八五钢厂接收难度很大,当地政府通过省政府关系委托马钢去接收八五钢厂,但是也搞不起来。因为成本太高,一个是运输成本比较高,一个是规模太小,产品单一,劳动生产率又比较低,产品不对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这些肯定不行。

贵池为什么那几年发展得比较好呢?除了政策好以外,我认为小三线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还有上海的知青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因为贵池的知青有两三千人,各个乡镇都有,村、队都有,对当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县政府与小三线联系得挺密切,很融洽,我们成立了协作办公室,县里会请求他们支持我们地方上的工业和商品供应。当时是计划经济,很多物资都要计划和凭票,上面曾经讲到,小三线会供应我们机器设备、钢材、水泥、自行车、彩电、缝纫机、洗衣粉和肥皂等指标,这些东西在当地都是很少能买到的。他们还帮助我们培训人才。1985年我们县还通过小三线得到购买额度,花了10万,买了两部桑塔纳轿车。当地干部、群众有急难病危,也可以到长江医院或者转上海进行治疗。

贵池县与小三线交往频繁融洽。除了县层面外,乡镇之间也有来往,过年过节相互拜访,相互征求意见和要求。后来为了加大与上海的交往、联系、协作,我们县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当时,贵池是皖南地区第一个在上海成立县级办事处的。县里不容易,财政很困难,但还是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上海买房子做办事处,给工作人员买宿舍。后来,我们和徐汇区结成了友好区县,徐汇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还去过贵池访问。

当地民间用一副对联“好山好水好地方,好人好马好刀枪”来比喻贵池与上海小三线厂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双方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的,上海对贵池帮助很大。

顾国籁(前排)在上海小三线移交安徽贵池的交接仪式上
接收小三线前前后后

1986年我们作为贵池方面的接收人员,代表县里跟小三线签约,将他们的几个单位全部转接过来。交接前,原则问题应该都定过了,包括固定资产不动、小三线要全部交给地方。实际交接中还是有些具体问题的,上海方面很早就得到消息,我们得到消息肯定比他们迟,他们是有备而来了。比如八五钢厂和胜利机械厂等在上海都有母厂的,他们有的机器、设备、资金就不再进来安徽。这就和我们产生了矛盾。

当时我们只能讲交接开始了,你们不能转移固定资产,不能转移资金啊!这个原则只是说说而已啊。他们说我们不会的,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从自身的考虑去上海要安置,而我们则考虑接收得越多越好。325电厂起初是不想留给地方的,因为当时这家电厂划归华东电管局,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想移交得越少越好。

贵池的14家小三线单位是一个接一个地交接,先易后难,因为隶属关系不一样。另外一个原因是,企业要正常经营,但我们贵池没有这个能力一下子就把它消化吸收掉。

最先交接的是325电厂,电厂交接要好些,我们无非要特别注意几个关键的岗位,诸如锅炉和设备维修等。电厂交接后是5家机械厂作为第二批交的,总体上还比较顺利。我们派人去看了,这些厂的设备都还在。另外,我们当时考虑盘活这些固定资产,怎么把这些设备利用起来做什么产品。但当时是很困难的,不能让这些资产设备被人抢走、偷走了,保护还是保护了,但流失也有一部分。不过总的来说,上海和贵池的交接过程还是比较融洽顺利的。1988年交接完后,我的后任贵池县张渭德县长带了一班子人来上海慰问。当时关系搞得很好。我们在贵池南湖烟柳园搞了个“贵申情”,是贵池和上海小三线友好的象征。

【受访人简介】

顾国籁,男,1946年出生,1976年入党。1964—1970年就读于同济大学。1970—1987年在安徽省贵池县工作,历任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科员、副股长、股长、副局长、县委副书记、县长。1987—1993年历任安徽省安庆行署经委主任、安庆市交通委主任、安庆市副市长,高级工程师,1993—1996年任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局副局长,1996—2003年任上海浦东城区党工委书记,2003—2006年任上海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文中图片由徐有威教授提供。文章内容原载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鸣谢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度宣传推介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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