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瑛娣：一位小三线厂级领导的甜酸苦辣
采访： 吴 静 祝佳文
整理： 吴 静
时间： 2010年6月19日
地点： 储瑛娣寓所
储瑛娣
捣蛋的小鬼
我是69届中专毕业生，1970年去小三线的上海险峰光学仪器厂。我们去的时候这年共分配了308位毕业生到这个厂，号称308将，都是中专技校生，年龄差不多，都是21、22岁左右。当时统一分配，不少人是直接分配到小三线的，因为正好上海小三线需要人。我当时分配在办公室打字，所以先在上海学打字，学了3个月，比其他同学晚3个月进山的。过了18年后又回上海了，青春都过去了。
在我们旌德有五个厂：卫东厂、工农厂、立新厂、延安厂，还有我们险峰厂。一个山沟一条简易公路。我们那边还算热闹的，晚上路灯开着还能走夜路。每个厂之间相隔大概一公里左右，有两个厂蛮近的大概半公里。当时的企业名称都是“文革”的产物，革命的名称。
职工分别由上海老厂支内的老职工、老三届中专生，72届初中生，少数73届初中生，还有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国家困难下放农村的支农人员组成。1972、1973年有一批上海培训的初中生，叫无去向培训一锅端，全部到小三线来了，这年我厂一下子也分配了300人，都是18岁左右的小青年。这300人一来，厂里可热闹了，因“文化大革命”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有些人素质太差，偷鸡摸狗的事情常常发生，打架、赌博，我们真被他们搞得烦透了。他们进来时，都不认识的，各个区的混在一起，绰号“冲头”、“瘌痢头”、“竹头”什么头的都是小流氓习气，去的当天晚上就打架打得找不到人了。后来要把这些人找出来，我们也叫不出名字，他们叫绰号，我们也只能叫绰号，都到会议室集中。这批人没进厂时，我们那里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点事情都没有的。他们来了后，一会这家东西没了，一会那家被偷了，当时案子也都破了，都是我们保卫科自己破的。有的人受了处分，加工资加不上还来闹，我问他们你闹什么呢？你这个大过处分怎么来的？你记了大过还想加工资啊？到后来年龄大一点了，都成家立业了，就好了。
三天三夜没睡觉检查军品质量问题
我们这个厂是1968年基建的，1970年投产，到1973年独立核算。1979年军转民。这些民品销到哪里，都是自己找客户，老厂也有渠道的，就帮我们一起找，自己也有销售人员的。后方基地是指导我们的，可以搞民品，可以去开拓市场，主要是军品，是限时出厂不可以误期的。我们有一次军品出了点什么问题要查缘由，真是三天三夜没睡觉，非要查出来。我们是做瞄准指挥镜的，飞机在这个镜子里反映是一个点，像小蚂蚁、灰尘一样，飞机就在上面，一看到这个东西就要通知这个测距机，测距机马上测出来这个飞机离我们多少距离。然后通知大炮瞄准什么角度，什么距离，如果我们这个镜子里面不干净，有灰尘，你也误以为是飞机的话，就会白白暴露自己目标，所以不行的，一定要找出原因。
我们后来在材料上找原因，要做五项试验，恒温、高温、低温、震动、灰尘，五项试验做下来，这个周期蛮长的，但一定要交货给部队，都加班。那时都没有加班工资的，但那时人觉悟很高，不知道疲倦，只要领导叫干，都没还价的。像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就是这么一种精神风貌。毛主席讲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搞这个东西，倒也挺过来了，国家把卫星搞出来，把核武器搞出来，不容易啊！
企业逐年走下坡路，因为产品是军品，军品又不能大量生产的，生产出来后交给部队。产品因为联动的，这个厂造大炮、那个厂造测距机产量高不了，你造指挥机的产量也高不了，只能跟着它配套走。
后来看着这个局势不对，老是这样的话，企业养不活，国家也不管的，怎么办呢？民品，军品民品一起做，我们搞了一些光学仪器产品也在市场上销售。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亏损的。就算是生产军品的时候也是亏损的，它虽然是直接卖给部队，但也要讲成本的。我们厂里1000多个职工一年生产50台产品，卖10万的话，就是500万，500万去掉生产成本，就没有多少。1000多个职工的工资，日常水电煤等开销、设备维修保养，这些去掉了就没什么了。而且价格不能提高，因为那是计划经济，是国家指导的，不好随便动的。因为是军工企业，进去的时候，是有规定的，“好人、好马、好刀枪”，人就是出身要好的，要贫下中农的子弟、工人家庭子弟，就怕坏人混进去；好马就是技术要好的，各方面都可以担当的；好刀枪，设备当时包建时都是好的。随着生产发展，有些设备不适应的话，企业还要去买，但都是要打报告批的，后来都亏损了。
很少厂能保持不亏的。我们小三线撤回上海时留了一个厂，叫海峰印刷厂，现在还在绩溪。这个厂全盘留给当地，它当时招了一些当地的工人，当地工人留在那里发挥作用了。现在这个厂比我们建的时候翻了几倍，利润不得了，发展很好。现在全国高考试卷都在那里印刷，因为它是在山里，全封闭的。那些出试卷的教授都封闭在里面，手机不能用，里面小洋楼，生活设施很好的。上海好多出版社的书，古典文学著作，还有国外翻译著作，都是在那里印的，这个利润不得了。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真看呆了，上海人在那里管不好，当地人管得这么好，他们说这个是上海造福他们的。
我们像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上原材料都是到全国各地去采购，生活上包括油盐酱醋都是到上海去买。除了蔬菜在当地去买，职工又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菜，当时后勤保障去市场上了解信息，最近市场上有什么菜弄块黑板写上去。写出来之后，职工每家每户发一个号码，你家篮子几号几号写上去，自己写张纸头，我几号篮子，黑板上这些菜要什么菜数量多少，然后他们全部篮子统计起来，青菜100斤、萝卜50斤。然后去采购，采购回来按照你的单子数量给你放进篮子里，下班以后你就去付钱。有的菜去买没买到，你今天写的菜没有了，少了一样，就这样了。
集体采购再分配，有点像共产主义。厂里生活设施还是很齐全的，洗澡间也有的，锅炉房很大的。锅炉房泡开水，发水票，一天两瓶水，不够自己解决。厂里设有一个小卖部，每天油盐酱醋到那边去买，还有就是一个简易的小菜场，后勤派车子去采购回来后在那里接各家登记单子分配。厂里还造了一个小学校，这么多职工的子女，我们那里的3个工厂开办一个小学，还有公司范围建了一个中学，每个厂里抽一些高中生，没有教师资格的，哪有师范学校，就是一些相对有文化的，高中和中专生以及大学生，大家抽一些去教学，这些学校都蛮好的，考大学考的也不少，这些小孩很能吃苦的。还有就是幼儿园托儿所都是厂里自己办的，生活设施很齐的，小而全的社会。
生活蛮简朴的，设施挺简陋的，也没有什么玩具之类的，只是方方面面比较全而已。有几个厂联合起来搞个篮球场打打球，大家比赛比赛。搞个溜冰场，小孩子去溜溜冰。水厂自己也要建，我们建水厂、建水库，干旱的时候没水喝，就用卡车装上大桶到上游去取水回来每户供应两桶水，克服暂时困难等老天下雨就有水了。
山区的天变化大，温差大，早晚很凉的，夏天要盖薄被子的，白天热到40多度不敢出去的，只好待在家里。这个地方恶劣天气蛮多，下了大雪就要封山，雪都到膝盖。走路都是山坡地，高高低低的，有的人砍一根树枝当拐杖。一下雪，厂里面放广播通知，小孩不要带到厂里面去了，妈妈们放假，你说这生产受不受影响？有些岗位离不开人的，接电话、打字，即使是妈妈也要去上班，孩子就交给隔壁邻居看看。我女儿13个月的时候我把她送到上海我婆婆那里，她在上海上学的，当时没有户口，每个月要把她的粮食油带去上海。
我们职工之间大家关系很好的，险峰厂有员工小孩成家结婚，我们都会去。24个小时都在一起，大家感情很深。大家彼此了解的程度极深，像我们做领导的对职工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家人家多少人口、什么性格、工作状况、家中的人际关系都一目了然，了解一个人很快的。以前家访很方便，兜一圈可以走访好几家，大家关系都蛮好的，过年过节，谁家包了饺子，还会去吃饺子。我们出来后，很怀念当时的生活，关系较密切的同志，过年过节都会有电话来往的。如果哪个职工去世了，追悼会都会去好多人。我们在那边待了差不多20年，和当地人接触反而不是很多，较封闭的，因为是要保密的要求。过年过节，厂里职工大多数都回上海了，少数值班的到当地人那里去买点年货，买鸡买蛋。但是也有少数人与当地老乡关系蛮好的。
金钱豹的故事
我当时是厂党委副书记，分管政工科、武装部、组织人事、工会、共青团、日常的思想教育等方面。那个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会批林批孔，一会弄什么东西，你不应付不行的，又不能影响生产，晚上还组织民兵夜间巡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民兵的，一个年龄要求，20—35岁，还有一个是男同志多一点，女同志少一点，晚上巡逻也是要胆量的。我们还有枪的，蛮重的。我们还要训练，每个月要有两天训练打靶，我们有几个人打靶打得很好。山里有野猪，有一只野猪跑到我们厂里边，就被我们连长组织民兵打死了，打死后由食堂去烧， 每个人都分一点尝尝。
记得有一只金钱豹，它不是被打死的，而是电网电死的。一位职工养的鸡没了，就怀疑谁偷的，搞得大家不团结了。后来正好下雪，雪地上都是梅花脚印，想想肯定是野兽而不是人偷的，鸡窝和人住的地方分开的。于是就把电在铁丝网通上去，结果晚上金钱豹来偷鸡了，一口咬上去就触电电死了。主人把金钱豹吊在树上让大家参观，金钱豹后来也杀了吃了，金钱豹的皮就被养鸡主人做了件马甲穿。蛮有劲的。
工人在心中抵触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要求学习的运动我们都参加，我们上级局里要召开会议，我们到屯溪，我们后方基地局在屯溪，即现在的黄山市，到那里去我们要坐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开完会，布置好，回来要贯彻，各个支部书记开会，回去写几篇文章，广播里读读，有时开个大会，每个支部交流一下。局里开会是根据需要，有时候一个星期去两次，很多人内心抵触，又要生产还要写东西。
写不出东西就抄报纸，天下文章一大抄。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当时极“左”思潮，造反派都起劲的，也是热血青年。后来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对造反派也区别对待的，有些人当时属于年轻不懂事，满腔热情的，跟那些坏分子搞捣乱是不一样的。当时有人开玩笑，这个地方山倒蛮好的，以后有什么情况上山打游击，讲这话的人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来平反了。
有的时候市里开大会，在上海体育馆，那时市长是原海军司令苏振华。我开会蛮多的机会回上海，我不想回来，因为我晕车。人家吵着要回来，没机会回来，我倒是不大想回来，我过年大都在山里。我们每年都有探亲假，结了婚的就是4年一次，单身是每年都有15天。
有一年春节，厂里包车子送职工回家，结果小年夜发车的，到了半路大雪封山了，到老乡家里去买水，一碗粥一块钱。当时一块钱很值钱的，我们工资才30多元钱，但没办法，冷呀。封路3天，上海的父母急死了，都到人民广场去等，等不到，电话也没法打，那时没手机。结果找到市政府，市政府联系当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联系过去，打到浙江，一路打过去。电话打到安徽，直到广德过去一点点的地方，才知道在那里。当地政府给送点吃的，3天后才回到上海。
安徽往来上海汽车往返频繁，车辆也多，我是算命大的，我避过三次车祸。记得有一年刚刚春节回厂，大概1周后，市里要开计划生育会议，小三线行政领导属上海管的，我刚刚回厂，累都累死了，不想去了。医务室管计划生育的医生的小孩在上海，她说她去。当时因为回家过年职工还都没全部回厂，医务室比较空，就让她坐公交汽车回上海。想不到这班公交车转弯的地方泥土松了，滑下去了，她从窗口飞了出去。这次一共死8位伤10位，只有2个人没事，其中一个小伙子是抱住座椅才没飞出去，最后他爬出去报信。这件事后市政府也很重视，有一段时间我们坐车都不敢坐了，因为山里的路太窄，下雨又容易塌方。
第二次加工资在1979年，我们老厂长是1979年去世的，是这次加工资把他累死的。3元、6元、9元是有比例的，9元是拔尖的大概也是10%左右，6元是中间的大头，3元是一部分小头10%。不加的那些是因为表现差的，完不成任务，缺勤多的和受处分的。
加3元的人嫌少，加3元的有的也可以加6元，但是比例摆不平，大家背靠背评，搞不团结闹得蛮厉害的。这个吵啊！有几个小青年说不加给我，动刀动枪都有。我那时生病发热住在家里吊盐水，这个小青年冲到我家里来，把我花盆都砸掉。我让他们坐着，我那天讲话都讲不动。我对他们说，我今天反正生病，一条命交给你们，你们今天来干什么，要加工资也加不到了，都公布了，你们要么把我一条命拿去。我和你们说，你们拿我一条命，明天厂里肯定给我开追悼会，肯定有不少人来参加，你们也要抵命。你枪毙的子弹还要你母亲出钱呢。你们怎么没头脑的，你们表现好不好，你们自己说啊。这些小鬼搞了半天，一些人也不敢出头，就都回去了。给我吊盐水的医生吓死了，说他们打你怎么办？我说他们不敢打的。
有两个小青年被送到监狱去过，因为他们赌博输了，一个被另一个检举出来。被检举的恨死了那位检举的，在宿舍楼里捅刀子。还有一个政工干事在工作中有些矛盾，上班路上被一个家伙提了两瓶开水，一下子往他身上浇，造成伤害，因此被当地公安局抓去，后来就关到上海青浦劳教所。这个人回上海后，成家生了孩子，后来得肝癌死了，只有37岁。死后开追悼会，没有人愿意去，没人肯写悼词，我给家属一点面子，最后写了悼词。人家单身一人进出小三线，独立生活，能干点活，还是应该肯定的。
很多人都不安心了
在山里时看病蛮困难，我们职工发生急诊，到胡乐医院要一个多小时。有次我们有个职工去钓了一条大青鱼，有人讲鱼胆吃了对眼睛好，可青鱼胆是有毒的，他吃了结果中毒了。到后方医院不行呀，当天晚上连夜开车，送到上海。好在送得及时，不然就有生命危险了。还有一个小青年，那天胃出血昏迷了，正好下大雪，车子开不动，没办法，半夜里只能广播响起来，要AB型的人去献血。他的命也真大，当时正好上海传染病总院的一个医疗队到我们后方调查“肺吸虫”病，住在我们厂里。这些医生救了这位胃出血的职工。
当地有种叫“肺吸虫”的病非常厉害。因为上海人喜欢吃蟹，到湖边小沟里去捉，捉来了以后，老酒拌拌做醉蟹就吃了。寄生虫没杀掉吃进去，寄生虫会把你肺吃成一个个小孔，小的像米粒一样的，上海医疗队养了几条狗做试验，后来把狗解剖出来，都是这种情况。而且骨头里面都像蚂蚁在爬，后来找到病根了，血样抽出来送到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了是肺吸虫这个毛病，到日本去买一些进口药，把他们的病治好了，以后吓得没人再敢吃小溪里的蟹了。像青蛙、水陆两栖的穿山甲，他们都去弄来吃。上海人最喜欢吃了，后来吃出毛病来了，好几个人吃了骨头痛。这支医疗队正好在调查，确诊为肺吸虫病，据说在中国很少有的病，这些职工得救了。
小三线的生活方面很不方便。我们厂的一千多个职工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建了两个职工新村。24小时大家都在一起，而且一家子、一家子都在一起，这个家里老夫妇两个，然后儿子女儿也在那里成家。如果一家子有矛盾，尤其是加工资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加到，全家人都来讨说法，问为什么我儿子没有加工资！另外邻居之间、职工之间发生了矛盾，平时还要相见，处理起来就很麻烦。生活很枯燥，一个月由厂职工食堂放两场电影。到后来有电视机了，少数人家凭票子买到一台，晚上大家都到他家去看。我们厂买了电影放映机在露天放电影，当地的老乡走十几公里山路都要来看，为抢位子还要打架，还要处理工农矛盾。小青年不安心，好多小青年找不到老婆，吵着要回上海，但是上海没有实体的，只有一个办事处。上海光学仪器厂包建我们险峰光学仪器厂后是独立核算单位，我们的办事处就是设在上海包建厂里，根本无法照顾。当时上海那个光学仪器厂已不管我们了，生产什么都不管我们了，有困难有时帮助我们一下，给我们一个房间，我们的办事处设在那里。我们的职工有什么事情，就到上海找办事处。办事处与后方联系。以前打电话很难打，都是长途电话，要通过上海的总机转到当地的总机，再转到我们自己的通信处，再转到我们厂里，打个电话很不方便。
到后来很多人都不安心了。那些小青年都二十七八岁了，没女朋友不安心，读大学的毕业了都不回来了。当时政策没开放，都困在山里，回不到上海，就动脑筋出国，有亲戚在国外的，就出国去，有些人找上海的对象。找上海的对象机会多，可以经常回来。有些人有困难就要照顾回上海。那个时候管得挺紧的，小三线人员进也难，出也难，照顾也有规定，调动又没有名额，后来矛盾非常突出。各个厂都打报告，市总工会与劳动局协调处理这些报告给了政策，单身小青年到外面去征婚，找到老婆，可以调进来。有的人是插队落户出去的，有的在外地农场里，这些人与小三线职工结了婚，现在都到上海来了，有些小青年家里实在困难，有的过敏体质，到了那里水土不服，一到那里就发烧，这些都照顾，安排回原来包建的厂。
到1988年，当时小三线整体亏损。国务院派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调查下来，各省三线建设情况差不多，国家这个投资成本都损失了，而且生产出来的仪器，质量，数量都不行，在新的武器出来后都要淘汰。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了，于是国务院就决定要调整。听到小三线要撤回上海，大家开心死啦，欢呼！
但是当时这么多人要回来，上海人口又多，这么多厂房设备都留下，钱都没有。怎么办？当时各显神通，领导也眼开眼闭，反正也要调回去。大家都急着要回去，像我们厂就到闵行莘庄春申桥附近一个农村里的炒货厂，厂房很大，租房也很便宜，我们租了一批房子，把厂里的设备在运职工家具的时候，放在里面一起运回一部分到上海。企业领导要为职工生存着想，各显神通。
职工回来后，没房子在上海租房子，住在乡下，坚持了两年，生产没受影响，照样完成任务。与此同时一部分人留在那里打包，搬家。一部分设备拿不出来，留在那里做，两头做，等到差不多了，当地政府接收了，统统交给他们，我们这里也运转了。
公平分房
在山里的时候，房子分配方案最难，哪家哪幢楼几号，全部都做好方案。矛盾虽然有，但因进山和结婚有先后，逐步解决。我们分小户和大户，小户大概40多个平方，就是一室半，一个房间一个小间，小间就是给小孩放个床，或吃吃饭，灶间就分开；大户就是两个房间加灶间（上海话厨房的意思），70多个平方。厕所都是设在外面的公厕。楼上楼下，楼上一户人家楼下一户人家。我们回来以后，小三线职工要安置，每户人家到上海都要给他造房子，凡是原来在山里有住房或结婚没房子的，都要给住房。我看了我分配房子的记录，最大面积三室户70平方，在莘庄三房没厅。分的大多数是小户，根据户口的，很多人户口迁回市区后不肯迁回郊区了，只有两个户口就40平方。当时回来后，我也可以分配一个两室户， 但是我没有要，因为当时家里有房子。
回沪以后，光学仪器公司把我们整个后方厂员工分配到公司下属不同的十几个厂，我负责把职工的人事档案都清理好，重新整理装订交给一个个厂。这个事我大概做了一年多，在光学仪器厂，专门给我们一间办公室搞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工作没着落的、户口没落实好的、房子没分配好的，分房方案都是我组织搞的，有人围攻我了，没办法了，绝对公平做不到的。小青年说我们结婚没有房子我们要先分，老职工讲我们出去的时候，房子留给子女，现在没房子了。我们只能根据工龄长短、职称、评先进资料等，这些老职工都有的，技术技能都有的，根据这个打分打出来，根据分数1、2、3、4序号排好。如果一楼有一间就一号的人拿房，二楼有一间你2号拿，根据你号头分房，我们也不知道给我们什么房子，只能这样。我们说这个绝对公平的，大家都是碰运气。房子是我们出来后企业的资金，国家补贴一部分，向国家贷款，一部分用老厂的利润来还掉。实际上是政府的，因为后来企业亏损还不出。我们当时好像差200多万，向银行贷款，老厂利润里面先还掉，减掉一部分税，实际上就是国家的。住房在莘庄和宝山呼玛新村，规定只能在近郊造房子，我们大多数在吴淞和呼玛那里的住户多。我有次去那里玩，早上很早去的，一圈兜下来都没兜完，这家说你怎么不来我家，那家也说你怎么不来我家。
是回来，还是不回来？
有些人认为在小三线没地方发挥他们的才智。恢复高考后，有些人要求高考，当时是不进不出，不让他们出去，我们自己技术人员引进也很少，也引不进来，山沟里谁愿意去啊？只好自己培养。后来有人考上大学了，就让他们去读。想不到读好以后，运气好都分配到其他地方去了，没人回来。
记得有个老同事去考了以后，考上了，可厂里工作需要不放她。他们夫妻分居两地，老公读了大学分配去了上海石化厂，她一个女同志带一个小孩蛮辛苦的。我想她如果考上了就成全她，让她去读吧，她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再说吧。我找个人顶她的工作，放她走了。后来她毕业后随她老公去石化了，没有音讯了。小三线回来好几年了，我突然想起现在这个人到底在哪里，有人跟我说和她老公在一起，说大概在石化厂，我就发了一封信到石化厂看有没有这个人，想不到她已是石化厂工会副主席！我们马上就联系上了。后来她带我们去石化厂参观。最近她的儿子结婚了，请我们吃了饭。那几年就我们厂就出来了十几个读大学的。
我当时也想考大学的，但是领导不放我，不让我出来，说都走掉了谁来管工厂。领导不批准没办法。“文化大革命”这批学生，基础蛮扎实，我们厂几个考出来的很多在研究所里。
（文中图片及说明由徐有威教授提供。文章内容原载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鸣谢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度宣传推介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