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黄国信 温春来：如何在研究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7月16日，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了一场主题为“历史：人与国家，我们的故事”的学术沙龙，邀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国信、温春来一起与读者谈谈他们的新书——《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两部新著同属北师大出版社“历史人类学小丛书”，丛书策划编辑宋旭景、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王蕾共同主持此次沙龙。本文系提问部分的文字整理。
主持人：我们这次沙龙希望能给学生有一些研究上的启发，所以，我这里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老师。第一个是关于问题意识的。听两位这些偶然最终促成了这个研究，我相信这里面有两位老师很多的学术铺垫，但是同学们做研究的时候，如何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
温春来：这个问题，我还是从我的一些经历讲起。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我的成绩并不好，每个学期回到家，家里人问我考多少名，我说考十七八名，他们觉得勉强过得去，还要继续努力，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班上只有二十五个人。我成绩不好，但是我对做学问一直抱有神圣感。当我看到师兄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我心中会觉得很神圣。我觉得有这种感觉非常重要，不管你的成绩好不好，你没有这种神圣感就不要做学问，否则你肯定会乱来，你不会把学问当成一种天职去追求。一定要有这个神圣感，我是传说中的学渣，但是我有这个追求。
读大学时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背教材和笔记，但有时候我喜欢看书，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看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一段话深深吸引了，就是我刚刚我已讲过的那一段话，它把中国和欧洲做一个比较，中国跟欧洲相比，领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民族差不多复杂，语言成分也差不多复杂，但是中国是一个国家，欧洲是几十个国家。中国人不断恢复自己的统一，而欧洲人不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从来没想过去研究它。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是因为跟黄国信老师的一次谈话，我冒出了考研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可见学渣也是上进的，最后就考上了。说实话我认为我考不上，但居然考上了。读研之后我就很惊讶地发现，我心中曾经想过的那个问题，竟然就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核心关切之一。199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十六世纪的岭南”学术会议，那时我刚刚读研究生。很多老师在会议上讨论一个概念叫“国家化”。“国家化”讨论什么？就是讨论中国的各个区域，怎样在不同时期按不同方式整合进了中国的大一统秩序。后来大家不怎么讲“国家化”这个概念了。我没问过我的老师们为何不讲了，我想不讲的道理在于，我们分析地方整合进国家时，你讲国家化，就忽略了地方的主体性，我们重视这个主体性，当然就不愿多讲国家化这个概念。但是当时这个东西对我有刺激，我就想，研究西南的土司不就可以很好回应“国家化”吗？改土归流就“国家化”了。这个想法其实很片面很简单很粗糙，但它指引了我之后的研究。是问题引导了我的研究，我回应了这个问题，写出了博士论文，然后就思考下一步做什么，我就想我过去做的是王朝国家，现在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我要回应这个问题，自然就到了我现在的这本书。我们不管做什么研究，都要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去想。
我再举一个例子，讲讲什么叫问题，以及怎么产生问题意识。西南有一个自治县，大概是2009年4月，他们搞旅游文化节，要搞一个学术会议，就请我去开这个学术会议。在前往这个县的路上，我跟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小伙子聊天。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县有一个上千年的祭祖仪式，这次也要举行，我问了他，他说去年是5月份举办的。我当时很惊讶，我心里想，去年5月份举办，那今年才4月份就举办，怎么会不同呢？难道是因为阴历是一样的？我就问用阴历还是阳历，回答说用阳历。阳历我就很惊讶了，阳历中国才多少年历史，才100来年，那这个祭祖仪式为什么会有1000多年的历史呢？到了这个县，我提前到了，还有一天才开学术会议，我就在这个县做了一些考察。我看到满街都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的人，我就从这里问起了。我教同学们一个提问的技巧，我遇到一个老人家，我不会马上就问说“你小时候是不是穿这个衣服的”。不要这样问，你要从人家自然而然的生活体验讲起，就问老人家你们小时候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就描述一番，然后我心里想，你们这个地方的衣服不就跟我小时候看到的汉人穿的衣服一样的吗？我继续问，那现在街上这些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老人家回答说近年来出现的，我就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民族服装，并不是这个民族的传统服饰，而是近年设计出来的。再问：你们小时候怎么祭祀祖先，回答是在家里祭祀。我又问：有没有全部村的人集中在一起祭祀，回答说没有。我就明白了，这个所谓上千年的祭祖仪式，应该也是当代的发明，并非过去的传统。我问了好多现在被认为是该民族自身特色的文化现象，发现都是这样的。类似的例子，其实不光出现在有些民族地区，许多汉人地区，也有这样的现象。
这就是我看到的现象，如果我只是把这个现象描述出来，我描述的再全面，再细致，都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研究。对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必须要能问一个具有意义的问题。怎么问呢？那次我参加的学术会议，当时的学者大都在讨论说“全球化”怎样导致地方文化的消亡。我就觉得，我看到的经验现象与他们的理论相反，我看到的是全球化怎样催生了新的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就像那个县，催生出了新的民族传统与文化传统。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和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当然，同样的对象，我们可以问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就我看到的那些现象，我们可以问：少数民族是什么？也可以问：地方传统文化与旅游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了好的问题，研究的境界就不同了，能够引起的共鸣与关注程度也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怎样去教你们想出好的问题，我只能把我的研究经历告诉你们，你们慢慢去体会，怎样产生好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例子，是其他学者的例子。费孝通先生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学生，一位非常优秀的彝族学生刘尧汉。刘尧汉解放前就受到费先生的指导，在他的家乡沙村做调查，沙村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寨，刘尧汉的调查做了之后也没有发表。到了1950年代，范文澜先生偶然看见这篇调查，很欣赏，马上就在光明日报上专门写了一个文章，介绍刘尧汉的这个调查，而且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为什么？因为范文澜先生从里面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的史学研究主要受五种生产方式更替的影响，在我们中国历史中，要讲清楚中国怎样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的过渡。但是中国怎样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很多环节我们不太清楚。范文澜认为，刘尧汉的这个研究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即中国怎么样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大家发现没有，有了问题之后，这个个案的意义就变得完全不同了。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非常好。第二问题就请黄老师来讲一讲关于史料的问题。想问一下您，如何做史料方面的工作，包括搜集、甄别、解图以及如何运用？
黄国信：这个题目其实有一点大，不过我尝试回答一下。
我记得刚刚温老师讲的例子他讲的是乡下看那些问题，乡下看到的现象，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实物或者是口述，或者是一则史料，然后他怎么去问，就会得出怎么样的结果。这跟我们读文献上的史料有很相同的地方。
我们读传统的史料，实际上我们当然第一步要读懂，就是要读懂这个作者本身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读懂之后我们要问问题，传统的史料我们也问问题。你就会发现你不懂的问题问下去，史料会给你不同的回答，文字就写在那里，就那一段话，你问的问题是什么，它就给你什么回答。大家慢慢有一种体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个师兄弟的博士论文讲木材贸易跟当地的地域社会演变的问题。他的角度，他问那些文献材料的角度是什么，当然是通过这些文献材料看这个地方社会怎么演变。所以他从文献中得到了这方面的重要答案，他的博士论文因此写得非常好。但是我读这些材料的时候，跟他的角度有些不同，因为我关心的是市场，我发现我读完之后给我的印象是，这些材料告诉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是那个地方的市场怎么做出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朝廷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建市场，清水江市场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当然，不是说原来当地的居民没有市场，有的，但那个规模很小。后来我们政府来了，打到那里就给它建一个市场，并且做出来一个市场制度，一个叫做当江的有点差役性质的市场制度。
所以，同一个材料，我师弟关心的是地方社会演变，他读到的就是地方社会的结构与权力关系，我关心的是市场，我读下去就是市场的形成逻辑。当然王蕾主任问的关于对史料的甄别，以及史料如何寻找，这个话题比较长，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详细讲。但是我是想提醒大家，包括我自己，每一条材料，你在把文字读懂，甄别语境之后，你一定要根据你的问题对它提问，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跑到乡下问老人家，你这个衣服是不是小时候穿的，他给你一个答案。以及你问他你小时候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就得到另外一个答案，是相同的道理。所以大家要注意，每一个材料你问不同的问题，答案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关于史料的我的补充。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讲讲研究方法。温老师讲到您是叙述历史的，倒叙，然后黄老师也讲到时间和空间如何将这个空间以时间的方式叙述。这个其实中间都是一个对于历史脉络的梳理，包括宏观和微观，其实中间有一个宏观的历史观察，还有微观的一个历史的这个个体调查。在这个中间如何去比较客观把握，因为我们要回到历史现场，这个中间如果没有客观和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一个代表性的调查的话，其实中间不同的势力、材料会带来不同的历史考察结果，不知道哪位老师能回答一下？
温春来：首先，我们做任何一个研究，都要有问题意识，道理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就要面对史料，这些浩如烟海的材料，我们怎么解读？我倡导的方法是：推论性解读。可能很多同学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史学研究要把材料搜齐再做研究，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行的。你如果坚持把材料搜齐再做研究，结果就是你的材料搜不齐，即便你把材料搜齐了，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做一个推论性的解读。
先讲什么叫推论性的解读。我举一个例子，一个高明的侦探破案。假如某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凶杀案，高明的侦探进来之后，他看见的东西是什么呢？有一个窗户破了，地上有一把匕首，匕首上面有血迹，还有指纹，看到一具尸体，问隔壁老王，他说夜里十二点听见喊声，李四说他一点钟的时候看到身高一米七的人影从这里经过。还有王八站出来说，这是我杀的。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哪一个东西会告诉你凶手是谁？就算这个人站出来说凶手是我，你也不能信，他有可能是顶凶。如果他说是其他人你也不能信，因为可能是看错或诬陷。侦探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构成了一堆证据，这些证据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伪造的，高明的侦探就能够在这一堆乱七八糟的证据之间建立一种推论，在这种推论的过程中，侦探进一步分析出接下来要搜集哪些方面的证据，找哪些人谈话，要去调查哪几个人，破案的方向在哪里，从既有的少量证据开始，经过思考分析，侦探知道应该从哪里通过什么方式去获得更多的证据的，获得之后再思考分析，证据的范围再次扩大，逐渐，侦探就分析出了凶手是谁。你们发现没有，如果说这个侦探来到凶杀案现场，他说，证据还不全，先不用动脑筋，等证据搜全了之后再来分析，那他就永远不会搜集到新的证据，他也永远破不了案。
做历史研究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只看见几条历史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展开分析展开研究了。这几个材料之间内在的关联在哪里，通过对手中材料的分析，我们会推想历史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并分析接下来还需要找哪些材料，材料越搜越多，逐渐地，推论越来越深入，甚至会把开始想的那个想法完全推翻，但是没关系，推翻之后其实你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更深入了，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材料。侦探只有一开始就深入分析才能发现新的证据，同样，史学工作者只有在材料很少时就开始思考，才能发现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谓相关材料，很多时候是同你思考的深度相关的，思考不到位，你就发现不了相关材料，你会对材料视而不见。当我要研究的这个对象的材料都搜集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真正写出论著了。什么叫相关的材料搜得差不多，如果有一个外在的判断标准的话，有如下几条：首先，假如别人研究过这个话题，他看过的材料我一定看过，他没看过的，我也要尽量看过。其次，重要的材料不能缺，你写这个东西，假如还有一些材料在外国，你没有条件去看，就不能写。假如有关键材料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你看不懂，这个论文你也不能写。对史学家而言，材料就象是侦探的证据，我们要在材料之间努力建立关联，从材料很少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一直到全面占有材料时，还是这样做，最后我们发现，我用推论性办法讲的这个历史过程，跟所有材料都不矛盾，都能吻合，就算跟某些材料有矛盾，我能够考证出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或者说它们都是对的，只是不同的材料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到了这个程度，论著就可以发表了。所以，我强调的是一种推论性的解读，用这样的办法去分析这些众多的，不同的材料。
推论性的办法讲出来的历史，就肯定是超越材料本身的，是材料本身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就像一堆证据不会告诉谁是凶手，只有通过侦探的分析才会呈现出谁是凶手。如果你写的东西，都是材料明明白白写明的，这就不会是好的研究。凡是伟大的史学作品都是用推论性的办法写出来的，它讲出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一般人看了这些材料都发现不了这个过程，但这个史学家发现了，这就是发前人之所未覆，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这样的，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全部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的人写的文章好像把材料分分类，材料有什么写什么，这是整理文献，不是真正做研究。用这种办法做研究的人，看见真材料，就放到分好的类别里，假材料就抛弃。这种办法，被科林武德批评为剪刀加浆糊，当然今天科技比较发达了，不是剪刀加浆糊了，而是crtl+c、crtl+v。
最后我要强调，在推论性解读的方法看来，材料无所谓真假，假材料有时比真材料还重要，就像侦探发现一个人做伪证，这是假材料，但他为什么做伪证，顺着这个分析下去，真正的凶手就可能被发现了。所以，材料真假不重要，就看你史学家会不会提问，会不会分析，我经常对同学们讲一句话，没有错误的材料，只有错误的历史学家。
温春来：我想我们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因此，我们一生下来，天生就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制约的。就像你说的这种制约有制度的制约，也有不成文的东西的制约。这个东西我们怎么了解它理解它，我觉得没有什么窍门，只有多读书，多看材料，制度的材料要看，但是你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纸面上的制度不等于实际运作的制度。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很多制度是这样，但是我们实际运作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看制度的运作。看了制度的运作之后我们会发现，很多没有记载在制度里面的东西也在影响我们，有的制约我们的东西跟制度是没关的。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材料，多读其他人的研究，然后你会不断去体会，不断去想。为了把握住这些，我们还得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你对我们当今的时代，对当今的这个社会，对人性有很深刻的把握，历史上的东西你也会比较容易把握住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会对那些东西把握不好。因为他们的人生阅历太苍白太简单。前段时间我们跟学生上课，有学生提到说，某材料说某个家族几十代同居共爨，好几百号人，好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真的，进而赞叹一番。但是我们这些有人生阅历的人一看就明白，怎么可能呢？不要说几十号、几百号人同居共爨，你们看看过去的家庭，两弟兄，假如说我跟我哥哥，跟我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我的太太肯定跟我的嫂子吵，到了最后我跟我哥哥说不定还要打架。所以你想两三个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是这个样子，更何况到了五六个、七八个甚至更多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几十代同居共爨更不可能了。从我们人生的阅历，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一下子就发现，这种东西不可能是真的。总结起来，就是一定要多读书，多读史料，同时有很深的人生阅历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想。
我们生下来就受这个社会的制度与非制度的制约，同时我们的行动也在不断改变这个制度这个形势。就像我这本书的主人公们，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制度与环境的制约，为什么曲木藏尧他们一开始提出来的意见，中央不予以采纳。后来一步步，杨砥中他们会取得部分成功，是跟国家的整个形势变了有关。他们再厉害，也很难超越那个制度那个大的形势。最后我写了一句话，我说他们投身于整个时代的大潮里面，虽然也激起了自己的浪花，但是还是不能够影响潮流走向。我写那句话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人在大环境中的尴尬与无奈，我个人也深深有这种体会，所以我写下那句话时我是饱含情感的。就回答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