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仇大雄:从中年开启的艺术归家路,曲折如“之”字

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2018-08-07 08:02
来源:澎湃新闻

对于瑞士华裔收藏家与艺术家仇大雄来说,艺术的“归家之路”是曲折的,那意味着他辗转各地又回到家乡,也代表他经历了种种以后终于在40多岁时才开始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这些天,仇大雄个展“归家之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览开幕之际,“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对他进行了专访。

他说: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华人,当代艺术来自过去,它是时间的演变。我从这些作品中汲取灵感,我希望能够创作出结合了中国文化和西方影响的东西,而最终,人们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中国人做的,这是关键。这也是一种“曲折”。

身为明四家之一仇英的后人和收藏名家仇焱之的儿子,仇大雄的艺术之路却充满曲折。他的父母并不支持他从事艺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他们认为我应该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艺术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这样,虽然在法国巴黎大茅舍艺术学院读了艺术,但仇大雄此后多年都在瑞士的企业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遇到了自己的瑞士妻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直到1992年,母亲去世后,仇大雄才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梦想。

仇大雄在展览开幕现场

仇大雄的艺术创作融合了中国与西方艺术对他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使用的材料大致是中式的”,而“想要形成的纹理是西方的”。在他的作品里,宣纸并非用来作画,而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三维的装置中。比如在《战旗之影》中,他将宣纸做成人形,在上面烧出一个个洞,代表战争对人施加的暴行。而在《无题》中,他将宣纸覆在波浪般起伏的铁丝网上,涂以墨和清漆,外面再用轻盈的铁丝网保护,重构一种类似中国画立轴的形状。

《战旗之影》局部

因为艺术道路曲折,仇大雄一直知道自己在创作时要什么。他说,自己是个独立的人,“不仅是独立于父母,也是独立于外在世界”。仇大雄的工作室在瑞士的汝拉山上,他不关心外面的艺术世界,只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相比分享和展示,他的作品是自我的表达。在他的作品《混沌•灰区•至上》中,他用三个圆形画幅强化了三种不同阶段,描述了他的创作与思考状态。“最终,我到达了‘至上’,也就是白底上的那一根墨线,但这种领悟的状态不能持续很久,所以我把它记录了下来。”采访结束后,仇大雄带“澎湃新闻”记者看了一遍尚未布置完成的展览,在《混沌•灰区•至上》的绘画面前,他说道。

《混沌•灰区•至上》

带记者参观过展览后,往回走的路上,仇大雄遇到了似乎是某个博物馆员工的孩子,“我等一下就过来,”他用上海话对那个孩子说道。相比普通话,仇大雄的上海话听起来要流利得多,“这两天感觉又把上海话捡回来了。”仇大雄笑笑说。他三岁就随家人离开上海,被问到对上海还有什么记忆,他摇摇头,“当时太小了,怎么会记得,”他只知道,家里当时住在原法租界内,“后来回来看,已经找不到我家了。”即便这样,他对这里的一切似乎很熟悉,“一来就找到了家的感觉。”

澎湃新闻:展览的名称是“归家之路”,其英文“Zigzagging My Way Home”直译为“曲折的回家之路”,如何理解“回家”的概念?为什么要使用“曲折”(zigzag)这个词?

仇大雄:这个题目展现了我四处旅行后回家的整个历程。一方面,这是身体意义上的旅行,另一方面,它体现了我的一些经历:成立公司、成为艺术家,我做过许多不同的事,这也是一种“曲折”。我觉得“zigzag”(直译“之字形行进”)这个词非常形象,很容易理解。

对我来说,我有两个家,一个是上海,一个是瑞士,展览呈现了我在这两个家之间的道路。另一方面,我希望在上海博物馆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之间建立一个交集,将传统的表达融入当代艺术。在展览上,你能看到从上博运来的四件文物,其中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曲折文罐,你能够看到这些文物与我作品之间的某些关联,看到它们对我的启发。

展览现场,四件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

澎湃新闻:对于这四件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展品,能否分享一下它们对您的意义?

仇大雄:这几件展品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新石器时代到17世纪。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时间跨度之间,有些事情没有改变,直到今天,它们仍然让人着迷。新石器时代的陶罐上有粗犷的线条,即使放在今天仍不过时。如果你去看那块高凤翰的那块石头,你会发现它引人沉思,那也是我喜爱它的原因,它不只是一块石头,你看着它,你会想到很多。选择东汉绿釉陶狗,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狗,它们代表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最后,是仇英的《眠琴赏月图扇》,选择这幅作品是因为它代表了我的家族溯源。

这些作品体现了我的灵感的来源,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代艺术来自过去,它是时间的演变。我从这些作品中汲取灵感,我希望能够创作出结合了中国文化和西方影响的东西,而最终,人们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中国人做的,这是关键。这也是一种“曲折”。

展览现场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是仇英的后代,您的家族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仇大雄:我很难去讨论仇英,因为他对我而言实在太遥远了。但是我可以分享我的家庭对我的影响。我的父亲在事物的审美(aesthetics of objects)上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收藏家,他对于美有非常敏锐的感觉;而我的母亲则在道德美学(moral aesthetics)上影响了我,她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处世。

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我家里,我是唯一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命运。虽然仇英离我非常遥远,他的作品和我有很大不同,但是在这之间仍然有一种家族的延续,或者说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传承。

澎湃新闻:您的父亲仇焱之是著名的收藏家,在收藏上,他对您有什么影响?对于艺术收藏,您是怎么看的?

仇大雄:其实,我本人并不做艺术收藏,我没有时间做收藏。我觉得艺术收藏非常难,通常情况下,收藏由一两个人进行,而当他们离开后,这些藏品的命运就很难说了。当然,我从我的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对此我非常感激。

澎湃新闻:17岁时,您前往法国学习艺术,大学毕业后从事绘画与电影创作,但之后您搬去了日内瓦,在企业里上班?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仇大雄:原因很简单:我在瑞士遇见了我的妻子。我必须在那里找到谋生的方法,我也进过电影业,但最终我进了企业上班,后来我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不过,即使是在企业,我也一直从事与创造力有关的工作,但是这个和艺术还是不一样。在企业的时候,你有具体的目标,而艺术的目标是朦胧的,卖出自己的画、做一个成功人士不是我的艺术目标。艺术更难,因为你是和自己工作,你和自己斗争,

不过,我在企业的经历也带来了两大积极的影响,一个是纪律,一个是管理,包括自我管理。这对于我从事艺术工作非常重要:当你为自己工作时,你也需要自律,那意味着坚持、不断向前。

作品《看不见的散文》

澎湃新闻:那您又是如何从一个企业上班族成为艺术家的?

仇大雄:需要指出的是,我从大约18岁起就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当时,我在文学和艺术两大志愿中进行选择,最后我读了艺术,但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对此是反对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家庭里,你必须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从这一方面而言,艺术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我来说,成为艺术家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兴起的念头,而是时间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艺术家。因为我不喜欢同时做两件事,何况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我决定告别我的企业生活,主要原因是我母亲的去世。因为,当她在世时,她从来不认为做艺术家是个理想的工作,她对我在企业上班非常满意。

澎湃新闻:您在瑞士生活多年,也在那里参加过不少展览,在您看来,瑞士的文化和环境对您个人及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仇大雄:我的妻子是瑞士人,所以我会在那里定居。瑞士的环境很有意思,尤其是在日内瓦和洛桑的交界处,我工作室所在的地方,那里非常国际化,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不同语言在那里相遇碰撞,你会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之间切换,这很有趣。其次,瑞士是个很小的国家,很安静,我可以在那里拓展我的艺术思维,可以说那是一个很适合“藏身”的地方,在瑞士,隐私得到了最大的尊重,人们不会打扰你,你可以自在的工作。我在汝拉山上的一个小镇工作,那里有一种独特的氛围,天气随着四季变换,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另一方面,身在瑞士,我得以从一定的距离以外和我祖国的文化发生联系。就像绘画,如果你离得太近的话,你是看不清的,你只有站在一定的距离外,你能看得更多,包括构图等等。你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宏观的观察(macro picture),这正是距离所提供的。当我回到中国,我欣赏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时,我又获得了微观的视角(micro view)。所以距离非常重要。

作品《旗帜之影》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家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讲了瑞士对您的影响,这种中西两方的影响也体现在您的作品中,您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的这种融合的特点?

仇大雄:这个很难去概括。总的来说,我是用我所拥有的全部的技巧和材料去进行创作,我不愿意对东方和西方去进行划分。不过,在我看来,我所使用的材料大致是中式的,比如墨水和宣纸,而我想要形成的纹理是西方的,比如包豪斯风格。我用材料去表达我想要的纹理。我也会使用油画颜料,我会把墨水和油画颜料放在同一张作品里,要知道水和油是不相容的,但我试着把它们结合起来。

澎湃新闻:在您的展览中,作品《日记》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它由图像和文字组成,如何理解这种形式在您作品中的表达作用?

仇大雄:图像和文字的结合很有趣,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文学和艺术是我上大学前的两大志愿。

《日记》最初并不是什么作品。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我开始随手涂鸦,将我想到的东西以某种形式画下来。当你画完以后,旁边总是会有些空白,于是我就用文字把它们填满,这是下意识的。我最初并没有将《日记》公开的打算,那只是我的“自言自语”,我每天都这么做,我早上读报,然后寻找灵感,再将它们画下来,这像是一种练习一样,我用大脑记录发生在外部的事情,接下来,我会继续我自己的创作,那是对我自己内在的探索。每当我完成一张,我就把它放到箱子里,再也不去看它,因为那会对我造成干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越积越多。

当我对自己所做的东西厌倦以后,我就会尝试新的形式,做新的作品。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所有作品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贯性,外在和内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日记》系列影响了我其他的创作,所以我最终决定将它们展示出来。人们可能会觉得《日记》在我的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过程。事实上,展览上的某些作品就是《日记》的三维化呈现。

《日记》不是用来阅读的,它更像是我这二十年来的思想和艺术的一个缩影。

后:《日记》系列,前:《无题》和《鱼》

澎湃新闻:《日记》里运用的都是黑白,黑白也是您后来作品里的一大特色,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黑白作为绘画的主要颜色的?

仇大雄:那大概是在十年前。当时我将工作室搬到了山上,在那个海拔几千米的地方,天气寒冷,灰色是最常见的色调。

我喜欢黑白,是因为灰色可以有成千上万种,没有两种灰色是一样的,冷灰、暖灰、深灰、浅灰,灰色与灰色之间有微妙的差异,既然灰有那么多可能性,我为什么需要彩色呢?事实上,我喜欢这种“有限”的感觉,我不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我喜欢坚持一件事,然后不断深入。黑色也是一样,不同的黑有不同的纹理,我和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s)不同,他说他的生活是黑色的。对我来说,黑色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澎湃新闻:相比彩色,对于观众而言,黑白似乎会缺少很多视觉冲击感?

仇大雄:我觉得不是这样。黑是你可以去凝视然后思考的东西,对我来说,视觉冲击并不重要。

《无题》

澎湃新闻:是否可以说您的作品更多地是自我表达,而不是试图去展示或者分享某些东西?

仇大雄:是这样。我的作品都是非常个人的,我无法做些哗众取宠或是商业的东西。我等待了这么久才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愿意这么做。我只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我无法像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那样,把画布一切二,在上面加上颜色,就变成作品卖出去。

澎湃新闻:但对于一个展览而言,艺术家必须要向观众去展示,对此您怎么理解?

仇大雄: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他们看我的作品时,既理解,又不理解,他们不知道其中有更深的根源,而这个展览具有中国的视角。在这个展览中,相比作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历史如何影响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即使身在远方,你仍然能够传承文化。

    责任编辑:顾维华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