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板们
在我的打工生涯中，做过很多种工作，所以也有很多老板。
后来他投资了一家美食城，在当地混的风生水起，我在这家美食城的物业上班，我成了他的员工，他成了我的老板。
还有的老板有几个工厂，在总部的时间多，就算到分厂来了也不下车间，因此，我在有的厂干了几年也没有见过一次。
曾经为之流血流汗的老板们，我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就先从食品厂的王老板说起吧。
一
王老板三十多岁年纪，一米七几的个子，身材魁梧、健壮，面皮白净，浓眉大眼，想必年轻时的曹操就是这般模样吧。
王老板是北京本地人。他在闹市区有两家门店，专门卖面包、蛋糕、冷饮热饮之类。另外还有一个食品加工厂，生产的产品专门供应华联、好又多、京客隆等大超市。我就是加工厂里的一个兵马俑。
给王老板打工时是九十年代末，那时候他给男孩子开十五元一天、女孩子十元一天。后来我从同事口中得知老板一天收入大概五千元，我感觉老板是黄世仁，我们就是杨白劳。
三百块钱一个月，根本不够花啊。厂里不管早餐，得自己出去吃，吃一次早餐得花两三块钱，大家为了省几块钱，就不吃早餐。饿了，就在车间里偷偷吃一点蛋糕坯子的边角料，因为烤蛋糕坯子的模具是方的，做蛋糕时裁成圆形或者心形，裁下来的边边角角就没有用了。有一次一个同事刚把边角料塞到嘴里，老板来了，同事怕被老板看见，赶紧往下咽，差点儿噎死。
老板的抠是出了名的。他有一家门店在西城区，为了省油钱不让货车送货，让一男同事用三轮车载一车货从朝阳区蹬到西城区。
还有一次我在洗衣房里洗衣服，白色工作服上有一点污渍就很明显。我用刷子使劲儿刷，被同事看见了，他提醒我说：“这要是让老板看见了，准得挨骂。”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同事说：“老板怕你把衣服刷破了，把你手搓坏了没事儿，别把他工作服刷坏了就行。”我听了目瞪口呆。
别看他对员工小气，可对他的狗可大方了。王老板在工厂里养了一条黑狗，平时关在铁笼子里。有时候他会和老板娘一起给狗洗澡、给狗刷毛。那狗吃的比我们打工的吃的还好，蛋糕坯子的边角料都给狗吃了，老板还经常买肉给狗吃。一次，他买了一包烤鳗鱼，拿着往狗笼子那儿走，他五六岁的女儿一路跟着他，他把鳗鱼都喂给狗吃不给他女儿吃。我们看了都悄悄说：这真是老板的亲狗子呀。
厂里有一个规定：在厂里的两个男女不准谈恋爱，要是让老板知道了两个都得开除。我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同事们说，老板是担心员工谈恋爱影响生产。可是谈恋爱是人的基本情感需求，老板自己有老婆还寻花问柳去娱乐场所消遣呢，员工谈个恋爱怎么了？
后来同事小国和小丽就成了这个规定的牺牲品，一开始他们出去玩儿总是拉上其他同事一块儿，后来随着他们感情的升温，没有人再愿意做电灯泡。他们的恋情慢慢被老板察觉了，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一通盘问，他们供认不讳。因此老板毫不留情地开除了他们。这也是杀鸡儆猴，让其他人看看挑战了老板的权威是什么后果。
我们都气愤难平，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厂是老板的，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端人家的碗就得受人家的管。
开除的加上自己离职的，厂里原来的老同事差不多都走完了，老板又招了一批新的补充进来。
后来没过多久，我也因故离开了那家食品厂。
之后我遇到了一个更抠的李老板。
李老板瘦瘦高高的，高颧骨，尖尖的下巴上长着稀疏的黄胡须。他开了一家做羽绒服的小作坊，工人连我只有三个人。我和萍姐都是第一年做羽绒服，李老板给我俩开的是学徒工的工资：一个月六百元。巧兰是熟手，她一个月是两千四百元。
李老板的打算是：两个不怎么会做的做前半部分技术含量低的，做成半成品，成型由巧兰来完成，这样比多招两个熟手要省三分之二的钱，李老板的算盘打得是哗哗响。
到了秋天，李老板在武汉开了一家羽绒服的门店，专门为顾客加工订做、翻新羽绒服。他请货车把电动缝纫机、布匹和羽绒拉到武汉。本来货车是不能载人的，他为了省下我们几个人的车费。就让他老婆和我们三个缝纫工坐在货车车厢里。
装车的时候用货物把货车中间架空，留大概一立方米那么大的空间，叫我们几个钻进去。我们四个人蹲在里边儿，每个人占的面积比碗口大不了多少。上下左右都是货物把我们挤得动弹不得。老板娘在半路想上厕所，可是车不停，憋得老板娘差一点拉在了车上。
到了目的地，天都快黑了，一路颠簸，我们又累又饿，肚子咕咕直叫。路边有卖馒头的，李老板却坚持卸完货自己做饭。他说：从家里带有南瓜和大米，也带有做饭的家什。我们只好忍着饥饿，等着把货物卸完再做饭吃。
门店大概有八九平方米，材料和设备都快把一间房子塞满了。做饭的锅碗瓢盆、米面粮油那些东西也没有地方放。老板娘想再租一间房子，做饭以及她和老板在那儿住。李老板舍不得钱，就指着裁衣服的案板下面说：我们就睡在这儿。那我们三个做工睡哪儿？李老板面朝堆得快要顶到天花板的羽绒麻包一努嘴说：就睡那上面。
我们三个女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睡那么高怎么爬上去？
后来巧兰说：“哎呀，老板，我们都没有练过杂技，睡那么高的地方，我们也上不去，要不这样吧，我们都不睡觉了，就在缝纫机台上趴着睡得了。”老板娘也一再坚持花两百元重新租一间。因为这，他们两口子都要吵起来了。后来老板还是抹不开面子，只好租了一间平房，把他的铺盖和做饭的东西搬了过去。
李老板把从家里带来的南瓜吃完了，买菜的时候就在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萝卜缨子、白菜帮子，拿回来洗一洗，腌成咸菜给我们吃。
开始两个月天气不太冷，生意不太好，没有赚到钱，老板每天不是白菜萝卜就是萝卜白菜，我们没有尝到一点儿荤腥，常常是把前一天没吃完的粥，再加一瓢水，水开了下一把面条儿。
有的时候我实在吃不下，就在路边买个烧饼什么的填一下肚子。萍姐是老板的堂妹，有一次，她跑去和老板理论，老板一听就火了，说人家不说啥，你还挑三拣四的！别有事没事在这儿挑毛病。萍姐说：那是别人不好意思说，正因为我是你堂妹，所以我才提醒你。李老板把萍姐痛批一顿，等我们过去的时候，萍姐的两只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
因为生意不太好，李老板两口子天天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你埋怨我、我埋怨你。一个说是你兴妖，只有寒冷的地带羽绒服才有销量，我说去东北，你非得要来武汉。一个说去东北那么远，这么多东西运过去运费得多少？李老板又嫌弃老板娘裁的衣服款式过时、不新颖，赶不上潮流，所以没有人来订做。老板娘辩解说是因为天气暖和所以没有人愿意穿羽绒服……
到了冬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寒风呼呼地从门口刮进来，我坐在当门的机位踩缝纫机，冻得直哆嗦，就把掏了羽绒的废旧衣料披挂在身上，用来挡刺骨的寒风。有顾客看到了就劝说李老板，叫他装个玻璃移门，李老板说：干不两个月就要离开，玻璃门不是白装了？钱多啊花那个冤枉钱？穿厚点忍忍就过去了。
果真如老板娘所说，天气冷了生意就好。那时候，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接单还忙不过来，我们天天晚上加班加到两点多。
有的时候熬的不行，我穿着针穿着穿着线还没有穿过去就睡着了。每当这时，老板就咳嗽一声，告诉我们：当你困了你就唱歌，唱歌就可以把瞌睡赶跑了。加班熬夜的时候，老板大言不惭地给我们讲生意经：我在原材料上赚一点，再在工人头上赚一点儿，扣除开销，不说多，四个月可以赚十来万块钱吧，不偷不抢的，挺好。
他说的“在原材料上赚一点”，是指那羽绒根本就不是真的羽绒，行话叫“毛丝”。就是白鸭的翅膀毛用粉碎机粉碎，把中间的硬梗去掉，而不是一朵一朵的那种羽绒。
羽绒一百六十元一斤，毛丝的价格是十来块钱一斤，用毛丝来冒充羽绒卖，就像是银耳卖出了燕窝价。
我们带过去了二十包毛丝，只带了小半口袋真正的羽绒，那是留着撑门面、给来订做衣服的客人看的，实际上做的时候，是舍不得放真羽绒的，都是毛丝。反正顾客也不太懂个中内情。
到了年底，我们也快要回家了。有一天等老板和老板娘晚上打烊走了之后，我问巧兰：“你说今年我们为老板挣了这么多钱，回家的时候老板会不会给我们发一点奖金啊？”巧兰一撇嘴说：“你别做梦了，你看老板猴精猴精的抠劲儿，把钱看的比命都为贵，舍得给你发奖金？我给李老板干了四五年，从来没有为我们多发一分钱。”
那一年我们做到腊月二十七才回家，从那之后，我再也不给李老板打工了，从那一年之后我再也不肯给私人小老板打工了，要打工就去进大工厂。
三
这一回，我跟着老乡一块儿进了广州的一家鞋厂。
鞋厂有一千多人，老板姓林，台湾人。至于林老板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看到过他的签名，就像是一个栅栏围着一片小草。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什么字，所以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林老板叫什么名字。
听厂里第一批进厂的老员工说，老板带着十七万台币到大陆来开厂。他老婆在台湾一家鞋厂给别人做设计师，没有跟他一起到大陆来。
林老板大概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皮肤黝黑，长着一张冬瓜脸，大腹便便。传说中他创业之初，遇到了困难，资金周转不过来，工厂差点停产，急得直哭。那时候老板是能省则省：所有机器设备都是买别人二手的。有的别人淘汰的机器，都老旧得很厉害了，买回来之后三天两头坏，机修师傅加班加点的修也忙不过来。铰线的剪刀用钝了就磨，到了最后剪刀磨得像韭菜叶子一样又窄又薄。
林老板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在她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被一个黑社会老大看上了，黑社会老大包养了他的女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女儿知道了，给了他一张一百万的支票，林老板一巴掌把那张支票打到地上，说：“老子就是穷死，也不用你的这种钱。”
在我进厂的时候，老板创业好几年了，一切已经步入了正轨。有一次发工资，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老板的女儿——没想到长着一张冬瓜脸的老板竟然生有一个长着瓜子脸的女儿，白皙的皮肤，樱桃小嘴，真的是眉眼如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原来老板为了让他女儿摆脱掉黑社会老大的控制、不想让她女儿卷进黑社会，就把他女儿弄到大陆来，在工厂里面担任财务主管。
我在鞋厂干了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贵州的一个女孩子，在女生宿舍里生了一个小婴儿。之前她在别的厂干，和男朋友同居了，在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男朋友借口去见一个老乡，结果一去不返。
她到处打听男朋友的下落，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拖拖拉拉地月份越来越大，她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也不敢去做流产，情急之下就进了林老板的鞋厂。她每天上班都穿着又宽又大的衣服，我们都是小姑娘，没有经验，也看不出来，还以为是她长胖了。一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十点回去的时候，听到女生宿舍里有婴儿的哭声，才知道她生了一个小孩儿。
我们都很稀奇，大家一个接一个排队似的跑过去看小孩儿。同事们议论纷纷，说这女孩子真坚强，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在宿舍里就把小孩生出来了。
第二天，这事儿传到了林老板的耳朵里，林老板在办公室里发了雷霆之怒，把生产部经理叫过去，拍着桌子大吼大叫，说在我的工厂里出了这等丑事，会给工厂带来晦气，那个生小孩的女孩子一定要立即开除。
我们在谴责老板冷酷无情的同时，又都同情那个刚生了小孩就无家可归的女孩子，厂里的工友们自发的为她捐款，大伙你三块、我五块的捐，凑了两千多块钱给那个女孩子，并且为她在村里租了房子，买好坐月子所需的物品，让她安心坐月子，等满月了再做打算。
那个小男婴，贵州女孩把他送给我们厂里一对结婚十多年没有生育的湖北夫妇，湖北夫妇高兴得喜不自胜，买了一大包营养品去看贵州女孩子，夫妻俩连那个月的工资都不要，赶紧抱着孩子回湖北老家去了。
我在那家鞋厂干了两年，直到厂子倒闭我才回家。
经历了那么多的老板，我明白了如何做一个好老板——要是有生之年我做老板的话，我敢保证在管理上至少人性化一点，不会那么独断专横、刚腹自用、冷酷无情，适当关心员工，8小时之外的时间可以自己安排，鼓励他们多读书、学习充实自己，打工的同时学到一技之长，以后有机会做老板时，也做一个好老板。
作者简介：李若，北京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成员，打工十多年，从南到北。作品散见于杂志《北京文学》《北漂诗篇》《单读》《读者》《神剑》及公众号“乡村建设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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