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跌撞撞的姨娘

2018-08-13 11:07
北京

文/傅海声

去年六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姐姐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县城边上的那个姨娘得了肝癌正躺在医院准备做手术。当时昏昏欲睡的我,一听整个人都懵了。

电话那头的姐姐,见我半天没反应,又重复了一遍姨娘得病的情形,并嘱咐我晚上打电话回家,说是再详细问问母亲,就什么都清楚了。晴天霹雳,这是我当天在日记中反复提及的一个词。除外,我就只剩在心底里无数次默默求遍满天神佛,希望上苍能开开眼,保佑我姨娘逢凶化吉度过难关。

大概两个月后,我跟姐姐见面。她对我说打完那个电话不久,姨娘便去世了,因为怕你在外工作不安心,所以就没再告诉你。我不怪姐姐。那两年,我一直在外面漫无目的的漂着,有如无根的浮萍,虽然避开了故乡的一些人事烦扰,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无奈。

家乡的河流——青弋江

住在县城边上过世不久的姨娘,在母亲姊妹四个中排行老二:大姨娘嫁到镇上,三姨娘在家招亲同外婆生活在距我家不足百米的邻村;而四姊妹中年纪最小的母亲,现如今也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母亲常常说起她小时候的事,说她刚五岁时外公就过世了,下葬时家里困难得连副棺材板都凑不齐。她们姊妹四个都是由外婆含辛如苦一手拉扯大的。在我印象中,外婆身材瘦弱、目光坚毅,每当出门时手里总少不了一根拐杖。作为一个女人家,她要在那样复杂艰难的世道里,操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艰辛自不必说。何况四个女儿几乎个个都不让她省心,“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二女儿,大脑发育迟缓、说话含混,本来个头就小走起路来又跌跌撞撞,整个人便不免透出一种说不出的滑稽感。外婆为二姨娘可谓操碎了心,本想着她身患残疾要就近照顾。最后,兜兜转转却不得不迫于现实的压力,偏偏将其远嫁(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当时看来)到县城边上一户穷得叮当响的农家。这可能就是通常所说的命运弄人。

现在即便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仍然一点也回想不起初见姨娘时的情景。也许,在我尚处襁褓之中,或者某个懵懂不知的时刻,我那扔在人堆里毫不起眼的姨娘就跌跌撞撞的扑面而来。可以说,除了跌跌撞撞,我真的想像不出任何别的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自己心目中姨娘那恒久不变的形象。

很多年前,外婆所在的村里几乎人人都说,外婆家出了两大怪人。不用说,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姨娘算头一个,而另一个就是当时尚未成年的我。我从小体弱多病,不是在打针吃药就是正在打针吃药的路上。记得奶奶和母亲曾多次提到,我四五岁的时候生了场病,在县城的医院里做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之后,我变得性情古怪,像是跟米饭无缘,一门心思的吃各种面食杂食。除了让父母家人伤透脑筋,“怪人”的名声也开始到处传扬。而在我的“特色”食单里,花生瓜子和各种糕点只有过年过节才有,至于柴火大灶的锅巴焦屑(我原以为,只有我们老家那儿把磨碎的锅巴叫焦屑。直至晚近读到汪曾褀散文《故乡的食物》,才发现早已有之,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家中供应早已告罄。于是,我追逐食物的目光顺理成章地转移到离我家最近的外婆家。总之,吃货的世界旁人还真不一定懂。

外婆家的房子虽说年代久远,但保存挺好,高门楼高门槛气派极了。挨着老房子还建有两间低矮的砖瓦房,是外婆一家人生火做饭的厨房,兼作三姨娘二儿子的卧室。二者互成犄角,连同左右两侧石头垒成的低矮院墙,构成了一个开阔敞亮的大院落。院子里有压水井洗衣池,有鸡窝猪圈甚至牛棚,偶尔还能看到一两株开得很艳的打碗碗花。我小时候,常常留连于外婆家老房子里迷宫似的各处空间。印象中整个房子光线都不大好,房间里要么没窗户或是暗窗,要么只在高高的墙壁上开个巴掌大一点的小窗。我最爱去的,是被团箕或粮仓之类的“大家伙”隔开的外婆平日睡觉的小房间。那房间其实很简陋,只在靠近小窗得墙角放置一张极普通的木板床。外婆喜欢把床脚垫得高高的,床前专门用几块砖支着木板放上一两双常穿的布鞋。当然,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床底下沉淀淀、挺神秘的各种坛坛罐罐。有时,我也对外婆床头堆放衣物的大木头箱子着迷。无论我翻箱倒柜还是打开各种坛坛罐罐,终极目标只是为了寻觅吃食。而每当这时,我眼前几乎总是出现县城边姨娘跌跌撞撞穿梭其间的身影。

由于种种原因,二姨娘在姊妹四个中出嫁最晚,她的两个孩子甚至都没有我哥我姐的年纪大。据说在嫁给县城边的姨夫之前,姨娘已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当时,姨夫家里穷,更重要的是,姨夫惟一的哥哥犯罪入狱刚刚开始漫长的刑期。姨夫的大嫂恰巧与外婆家的一位远房亲戚熟识,便托人到外婆家保媒。很快,姨夫姨娘囿于条件没办酒席就走到一起组成家庭,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总算安稳平和。倒是他家那位嫂子,终于还是在姨娘嫁过去两年后改嫁到别的村去了。

家乡新建的房子

记得外婆在世的那些年,我在外婆家经常能见到县城边姨娘,还有姨父带着跟我岁数差不多大的两个孩子。尤其是每年的农历四五月间,布谷鸟终日“咕咕咕咕”叫个不停的时候,姨娘必定是待在外婆家的。每次我和母亲刚跨进外婆家喧闹的院子,还没等外婆她们反应过来,眼尖的姨娘头一个就发现了我们。她扔下手头的活计,便跌跌撞撞地扑过来迎接。她笑得很灿烂,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小名,吐字不清地说着诸如我长高了变瘦了一类的话。母亲则上前掸掉她身上的灰尘或是爱怜地帮她除去蓬松的乱发里夹带的一两根杂草。一般这时,姨娘似乎有些羞涩,下意识地反复抻着不大合身的衣服一角,往往却不曾留意脸上或脖子上干活时沾上的污迹。她总也闲不住,要么兴冲冲地在院中的压水井边帮三姨娘浆洗衣裳,要么跃跃欲试地赶着给正在柴火大灶摊煎饼的外婆添柴。她干得似乎不甚得法,外婆倒是委婉地劝她休息一会儿,三姨娘则一脸嫌弃地嘀咕一句尽添乱。可她乐此不疲,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仿佛不知世间烦恼为何物。

我惟一一次见到县城边姨娘放声大哭,是在十七年前外婆去世的葬礼上。那一年我们家发生了很多大事,事后看来无一不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外婆的过世我很难过,毕竟她生前一直都那么的疼爱我。可是刚在这一年的正月经历奶奶去世的我,感情似乎变得麻木了钝化了,尽管心里无比难受与压抑,却始终哭不出来。而我那位跌跌撞撞的姨娘,哭的昏天黑地鼻涕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止不住地往下掉。她好几次哭得昏厥过去,任谁也劝她不住。远远近近来帮忙料理后事或驻足围观的人们,都惊讶于姨娘重情重义的这一哭。可平日里,面对跌跌撞撞的姨娘时,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曾不经意地流露出居高临下般的怜悯,甚至不乏鄙夷之色。

以前,我充满好奇曾不止一次地问过母亲关于县城边姨娘的诸多问题。比如她没有家么,怎么老是待在外婆家,而不像镇上大姨娘明明离外婆家很近,却一年难得光顾几回;还有县城边姨娘家是不是特有钱有特清闲,没事就坐上车回娘家来。面对我的种种疑问,母亲并不是每次都热心作答。小孩子家不懂别乱问,她时常抛下这一句算是回应。

的确,人世间的许多事没到一定的人生阶段是不太容易弄懂的。相对于亲戚朋友间的疏远,可能家里至亲彼此的隔膜更让人无奈和心痛。而从外婆葬礼上各人的表现,其实已不难看出其中端倪。真正让我不再困惑就在于后来有一次,母亲无意中向我谈及二姨娘第一段婚姻夭折的情形——二姨娘远嫁到邻县一年多没有身孕,那家人疑心她不能生育,就吵嚷着要退婚。无奈之下,外婆央求村里一位关系不错的同族兄长一道赶往邻县。当时各家各户都不宽裕,两个人走到半路盘缠就没了。于是,他们沿着火车铁轨走了一天一夜,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找到那家人,又经过数次大大小小的争吵终于把二姨娘顺利带回家。那户人家“慷慨”补偿外婆一行人一个破碗柜,让外婆卖给旁人充作回家的路费。

如今各村的路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好走,电动车也早已驶入千家万户。大约六七年前,县城边的姨娘家花几千块钱买了辆电动三轮车。姨父载着姨娘开车到我家,总共花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些年每次到外婆家,姨父总要抱怨一番,说一路走一路歇、来半天去半天,时间都耗在路上了。而姨娘则脸色发白头发滴水,整个人无异于大病一场,往往要在外婆床上歇上大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姨娘身体一直不大好,一个人根本出不了远门,外婆或姨父也不放心让她独自在家或出门。而回娘家的路,即便如此艰难,几乎次次要仰赖于姨父。可姨娘从来都没想过流露一丝一毫的倦怠。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她跟在姨父后面,跌跌撞撞地往返于自家与娘家之间,无怨无悔。直至外婆家离世,姨父姨娘才逐年减少了回娘家的次数。特别是三姨娘的小儿子打工归来,盖新房拆掉了规模颇大的老宅院我们就更加看不到县城边姨娘跌跌撞撞赶来的身影了。所以,记得姨父难得在我家眉飞色舞的叙说一番交通便捷后,很快神情又黯淡下去,说我跟你姨娘岁数都大了,出趟门不容易,恐怕也来不了几回了。

出校门迈进社会的这些年,我基本上每年至少要去县城边的姨娘家一次,有些年我更是一去再去。我从来没有懈怠或厌倦的意思,这一点倒是跟我姨娘千辛万苦去外婆家神似。只是姨娘那一辈人将两家之间那段五六十里的路程走得过于艰辛,甚至不乏悲壮。而我则几乎是车来车往,往返不过短短一两个小时的工夫。只有一回,我轻信了表哥(应是三姨娘二儿子)的话,说要像姨父姨娘那样全程走到她家拜年。结果,我们两个一路下来筋疲力尽怨声满腹,回家时说什么也要去县城坐车回镇上,匆匆结束这一自讨苦吃的旅程。

其实,我不是个喜欢拜年串门子的人。这些年,随着年岁疯长,我有足够多的机会见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亲戚间的相处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排斥家境优越的亲友,但更珍惜同处窘境的亲戚朋友间的深情厚意。我一次又一次的去县城边的姨娘家,并且还在心里盘算下次什么时候再抽空过来。外甥不大理解我的这种举动。头两年,他跟我坐着姐姐新买的汽车去姨娘家拜年。车刚一停在他们村口的沟渠边,坐在村头老供销社门口的姨娘就发现了我们。她跌跌撞撞的跑过来,脸上的笑容依旧很灿烂,惹得一旁的同村妇女揶揄她“娘家一来人,你就开心得跟个孩子似的”。姨娘似乎永远都不缺少热情,她拉拽着我们去她家。一路上,她不断呼唤着我、我姐、我外甥的小名,无一错漏。外甥仿佛还没见过这阵仗,或者干脆惊讶于姨娘家无论吃饭还是喝水,用的全是粗大的瓷碗。临走时,外甥脱口就是一句,这个姨奶奶看起来好怪啊!而在说这话时,姨娘正跌跌撞撞追着赶着塞给他红通通的百元红包。我白了外甥一眼,内心倒也不十分怪他。毕竟,这个世界上很多成人都戴着种种有色眼镜看人,更何况未经世事的孩子呢!

我最后一次见姨娘的那天,从早到晚天上一直下着雨。我再次坐着姐姐的车,来到县城边的她家拜年。外甥依然站在她家屋檐下,似乎不肯进黑乎乎的屋里。姐姐则站着跟姨父姨娘拉家常。只有我坐在同样黑乎乎的方桌旁,喝着大瓷碗里有股子烟味的温开水,顺便剥着吃桌上一堆本地产的细花生。没多久,姨娘一会儿要去隔壁的厨房说要给我们将茶叶蛋热上一遍,一会儿又忙着用塑料袋装细花生说我好这一口,让我带回家慢慢吃。我跟姐姐都婉拒了她的好意。很快,外甥看雨越下越大,就一再示意我们离开了。雨确实很大,我、姐姐、外甥头发湿淋淋的狼狈地跳上汽车。待到姐姐摇上车窗发动车子时,我们意外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姨娘竟然跌跌撞撞扑到车窗边,原来是要硬塞给外甥红包。慌乱之下,我们只得急急摇上窗发动汽车要走。而站在雨地里的姨娘久久不愿离去,头上脸上到处挂着水珠,好像不全然是雨水。

母亲不知道姐姐已经告诉了我县城边姨娘过世的消息。我从北京一回家,她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你苦命的姨娘撇下我们走了。说起躺在县城医院病床上的姨娘,整个人最后瘦的皮包骨头不到四十斤时,母亲脸上的泪水便止不住的淌下来。母亲还告诉我说,有一回在病房里,姨娘痛的昏迷后醒来看到她,第一句就喊你的小名,问怎么没看到你来。母亲回答说,他在外面打工脱不开身,要是在家,不会不来看你的。姨娘听后长叹一声,很久没再说一句话。

村里的老宅

作者简介:傅海声,1982年8月生,安徽泾县人。一直在老家宣纸作坊工作,城中村文学小组成员,有作品见于网络社区“尖椒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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