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钞本?如何研究钞本?

李晓红
2018-08-12 13:46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关于唐前作为“钞本时代”的提法方兴未艾,不过在多数相关研究中,“钞本”“写本”概念常相混用。2011年童岭发表《“钞”、“写”有别论——六朝书籍文化史识小录一种》(《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旗帜鲜明揭举“钞”、“写”有别,为厘清钞本、写本的概念确立了准绳。

按三至十世纪汉字文献中,作为书写动词的“钞”(俗写作“抄”)与“写”,含义有明显区别:“钞”意谓摘要略录,“写”意谓“照本迻录”。由于汉语双音节词的发展,“钞”与“写”并合为“钞写”,十世纪以来逐渐成一偏义复词,义偏指“写”。为此,吕思勉在论两晋南北朝学术时屡次三番地强调:“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謄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并举《宋书·傅隆传》、《南齐书·高逸传》、《梁书·王筠传》、《北史·崔逞传》《李彪传》等所见“钞/抄”用例,指出“凡此云抄,皆当有所广略去取,非徒写录也。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亦谓之抄略”。此所谓“意谓摘取”、“撷取精要”,可以“摘要”约言之。这种摘要式的“钞”,更早的显例要数班固删《七略》之要成《汉书·艺文志》,此点后文还将论及。

这里想强调的是,在很长时期里,吕先生关于两晋南北朝“钞”、“写”有别之说罕见学界重视。其后学者谈及此期以‘钞’为题的文本,仍认为“钞”“有‘誊录’、‘集纳’、‘草稿’的意思”,近于“钞”“写”无别。甚至注意及僧祐《抄经录》序所谓“抄经者,盖撮举义要”定义、明知“在现代汉语里,‘抄书’意味着‘抄写书籍’,但是在六朝,‘抄书’一词的意义非常狭窄而具体”的田晓菲,也将“佣写经论”、“讽诵传写”诗篇的现象和六朝“抄书”并置而论,足见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区分古代“钞”“写”用法之不易。

故《“钞”、“写”有别论》虽是继承吕思勉命题,但仍具现实意义。在作者新近出版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一书(下或简称“童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下引本书随文括注页码,不再注版本信息)中,此文列为第二章。考虑到该书首章乃界定“六朝隋唐汉籍”内涵,是关于全书研究范畴的说明;第二章显为全书的方法论说明。童岭在吕、田等学者关于“钞”“写”有别辨识基础上,进一步追溯此二字的语源:从许慎《说文解字·金部》“钞,叉取也”,徐铉校“臣铉等曰,今俗别作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叉者,手指相逪也。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是谓之钞。字从金者,容以金铁诸器刺取之矣。《曲礼》曰,毋剿说。剿即钞字之叚藉也。今谓窃取人文字曰钞,俗作抄”诸证,(第62页)说明了“钞”、“抄”义同且其本意皆为“叉取”,用于文字文本传播时表示“部分钞录”;又从少为人注意的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中找到“写”字本义盖将物“从他处传置于此室”,(第63-64页)用于文字文本传播时表示“全部迻录”。(第74页)该章以传统训诂方法结合唐前史籍、佛籍、笔记等文献用例,综合论证此期书籍文化中“钞”、“写”有别。而后作者更在《弘决外典钞》一章的研究中,切实地考辨出该《钞》在引用《孝经述议》时“进行了非常大程度的删节”,(第361页)彰显出“钞”“写”有别论对正确认识本期文献的意义。

童岭著《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

《“钞”、“写”有别论》初刊后,蔡丹君《南北朝‘抄撰学士’考》一文曾加引用。该文还提出《魏书》卷六〇《韩麒麟列传附子显宗传》一例: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常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以才学聪悟著称的法抚与韩显宗比试快速记忆力:取百余人名,两人各读一遍,随即复述,法抚有一两个出错,显宗全无差错。此中“抄百余人名”之“抄”,亦作“叉取”、“摘取”解。此足证此期无论南北朝都“严分钞、写之别”。(第76页)

确定一个文本的“钞”“写”属性,是切实利用一个文字文本的基本前提。极端地说,当我们意识到《文选》是一种“文集总钞”,即应当警惕其所录之篇或非作者手定原样。而通过钞、写有别之考察,认清文本体例,避免将钞本视为完篇原作、视为原作者周全斟酌的成品,而是从钞者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文本的结构、章法、意趣,甚而是匆促间“叉取”的印痕,都可能触发文本新世界大门的打开。

或因一早即有若此新警之锐识,《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各个章节皆颇有昭示钞本学研究新内涵的特质。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汉籍丛考》,主要讲述汉籍怎样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怎样从日本回流中国的故事。在此过程中,钞本如何走进学术视野,与其存在实况及有关学者筚路蓝缕的发掘有关。故在辨析“钞”“写”有别后,作者即考察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存在实况,并附录介绍了作者亲验的佚存旧钞本十种,如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说文木部》,令人遐想当日钞者依特定目的摘取某部类知识传钞之情状。而后辟专章表彰杨守敬、罗振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学者对旧钞本的珍视与学术发现。

中篇和下篇都是对具体钞本的个案研究。中篇《经史发覆》系统研究了《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伪《古文尚书》、《礼记子本疏义》、《琱玉集》、《翰苑》五个钞本,是全书的主干。下篇《辑佚考辨》则据《弘决外典钞》、《篆隶文体》、《秘府略》三个钞本而发,有作为中篇的补篇之意味。如《篆隶文体》一章,研究视角与论述框架与中篇诸章实无大别,然此钞内容不便归为“经史”类;而《弘决外典钞》和《秘府略》两章,则是研究视角与中篇诸章不同,《弘决外典钞》章是在《弘决外典钞》一书之上,特辟专节研究该书所引《孝经述议》;《秘府略》章则几乎不论《秘府略》本身,而着力在辑录该书所存《东观汉记》佚文。

要之,全书的结撰,隐含着汉文化圈钞本学从无到有、从有到充实的基本脉络。先确立“钞”“写”有别这一理论根基,并取日本为例初步呈现六朝隋唐汉籍钞本的事实存在,而后将主要功夫用于钞本个案研究,一气推出八个钞本,足以令人意识到每个钞本皆具无与伦比的研究价值。这从引导钞本研究的角度看,无疑是相当高明而可行的。

当然从学科意识的明确度看,全书关于钞本学的内涵与对象仍可谓引而未发。按作者所考,“目前可知的日藏汉籍旧钞本(包括被掠夺的敦煌六朝隋唐钞本)大致有六十余种”。(第79-94页)本书第五至十二章个案研究了八种,另外附录解题“过眼佚存旧钞本十种”,《古文尚书》、《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既有解题又入个案研究,统共全书详介钞本十六种。令人感兴趣为何六十余种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作者特别选择此十六种加以区别研究?通览全书,似未见交代。中编《经史发覆》之题引人瞩目钞本与经史之关系,但第八章所论《琱玉集》、第九章所论《翰苑》非严格意义的经史类文献,而在六十余种中占比可观的《毛诗》《春秋》等经史类旧钞本却未获探讨,这种个案取舍之理路何在?也许作者有学科研究面向、进入路径和问题意识方面的考虑,但未予阐明,读者不免雾里看花。

从个案研究看,大致都有钞本的发现经历和钞本自身的物质形态、文字内容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初步确立了钞本研究范式。不过由于涉及的个案很多,具体论述难以周全,下面本着完善研究范式的角度提出来讨论。

笔者以为,对钞本的本体研究,应着重揭示钞本文字内容的独特处。本书在《讲周易疏论家义记》、《弘决外典钞》二章实有十分精彩的示范:通过考察《弘决外典钞》引用《孝经述议》时之删节,实证“钞”之特质;极为明快地从《讲周易疏论家义记》文字内容中发现六朝江南义疏家中存在“疏家”、“论家”之别,(第133-135页)突破了既往经学史只以“义疏家”一词概之的认识,(第142-143页)均极有意义。不过全书所涉的八个钞本中,这样具有内容特质意味的文本研究,所占比例并不大。如第六章《伪<古文尚书>》残卷研究,介绍了两个藏本:一是京都大学影印的“九条本”,用了不少篇幅指出该卷第7a页:“弟七夏书二孔氏传。”第7b页:“五子出哥弟八夏书孔氏传。”第10a页:“胤征弟九夏书孔氏传。”接着说“通行本孔颖达《尚书正义》当作’卷第七胤征第四’。故可知京都大学此份残卷与刻本系统唐人正义不同。”(第193-194页)此中“当”字或为衍文,指出此残卷与通行本孔颖达《尚书正义》不同当然是有学术价值的判断,但不知是否钞本文字内容所限,后文却无关于此残卷与孔颖达本的实质性差异之比较。事实上在《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中发现“疏家”、“论家”后亦无对两家在义疏过程的具体角色差异做出说明,从本体研究来说尚未惬人意。二是神田香岩所藏“神田本”,虽通过正文“泰誓”与“太誓”、“大誓”之别,卷目“孔氏”与“孔氏傅”之别,欲明两本之非一,但这类差异似不明显,“泰”、“大”、“太”在同一刻本中都不无混用,别说钞本,兼以两本字迹相近,两本作为同一钞本的可能性或更大。

不知是否因钞本实质性特点之难觅,全书多数个案研究的大量篇幅用在叙述所论钞本的发现经过上。第七章《六朝旧钞本<礼记子本疏义>研究史略》更直接是以该卷的学术发现史为讨论对象:先梳理了该卷从未透露法号姓氏的僧人卖出,到田中光显从琳琅阁书店购入,到1916年罗振玉将之冠以《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影印出版的面世史;接着分述罗振玉(1866-1940)、孙诒让(1848-1908)、胡玉缙(1859-1940)、岛田翰(1874-1915)、服部宇之吉(1867-1939)、铃木由次郎(1901-1976)、中田勇次郎(1905-1998)等氏对该卷钞写时代、内容、体例的认识,并进一步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皇侃《礼记讲疏》、《礼记义疏》联系起来讨论,从一篇学术文章所当有的含金量来说已十分足够,也显然昭示出钞本学学术史的深广研究空间。不过从系统切实展现各时期学人对该钞本的认识、尤其早期一些有突破意义的认识上看,此中仍有可再斟酌之处:

首先是对相关学者的介绍顺序,将罗振玉列于孙诒让、岛田翰之前颇令人费解。从本章所提供的内容看,三人提供《礼记子本疏义》认识的时间序应是:(一)岛田翰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版《古文旧书考》先收载及排印录文,且断言“《礼记子本疏义》,陈郑灼所撰”及其为“学唐人者”所书。(第223页)(二)孙诒让《籀庼述林》(1908年改定)卷六《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跋》,约数百字中,论及“‘子本’犹‘别本’”和该卷末引《左传》服注“兑,不虑也”四字之可宝。(三)罗振玉1916年珂罗版影印本,并断定其为“郑灼所钞”、“出六朝人手”“殆即灼所手书”。(第215-217页)按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秋前五日孙诒让《复章炳麟书》曰:“《礼疏》铸版数载,近始印成,谨以一部奉政。脱误甚多,未暇校改也。扶桑古籍间出,近见岛田氏所刊皇侃《丧服小记疏》,信为奇册。此外倘有所得,敬祈惠示其目。《佚存》、《古佚》及《访古志》所著录者,则多已见之矣。”1907年孙诒让已关注日本佚存汉籍,早于罗振玉认识《礼记子本疏义》。文廷式《东游日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日,1900年3月2日)又在椒微处见影刻唐人写本《丧服小记疏义》一卷,无正文。

……

(十二日,1900年3月12日)往椒微处剧谈。以《礼记孔疏》,证此间由内府所影刻写本之《丧服小记子本疏义》,乃知真梁皇侃疏也,“三髽”“脱服”等说,皆与《释文》《正义》所引皇说合,冲远疏成之后,六朝旧疏荡然;得此一卷,真希珍也。《日本访古志》既未之载,黎莼斋、杨惺吾亦未之见,异哉!

1900年文廷式在李盛铎(椒微)处得见日本内府所影刻《丧服小记子本疏义》。3月16日,文廷式记载“岛田翰林<来>,岛田约往观其所藏”。当天日记详载其观“《左传》单疏本,名为唐抄,余疑其自宋本抄出”、“旧抄本《论语》,皇侃疏”、“卷子本唐人抄《汉书·杨雄传》”、“仿唐抄《文选》无注本”等,并提出扼要的观书见解。1905年岛田翰所刊《古文旧书考》有无受文廷式启发,实为值得研究之又一话题。无论如何,在介绍《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的学术发现时,文廷式当是不能疏漏之人。而据《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载:“(1894年)四月十一日,萍乡文道希学士廷式宴集公车诸名士,诒让及善化皮鹿门锡瑞、绵竹杨叔峤锐、南通张季直謇诸先生与焉。”可知孙诒让与文廷式早有交谊,是否后来文廷式向其介绍过此卷信息,值得注意。总之,孙诒让不可能据罗振玉珂罗本立论,则较早注意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学术价值的人排序应是岛田翰/文廷式——孙诒让——罗振玉。

文廷式

其次是关于《丧服小记子本疏义》题中“子本”二字之意味,目前看来是孙诒让先提出的问题。但其所谓“‘子本’犹’别本’”,解似未谛。而后胡玉缙又提出“诸志无有称皇疏为‘子本疏义’者。‘子本’二字,殆即灼以之为区别以示谦”,(第221页)亦未达一间。按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谓:“日本有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罗振玉考为皇侃弟子郑灼所撰,影印行世,为传世单疏本之最古者。日本现在书目有皇侃撰礼记子本疏义百卷,信西书目亦有礼记子本疏义两帙。今均未之见。子本者,僧徒合一经数译于一本,定一本为母,其余诸本为子,见出三藏记集卷七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及卷八合维摩诘经序(陈寅恪汤用彤均尝言之)。此称之为子本者,盖以经文及注为母,疏则为经注所生之子也。”此说最为合理,乔秀岩、华喆、孙猛皆持此论。本章作为《六朝旧钞本<礼记子本疏义>研究史略》,全未言及牟润孙之说,亦为疏漏。

(本文节选自李晓红《汉文化圈钞本学的成立与学科展望》一文,原文首刊于《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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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