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第一家高校素食文化协会是如何在北大成立的

在透亮的玻璃前，长长的队伍中不仅有素食者，还有慕名而来的其他人，专门来尝一口清脆的藕片和鲜绿的四季豆。然而，即便北大是素食方面的开创者，它的招牌窗口也已经许久未更新了。走进素食潮流的人数与日俱增，素食餐饮生态却出于多数习惯和食材原料变化迟缓。

张宝荷刚刚做了一年的蛋奶素者（不食用动物的肉，但食用蛋类与乳制品），限制她全素的最大原因便是代替品的难寻与昂贵。她很难在满课日的中午跑去离教学区较远的艺园，也不愿支撑校外高昂的素食消费，只得向蛋奶妥协。

高校素盟不久前发起了全国高校素食窗口盘点，结果显示，在全国两千多所高校中，仅有18家开设了专门的素菜窗口，还有大批诉求在等待校方处理。他们发现，“素食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素食生态环境供给不充分、不能满足素食者需求的问题，是当前素食界面临的‘主要矛盾’。”

在北大，素食群体绝非屈指可数。从本科到博士，从中国到立陶宛，他们带着素食习惯在园子里自如谈笑，作为芸芸学生中的一部分各自生活。高校素盟把时代里的素食者称为新素青年，他们不同于旧时代里的“吃斋”，脱离了刻板印象中的禁忌和约束，而走入一种健康、环保、爱护生命的积极选择。

走出肉食社区

2011年，张楠进入北大，那时她最爱吃松林的奶黄包、康博思的水饺、农园的香锅，也常去家园餐厅点一份豆豉鲶鱼和青菜配饭。提起这些食物和与之有关的北大时光，张楠感慨道，“虽然我现在是个素食者，但回想起来，依然觉得记忆里那些食物的味道非常好”。但如今，张楠简直无法想象自己以前是怎样大口吃肉的。她如今走过菜市场的鱼摊时，常常被“腥得鼻子都不敢歙一下”，她称自己“吃素并非全是因为慈悲，也因为恐惧与厌恶”。

吃蛋奶素的时候，张楠曾误食过一次肉，“那天很想吃鸡蛋饺子，好朋友就在外面买了带到食堂一起吃，结果吃了一个发现里面是有肉的。那天下午就拉肚子了。”这个事情让她印象深刻，原来长时间不吃肉，身体真的已经不习惯了。这之后没多久，张楠渐渐从蛋奶素过渡到了奶素，继而放弃了奶及乳制品，成为一名纯素者。

不同于张楠的身体信号，张宝荷吃素的原因只是“觉得有必要”，从念起到行动“自然而然”，没有特别的交代。在她成为一名素食推广者前，甚至篮球队的朋友们都对此并不知晓。

张宝荷在课上学习了消费主义文化，她意识到，我们手中所握的选择太过纷杂，“它们刺激着我们欲望的膨胀，却也在不觉间剥削着我们享受简单乐趣的能力”。同时，了解过食品工业的养殖状况后，她看清了人类无视动物道德地位的伤害，自此开始规避一些食物清单中的条目。

她的一天通常从麦片和坚果开始，因为“坚果很重要，里面有很多微量元素”。在后天减少自己菜谱中的选择时，素食者们多数会在寻找代替品时更注重营养配比。和普遍概念中“只吃菜”的形象相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往往更精通菜肴之味。张楠日常也会吃复合维生素、葡萄籽等，她在本科期间便考取了公共营养师资格证。尽管周围的人还拥有着“蔬菜只提供纤维和维生素”的笼统印象，她清楚地知道“同单位下西兰花的含钙量多于牛奶”。

北京大学素协宣传页

外界总流传，素食者会因为没有肉蛋奶而缺乏B12，由此营养失衡，心情抑郁。清华素协的董振邦和张轩都认为这并非无解命题：董振邦会吃维生素片，同时补充牛奶；而张轩不接触肉和奶已经8年，他会食用各种蔬菜瓜果，而没有进行过针对性的调整，他相信来自他身体的诉说，而不是经医疗器械检测打出的报告单。

目前，清华大学的素协成员正在积极争取开放专门的素食窗口，有望近期打开一片独立的味觉天地。对于董振邦来说，饮食本是人生一大乐事，而由于所处的“生活社区默认主流文化为肉食”，素食者们只能“被迫地作出食物选择”，一道无形的屏障将素食者限制在相对单调的环境中。“目前这个群体的比例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出大的改变”，他期待着拥有素食团体的小型“社区”，不再牵挂“何以为食”。

事实上，除了一部分人是胎里素，大多数素食行为都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无论是动物伦理、保护环境还是促进健康，殊途同归的背景使他们在结识彼此后兴奋而欣慰。相同的食素习惯带领他们手挽手进入一个新的象限，在那里，他们努力开辟着一个同样滋润味蕾的巨大数据库，并将之逐步导入自己的可食用列表。

只有素食者和杂食者

据估计，全球素食人口至少有4亿。早在2013年，国际公众电台网站上的数据便显示，中国素食者人数已超过5000万，占当时总人口的4%—5%。但同时，在人口膨胀的背景下，肉类商品的制造量却也与日俱增。

1980年至今，全球养殖场的生猪屠宰量持续增长，而早在2015年，中国的生猪出栏量（指商品动物被卖到市场上的数量）就已占全球过半的比例。市场需求刺激着生猪养殖企业不断提高宰杀量和屠宰效率，以期更高的利润回报，仅在察觉到能繁母猪的数量下跌时，企业才会更关注它的生命价值。在工厂的金钱与机器面前，动物强行诞生，再被强行处理。

张轩即是出于动物伦理方面的原因成为素食者，这也成了他如今的学术研究方向。毕达哥拉斯是西方可确知的最早素食者，张轩便用他的名字在清华素协的平台上创建了读书会。在每周的“毕达哥拉斯读书会”上，张轩都会与同学分享素食相关的作品。他们讨论被称为“现代素食起源”的《动物解放》，观看2003年公映引起热议的《地球公民》，了解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吃素历史。在他看来，吃素需要一个合理化的原因，他愿意帮大家找到它，也愿意为素食者找到一个更公平的身份。

近年，毕业于北大的张思所创办的“素食星球”公众号在素食群体中非常流行，但张轩却觉得另有更好的方法，“在欧美，伦理素食团体更多一些，可能我也无非是‘严肃’一些的素食者”。点开素食星球的页面，我们可以看到精挑细选的餐点和食谱，也可以看到内容丰满的餐馆推荐，这种推广方式在大陆产生了庞大的吸引力。但张轩认为，即便“素食星球”是一个不错的推广策略，但更多的时候“瞄准了某一个中高收入群体”，而使受众有了特定的选择。

与张轩不同，董振邦则在坚持某些原则的前提下，更在乎宣传的结果，他认为这种“精准投放效果更好”，吸引外界来了解素食文化更重要。生活中，董振邦常在朋友圈晒出所尝到的美味，也会带朋友一起去清华东南门的素虎、天厨妙香素餐厅寻觅佳肴。在几周前的一次班级轰趴中，由于素菜被剩下，他便亲自下厨，端上几盘素餐，颇受好评。

董振邦为同学们烹饪素食

张楠也支持学姐的“素食星球”，她喜欢食物美学，平时下厨会认真摆盘。张楠也有自己的公众号，其中专辟一个栏目来记录一些素食推荐和相关活动。她反感用血腥和暴力的场面督促人们进行饮食上的反思，更倾向把素食和美味链接起来。在2016年的社团文化节上，她曾和其他素协成员一起发放过1000份扁豆焖面，当时周围的社团纷纷来取，边吃边说自己“被素协养活了”。读研期间，张楠又在北大组织发放过3000个素月饼和1000份腊八粥。她想通过共同的食物爱好把大家融合在一起，“吃素不是持钵的苦行僧，如果你开始了解素食，就会发现吃素不过是另一种有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而已”。

“人是不能被完全改变的，但你可以先做好自己，再去影响别人，通过意识的影响，行为自然会有所变化。”张楠觉得让所有人吃素的想法太偏激了，她只想告诉别人“素食也很美味，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一种选择，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温和的批判者。”素食者的目标并非让全人类都吃素，他们大多数都以传播价值文化为目标，“肉类的话，能少吃一点就少吃一点，是减少伤害，不是消除伤害”。

张宝荷为了推广素食，睡觉时间后移了一两个小时，“不是说做了以后就心安理得了，而是要在有很高的道德责任指引的情况下，去理性考证推广的手段是否有效”。她最近在翻译一本《素食推广行动手册》，“里面讲究特别多，仪容仪表也不能太出格，像我这种染了黄头发的，我会担心和餐饮中心主任交流时留下不好的印象”。

在推广过程中，素食者做着不同的方式选择，而他们本身也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符号，以分享者的形象，成为推广素食过程中的一张张亮眼名片。

张楠喜欢食物美学，平时下厨也会认真摆盘

有次，张楠做过一个手术，术后只能喝流食。护士要求她摄入牛肉胡萝卜汤和含乳清的蛋白粉确保营养，以加速身体的恢复，而那时她已经成为素食者很久了。张楠提出自己是素食者，吃不了含肉含奶的食物，但护士不同意，她便勉强喝了一次医院的营养餐，“不是我矫情，喝了一口直反胃，真的喝不下去”。

“虽然医院出发点没错，但那是我的底线啊。”张楠感到委屈，她不明白为什么不吃香菜可以被理解，不吃肉就不行。张楠只好回家修养，食用妈妈做的素流食。但事实上，母亲也一直担心只吃素会影响身体恢复。结果，张楠在复查时，医生跟她开玩笑，“你妈妈给你炖什么鸽子汤了吗？这恢复得也太好了！”母亲也感到惊讶：“医生，您忘了我们家孩子吃素的呀！在家无非是弄一些果蔬汁和营养豆浆。”由于比同期吃营养餐的病人恢复得都快，母亲的担心和疑虑也就打消了。

在董振邦看来，之所以外界有声音说素食者“禁欲、矫情”，都是因为不了解。“他们喜欢临时建构出一个形象，或是把素食主义定势化”，但这种偏差是可以被纠正的。事实上，这些素食者的朋友们多数支持和理解他们的习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心情没有被影响，而且常常感到好奇”。

在上个月，董振邦照例去宿舍旁边的食堂要了一个蔬菜卷饼当早餐。阿姨笑了笑问他，“你是不是不吃肉啊？”“对啊，我不吃肉。”“真好，我要跟你一样吃蔬菜。”董振邦的整个早上都因为这件小事过得特别开心。

在共同的天空下，人类行走在不同的饮食体系中，但张楠从不认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是割裂的”。在她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肉食者，只有素食者和杂食者”。

万物平权

人类学家费迪斯认为，肉类强化着人类对自己支配权的感知，“杀戮、烹煮、食用动物，或许为人类对自然界其他动物的优越性提供了最终的确认，而其鲜血喷洒是一个生意盎然的主题。”出于各种原因，素食者们割舍了自己曾经有过依附的食物，想要走到和其他动物所处的同一频道，拥有与之平视的资格。

五年前，张楠还可以说服自己“心安理得的吃肉”。那时候她觉得就算自己不吃肉，还是有人会去吃掉它，自己“又有没有杀生，吃一口又有什么关系”。但某天，她转念意识到，世界上或许本“没有无缘无故的肉”，“如果我不吃鱼，你也不吃鱼，餐馆里所有的人都有觉悟不吃鱼，这条鱼或许就不会因我们而死了，这大概就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当这条吃肉合理化的路径不再行得通，张楠便“从一个暧昧且想要吃素的人，变为了一个完全做好准备的素食者”。

张宝荷看来，“许多养殖场中生命诞生的意义就是它们的死亡。”市场张开血盆大口，农场主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创造出更多的骨肉提供者，并更快地进行加工。“倒不是说我们要如何爱护动物，我觉得我们就是同类。”带着相似的同理心，张楠和很多朋友同样拒绝使用皮毛制品，以期进一步减少动物的痛苦。素食骨干们关注动物在多个领域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他们抵制为医药、化妆品所进行的动物实验，也反抗马戏团、斗牛场上的对动物的娱乐奴役，他们期待着一场真正的“动物解放”。

如今的素食主义群体和此前的封闭状态不同，他们喜欢和更多相关的群体打交道，扩展更多的联系点，达成一种宽泛且有益的善良。高校素盟近来在积极促成农校对接，他们想把学校素食窗口的蔬菜供应源转移到贫困地区的农民那里，在推广素食的同时进行扶贫。张轩希望，未来的素食团体不再只为动物平权，而是与儿童、劳工、女权等运动相结合，找到群体间相处更合理的方式。

2018年4月22日，我们迎来第49个世界地球日

以前，张宝荷把“自然”看作“很老土的观念”，她从小就觉得“做人应该要酷一点”。而在一次英语系与自然诗歌相关的课上，老师对一些平凡细节的务实解读使她开始思考人类“孤独、自我的状态”，她认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是“在对理性和科学的过度追求中，不加任何考虑地利用自然”时产生的。在那之后，她在各个维度上更关注自然之美。

张楠也说，如今自己不再追求对于食物繁冗的加工，“土豆蒸一蒸或者炒一炒就特别好吃”，现在的她更喜欢“食物本来的味道”。此外，公益一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也想把素食推广这件事一直做下去。她说，其实自己有时候根本不介意吃不吃得到更多素菜，她更在意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如何看待少数人并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们。“不因少数而忽视其自由与权利，存在一个少数人可选择的选项，这就是好的社会，我希望它越来越好。”

在汩汩奔涌的时间洪流里，素食主义早已不是一个陌生概念，古代西方便有人“为了饱腹之外的目的和信仰”去吃素，他们相信基督所说，“我给了你们每一种草木的种子，散布在大地的表面，所有树木和上面的果实，即是你们的食物！”而在这个概念被翻新重整的今天，冲在前方的素食者们再次站起身，为了生命的原汁原味，去呼唤整片土地的“素心”脉搏。

张楠说，如今母亲对自己的食素生活完全理解，也成为其中的有力支持者，而自己未来可能会拥有一个胎里素的宝宝。虽然这并不能确定，就好像我们今天仍无法预知素食风潮的未来，但至少，我们和素食者一样，都拥有选择每顿餐饭的权利。况且对于地球来说，我们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餐桌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部分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