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些考入北京大学的插队知青

知青刘学红独自站在他们之中，时时望向窗外，失落与激动随着车厢的颠簸此消彼长。她想起密云库北的山区，想起上一年在林业队的辛苦劳作，挖一个树坑挣一个工分。她又想起前些天，自己作为密云县先进知青点的知青代表在表彰大会上的发言。春节回家，她已不复是去年离开时那个铁下心来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的小姑娘。离家的日子，她第一次尝过了乡土社会对异乡人有意无意的冷落与斥拒。她反复想起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爬到顶峰的那一刻：76级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给了村里会计的女儿。

北京密云，下乡知青们胸戴大红花接受表彰

刘学红用羡慕的目光送走了那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姑娘，也送走了那年上大学的唯一机会。姑娘上了北京大学，读的是低温物理专业——物理，那是刘学红中学时最喜欢的学科。“平常都在一块儿玩儿，在一块儿劳动，为什么她能上大学，我们就不能？”话虽如此，刘学红心里清楚，就算自己跨过了插队两年以上的门槛，在家族势力把控的农村传统中，更多无形的门槛，是一个外来的知青几乎不可能触及的。

仿佛知道刘学红的心思，32路也似乎恰对北京大学格外垂青，线路环绕半座燕园，沿途连设三站：中关村、海淀、北大站。听说九年前，北大“文革”期间武斗最激烈的那一阵，32路也照开不误，三站里最多偶尔甩过两站。不去颐和园的乘客多在中关村站下车，因为在接下来的海淀站，阶梯票价就将从一角涨到一角五分。刘学红看着售票员操起一口京片子下车维持秩序，并没起身。她一心想绕着北大走完这半圈——尽管是在墙外。

那一年，距刘学红西南1600公里外的湖南沅陵，北溶乡邓家的长子邓兴旺在读乡里的高中。在村里，有五个孩子的邓家向来最积极支持小孩上学。“以后能不做农民就不错。”邓兴旺想。

那一年，距刘学红东北1800公里外的黑龙江虎林，红卫公社中学副校长海闻迎来了在北大荒插队的第八个年头。这八年，他搞过试验田、造过排灌站，那个“黑五类”出身、注定无缘工农兵大学生的下乡知青，似乎早已和冰封的黑土一同被冻结，成了“真正的农民”。

那一年，距刘学红1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扎赉特旗，中学教师林建华不久前也刚和巴达尔胡农场76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指标失之交臂，未能如愿进入地方的师范学院深造。

32路的车铃响过，刘学红久久痴望着北京大学高高的石墙和古老的校门：“我幻想着，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到这个校园里读书该多好！”彼时，尚没有人知道，再过几个月，一条不胫而走的消息就会席卷全国，把天地翻覆。高考，一副锈涩了十年的巨轮，将要在他们的足迹上碾下再次登程的辙印。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7年12月25日，下午3:30。海闻胸有成竹地走出考场，他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到今天为止，全国高考正式结束！”

至此，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冬季高考正式落幕。而此时，距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的10月5日，历时整整80天。

1977年的黑龙江，白山黑水间星散了从全国各地来北大荒“戍边”的知青，全省报考者近200万之众，远超一万人的招生总额。黑龙江省只得以公社为单位，在11月底提前举行一轮考试，筛出五万考生应考。副校长海闻不愿耽误白天的教学工作，买了一捆蜡烛，焚膏继晷、挑灯复习，终于跻身拿到准考证的五万人之列。

恢复高考的消息绕着北京密云水库上空盘旋了一圈，高岭公社四合村林业队的十一名知青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全数报名了高考。休息时，他们在田间地头捧起扔下两年的中学课本，惹来坐在树阴下吞云吐雾的庄稼人半开玩笑的不屑与挖苦：“这么用功！能考上吗？”

在远离书本知识八年的海闻面前，学业从未中断的刘学红可以说是考生中的绝对幸运者。与在“文革”中遭遇全国停课的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同，她所在的部队子弟小学几乎未受冲击；及至初中，刘学红一级又恰逢邓小平主持整顿教育，全员得以直升高中。可即便如此，她关于理科繁复公式定理的记忆还是被高中毕业后长达两年的剪枝、施肥、配药、摘果无情占据。稳妥起见，她只得弃理从文。

可是学文要怎么报志愿？刘学红听说“中文系出来基本当老师”，她不愿教书，却又不知道文科还有什么专业可选。茫然、犹豫和复习的压力交替裹挟着她，也裹挟着那年全国570万高考生中的多数人。

一天，刘学红出门散步，偶遇了一位中学同窗。二人攀谈起来，话题很快转到了高考上。

“你报什么呀？”

“我？我报新闻啊。”

“新闻是什么呀？”刘学红虽然天天看报，却是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个专业。

“新闻就是当记者，满世界跑。” 

刘学红心下一动：这听起来倒很是符合自己的天性。她回家一查，北京仅两所高校开设了新闻类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采编。尚不知新闻为何物的刘学红，就这样定下了学新闻的意向。至于第三志愿，她未曾多想，随手补上了“也挺喜欢的”南京大学天文系。 

考前半个月，生产队终于批准了知青们的集体请假，允许他们回家备考。听说母亲的同事不知从哪儿翻出了“文革”前的几份高考历史试卷，刘学红就跑去她家，和人家孩子一起复习。日子一天天冷了，举国上下对这年高考的关注却从未降温，乃至沸腾不断。 

与海闻相似，走出考场的刘学红“觉得还行”。语文命题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她回忆起两年间插队的日子，两千多字一气呵成。考完数学，她和同考场的一位高岭中学数学教师对了答案：包括她差点放弃的最后那道数列大题在内，答案一模一样。刘学红有了底：“基本上各科在80分以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被刘学红保存至今的高考准考证

迊新站

1978年2月22日，北京大学开学。

红底横幅上印着“迊新站”三个宋体字，那是横幅下合影的新生们再熟悉不过的字型。昨夜噩梦中那些骇人的口号、伤人的标语仿佛顷刻间倏忽不见，只剩下依旧棱角分明的美术字，像是炭火中烧红的上一个十年给时间烫下的烙痕。 

新生们很快探索起这座园子来，用脚步丈量她的边界：南门是主校门；东门外是一片居民区，平房胡同错综复杂，没有大道通衢；西门远离宿舍区和教学楼，学生很少进出。海闻住在37楼210，睡上铺。他下铺的同学叫易纲，北京人，小海闻六岁，甚至还没入党——不久之后，海闻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很快，海闻就得知，易纲和他同是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新生。不过，此时的他仍心怀重重困惑与不解：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刘学红错过了开学典礼。春节过后，她就被接二连三的喜讯团团包围。2月19日，插队时的小伙伴告诉刘学红，说她的高考作文被《人民日报》全文登载，消息还上了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刘学红将信将疑。回家吃完晚饭，父亲从身后递来一份报纸：“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刘学红忙伸手接过，见左面半版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署名“北京市密云县知青考生刘学红”；正文的第一段是：“一年一度秋风劲。”刘学红努力克制着激动的情绪：“是我写的。”很快，一句“政委的女儿考上大学了”就在部队大院里疯传开来，让刘学红倍感压力，连连解释“还没发榜呢”。 

接连不断的祝贺道喜让刘学红空前焦虑。几天后，她见城里的同学纷纷拿到了通知书，才知录取结果已然发放。刘学红即刻赶回密云。第二天来到公社，考生们被召集至一处，通知书就在喊出的人名和校名中逐一发放。旁人大多只领回一个普通白色信封；刘学红收到的信封却格外巨大，用的还是牛皮纸，上印四个毛体字：北京大学。 

此后一连数日，刘学红忙于把工分挣来的粮食卖给粮站、换粮票、转户口，等一切办妥，她赶到北大报到时已是3月4日。不知何故，当日的燕园显得格外冷清。刘学红一路打听到了中文系，老师抬头就问：“哦，你还来啊？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刘学红忙问同窗们安在，老师一摆手：“都上街游行去了，学校没人。” 

游行之风盛行，似乎是自此时起下至八十年代末北大学生的共同记忆。1978年的燕园里，“文革”的余烈之气仍在高年级的工农兵学员中以大字报、批判会的形式一息尚存，时或爆出激烈的火花；而另一方面，“文革”时期曾遭封禁的小说、戏剧如惊蛰般复苏。本来无缘银幕的电影作品在大饭厅重新上映，场场爆满，美术功底好的学生甚至临摹假票入场观影。属于两个时代的佼佼者在小小的燕园中狭路相逢，未名湖的上空暴风激荡、惊雷频响。 

刘学红（后排右一）和同学们于未名湖

在刘学红的印象中，77级学生确乎常与75、76级工农兵学员争执不休。一侧是在“文革”时代推荐入学的工农兵代表，另一侧是在改革开放中凭一己本事考入北大的新生力量。“战端”一开，三角地的宣传栏就俨然成了交锋的沙场。一次，77级的一个学生写了一首诗，中有两句，大意是：“四人帮”横行时，我上不了大学，因为我头上没长角，身上没有荆棘。这下工农兵学员们不干了：好像我们都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于是又免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双方闹得不亦乐乎。 

待到两年后，75、76级尽数毕业，工农兵学员终成一段燕园往事。“内部还在打的时候，它不会形成这种合力。”四十年后的刘学红总结道，“这两拨学生出去以后，整个校园变成了一种统一的情绪。 

“时代强音再加上那么一个偶然事件，就触发了81年3月份这么一个东西——” 

狂歌曾竟夜 

海闻在上铺坐起身来，脑海中片断地闪过昨夜那场狂欢的几个镜头：他们挤在37楼二层的空房间里，围着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屏息凝视；比分追平后不久，卫星信号竟然突然中断，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他正要打水洗脸，耳边又听人喊：收音机说，中国赢了。

刘学红也还沉浸在不可抑制的激动之中。她摊开日记本，写下“1981年3月21日”，紧接着又写：“这，才是北大学生的精神！”

昨夜熄灯后不久，刘学红就听到一阵匆乱的脚步声，隐约裹挟着“中国排球赢了”的欢呼响成一片。她不知道，此时海闻等人早已喊着各式口号冲下了37楼，同周围楼群的学生聚为一伙。不知什么人把乐器也扛了来，一声令下，号、鼓、喇叭胡乱响了起来。 

刘学红躺不住了。她翻身下床，套上棉衣，穿上拖鞋，汇入了汹涌的人流。一出宿舍楼，眼前的景象霎时点燃了她的情绪—— 

“没有旗帜，就用一根树枝绑上一条破布代替，有一个还把自己的内衣举了起来。队伍前面、中间有不少人敲着鼓、敲着桶、敲着盆，凡是能发声的全都拿出来了。没有盆的就鼓掌，喊口号。‘中国，万岁！中国，万岁！’随着这一片交响乐声，队伍越来越扩大，人越集越多，于是顺着水泥路，浩浩荡荡地向着留学生楼进发。在留学生楼前面，口号声异常的响亮。” 

用笤帚点着的火把、从窗口撒下的报纸和草帘燃成的火海、火海中集体舞的火热，热血在火中沸腾。“再看看火场周围吧，”刘学红写道，“张曼菱女士站在一辆自行车上，舞动着双手，指挥着唱歌：‘唱国歌！’谁知一激动，竟起成了《国际歌》的头！”同年下半年，81级西语系的西川刚入学不久就赶上了女排大胜的狂欢，亲眼目睹年轻的灵魂在自由的土地上燃烧。多年之后，诗人回忆起当晚的游行，兴奋得连爆粗口。 

海闻、邓兴旺、刘学红，各个楼群的学生集结完毕，一条长龙在呼号和交响中冲出了校门，绕着海淀、中关村盘亘一周，这才浩浩荡荡回了学校。“这时的时间是差一刻钟一点。已经是今天早上了！” 

不久，一场更为正式的庆祝活动又在五四运动场举办。这次，海闻动手制作了一张面具，戴着它欢呼、跳跃，一任摄像机的镜头反复扫过。四十年后，当他在不知第多少次讲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故事后，偶然提及当年那张面具下的青年，笑得竟有些腼腆：“那时候，胆子挺大的。”

收拾山河

在3月21日的日记末尾，刘学红写道：“体育！这就是‘体育’的惊人的作用！”大一，她和海闻分别被校田径队的老师看中，分到400米组参加体能训练。舍此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留给书籍和专业知识。 

初入燕园，从小在部队环境长大的刘学红很快发现，77级确是卧虎藏龙之地。求学无门的十年压抑的怨气、才气、英气、豪气一齐井喷，使燕园成为后“文革”时代学术界的风眼。“文革”中被打倒的书香门第之后在77级中文系棋逢对手、英雄相惜，对诗行令蔚然成风。海闻所在的77级经济系、后来被戏称“中国法学界黄埔一期生”的77级法律系中都不乏年近三旬的大龄新生，下乡插队时被社会现实浇透的他们动辄高谈政治、褒贬时局。在他们面前，刘学红“简直成了小学生”。她意识到两件事：书到用时方恨少；时不待人。 

在未满16岁的邓兴旺眼里，大学生活很单纯——“基本上就是学习”。78级生物系强手如林，生源年龄跨度又极大，甚至有同级生大他近二十岁。山村中学毕业的邓兴旺深感压力，课后必得复习。每日出操后，他但凡不上课必在自习；晚上十点图书馆闭馆，他才随着人流归宿；周末清晨自习室还未开门，他就翻窗进去占座。 

未满16岁的邓兴旺，摄于入学后不久

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前两年，海闻埋头于基本理论和《资本论》原著文本。第三年，他选修了几门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国际贸易课的范家骧期待着经济学的分析化；经济地理课每次都是欢笑满堂；78岁高龄的系主任陈岱孙也给本科生讲课，言简意赅。同学们时常谈起这位哈佛26级哲学博士传奇的一生，感喟老先生学术大家之风。 

海闻大二那年，系里的老师厉以宁出版了个人专著《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海闻记得这位在课上讲过“起飞理论”的老师：四十来岁，平易坦率，谙熟西方经济学，常在课上介绍新颖的西方理论，讲得深入浅出，让海闻豁然开朗。后来海闻要出国，自己翻译成绩单，没有把握的地方就去问厉老师；偶尔厉老师也没有把握，就亲身跑去静园四院经济学系的资料室，替海闻查阅确认。 

就在厉以宁出书的前一年冬季，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燕园以南十公里的京西宾馆召开，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77、78级再一次为历史作了证见——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 

海闻察觉，这个国家上演的现实，正意图针对自己学了一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起一场致命的冲击。具体的经济行为竟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的传统理路中脱了缰，学术界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怎么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海闻翻遍了自己的笔记，非但找不到中国的答案，反而分化出更多的疑问：企业怎么决定生产，应不应该有利润？办私人企业，雇人算不算剥削？农村包产到户，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行？熄灯后的长夜，海闻躺在床上，常就这些问题与易纲等室友争论起来。 

海闻想起在北大荒的九年。那个埋首黑土，在试验田里搞水稻移植、玉米杂交的知青，在早稻方熟的时节，一并收割下时代的困惑。而今，这些困惑破土而出了，在这片园子里和经济学家们的关心共振。 

1979年，中美建交。人们从电视画面中发现，并非“世界上其它地方都是黑暗的、剥削的”，白纸黑字的“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也值得怀疑。一夜之间，中国看见了中国的问题，学术界批评四起。 

海闻不关心这些问题。他更在乎的是“solution”：怎么做？他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要去找到那个正确的方法。他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够真的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不只是他萌生了这个想法。大三，海闻的下铺空了。那个阳光、英语好、小他六岁、积极参加班级活动的易纲，凭借仅有的三个公派交换名额之一飞去了美国。

海闻也要出国。他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大四一开学就再也按捺不住，想“早去早回，早日回国参加建设”。他急急忙忙找到系主任陈岱孙，向82岁的老先生辞行。陈岱孙晓之以理，劝他毕业后再走：“我们跟国外的教育是两个体系，人家并不会承认我们所有的学分，你现在去了以后，起码要补两年学分才能拿到你的学士学位；北大毕竟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学位也不要轻易放弃。” 

海闻冷静下来，听从了前辈学术泰斗的建议。1982年1月，他才乘上了飞向教科书中西方经济学世界的航班。

“He is from Red China”

十三年零一个月后，手握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终身教职的海闻回国。前一年，睡他下铺的小兄弟易纲就已飞回母校，和学弟林毅夫发起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他想起初到美国时的自己。本科毕业，他甚至不具备任何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必需的高等数学和统计学知识，不得不旁听本科生课程恶补数理基础；西方经济学倚重分析，习惯了靠整理笔记、记忆提纲复习的他吃了不少苦头；作为第一代自费留学生，他课余也要打工，以求经济独立。某一次，几位亚洲同胞问海闻从哪儿来，他以China相答。对方追问：从台湾来的？他说，不是，大陆。问者闻言惊呼：He is from Red China！瞬间，所有人都望向海闻。“对他来讲好像我是一个稀有动物一样。”海闻想。 

异乡的海闻再一次接触到老师厉以宁当年介绍的“起飞理论”，他始终认为，那堂课是他开始认识中国经济问题的启蒙。自然而然地，他选择了发展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 

后来探望陈岱孙时，海闻对当年的系主任说，自己是踏着他的足迹回国了。在1978年入学的两届学生中，出国深造、身获要职、归国任教的旋律谱出了大量“后燕园时期”的人生变奏。就在海闻重回燕园的同年，归国两年的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林建华获得国家教委科学技术二等奖。五年后的一篇ANGEW中，他将把世界首次合成的多种具有孔道结构的硼铝酸盐分子筛命名为PKU1-PKU9。 

北大硕士毕业后，邓兴旺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也去了美国读博，本科毕业时留下的一大遗憾总算弥合。照他的说法，“那个时候不出国，好像人家都到月球上去，我还在地球上，差别太大”。 

海闻的二舅常住美国，听说外甥决意赴美深造，自然是支持有加；而对于农村家庭背景的邓兴旺，该考的试一项也少不得。他向自己的硕导梅镇安借下一笔巨款——26美元的TOEFL考试费。导师慷慨解囊：“小邓啊，借钱不要老借，借一次就可以了。”邓兴旺听出梅镇安弦外有音——导师鞭策自己，要他一次通过。满分700分的TOEFL，邓兴旺考了560分——刚好过了美国高校的申请门槛。邓兴旺不好意思再问导师借钱，就向各大高校申请免考GRE，并且一并免除自己的入学申请费。只有包括哈佛在内的三所高校回函同意，最终，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 

邓兴旺非但不喜，反而郁闷不已：“结果一个分校要的我。”——按他的理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大学昌平分校。想到自己几乎没什么积蓄，他就又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出，必须提供全额奖学金，“不然我肯定不来，我没钱”。孰料，校方竟答应了邓兴旺“得寸进尺”的要求。出国前，他和北大物理系的同学聊起此事，对方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告诉他说这是个好学校，邓兴旺这才宽慰不少。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邓兴旺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

不到四年，邓兴旺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同时斩获了美国生命科学基金会的博士后奖学金；又过了两年半，他在耶鲁大学生物学系任助理教授，并于1992年单体分离出了第一个光性状调控基因COP1；2013年，已是耶鲁大学终身讲座教授的邓兴旺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次年6月，他辞去了在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随后不久，“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筹）”出现在了每一名北大学生选课时的开课单位列表里。 

燕归来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南门。 

两侧行道上的槐树枝叶错综地伸展，在半空里织作翠色的门拱，斑驳筛下正午时分暖金色的天光。打头的两棵树下各支起一张红色背景的海报，竖排着三个白色美术字，是七十年代常见的那种印刷变体：“迊新站”。

2018年5月3日，北大南门内，77-78级入学四十周年纪念大会签到处

年逾花甲的学生们结群走进卌年前的主校门，笑语欢颜，好一似游行归来。刘学红站在铺着“中文系”红旗的签到台前，项上挂着单反，间或响起的快门声淹没在人潮里。毕业后，她供职于中国青年报，从“满世界跑”的新闻记者成了“中青在线”的CEO，兜兜转转，工作一直绕不开北京大学。前些年，刘学红牵头成立了北大校友摄影俱乐部，作为摄影记者活跃在北大相关活动的新闻现场。 

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站在“经济系”签到台后，隔着志愿者和老同学们谈笑。去年年底，忙于北京大学英国校区启动仪式的他，偶然担任了此次77、78级入学四十周年返校活动的负责人。他逐一找到各系各班的联络人，以当年的班级为组织展开宣传——海闻称其为“人脉网络报名”。最终，两级报名人数竟达1461人，让校方大为惊讶。

联系演出、确定议程、写主持稿，他一页页密密麻麻地在工作手册上记录。正当海闻“发微信发得脖子疼”时，一桩噩耗传来：4月8日，海闻的一名同班同学突发心肌梗塞，病故在公交车上。四天后，又一位78级技术物理系的学弟在重洋外突遭车祸去世。海闻为之叹惋不已，他在工作手册上又添了一项议程——致悼词。

海闻和77级同学们于活动现场

5月3日下午，纪念大会在当年办过开学典礼、电影放映的大饭厅——如今的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77级化学系毕业生林建华追忆起当年夜半“偷车”骑去颐和园租船的故事。在台下同窗们一片会心大笑中，他总结道：“我们当时的岁月是充满激情。”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你们是跟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一代，”八十八岁的厉以宁坐上讲台，又给当年的学生们上了一讲经济学课，“你们是最幸运的，你们在进北大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 

主持人海闻按系点卯，每念一个系，随着系旗的扬起，讲堂一角就爆出一阵欢呼和口哨，雪染双鬓的学生们站起身来尚嫌不够瞩目，手臂擎举如林。仅来了几人、十几人的系也毫不示弱，声潮一浪高过一浪，仿佛鸣燕归巢。 

1981年3月20日夜里，自己究竟在游行中干了什么？邓兴旺记不清了。但三十七年后这天，他分明地看见那些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坐在自己周围的退休教授、企业高层、著名生物学家们，纷纷举起了双臂。阵阵欢呼声环绕着他，让他想起四十年前，八月初的北溶乡，一个村民从山那边镇上唯一的邮局一路小跑回村，邓兴旺走在放羊回家的路上，猛听见山坡小道上飘来的呐喊—— 

“发录取通知书了！被北大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