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抑郁症朋友

1

一会儿一个想法的老罗，我总担心他有8只手8条腿也忙不过来。

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能24小时连轴转不带歇的。早晨跑去肿瘤医院姑息科室做临终关怀，临中午了回到家，一边吃饭一边刷人人网，和愤青学生大战三百回合，下午带带孙子遛遛狗，或者去图书馆查资料，开个文档为他爸写传记，晚上还要穿过黄浦江去一个自杀干预热线当志愿者。

他干瘦、有点驼背，脸上都是皱纹，后脑勺的头发总是翘着，不加保养的生活状态，使他看着比同龄人要老一些，但他根本无所谓——六十多岁的人了，还他妈在乎看上去老五六岁？

老罗的确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他自说自话、热情过头，大概有人会觉得吃不消。对他吃不消的人，我就见过至少3个：其中一个就在自杀干预热线的工作室里，一个志愿者脸色阴沉沉地叫他滚蛋，原因是他把我们带过去参观，还咋咋呼呼的，影响了人家的工作。下完逐客令，那个志愿者还没解气，又追究起他不专业的干预工作：“有见过你这样不负责任的吗？你为求助者做危机等级分类了吗？你帮人家做精神状态评估了吗？还有，你的干预话术也不专业，照我来看，根本就是捣乱……”

老罗一点儿也没生气，还拍拍人家的肩膀：“哎呀我就是个玩票，用的也是土办法，跟国际自然不能接轨。”

但大吵一架后，人家还是接着请他去做志愿者，因为没多少人能像他那样任劳任怨值晚班。

这下轮到他老婆吃不消了：“你说偶尔值一次两次班也就算了，三五天就通个宵，还是义务的。这不是欺负人吗？”

噢，老罗，就是我的抑郁症朋友。这两年抑郁症的科普贴越来越多了，但前两年，这种隶属精神病范畴的疾病，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很忌讳的。而老罗，是上海第一个站出来面对媒体承认自己患过重度抑郁症的人。

2

我很难把老罗当成平常人，他浑身就冒着不平常的气质。

首先，他喋喋不休。头一次见面，我们在他家的客厅里聊了8个小时，那个冬天特别冷，他家空调坏了，又敞着阳台门，聊到后来，我快冻僵了。他却像一个永不熄灭的热源，手舞足蹈，侃侃而谈，期间有工人上门装空调，他一边监工，一边竟然嘴不停歇，语速极快，整整8个小时聊下来，信息量大到我可以写一本书。

后来我们成为朋友，我才发现，他的喋喋不休只是无限热情的症状之一。每到大年初四，他都会自掏腰包，宴请他的“江湖朋友”——一起做过志愿者的学生、白领，采访过他的记者，被他资助过的贫困生聚餐。算来已经8年了，他的老婆对此又有点吃不消了：“聚一年两年么差不多了呀，年年搞，正常日子还要过伐？”

还有一次，他带我去肿瘤医院的姑息科室，如果说肿瘤医院的病人最绝望，那姑息科室又是最接近死亡的地方——这里躺着的，几乎都是正在接受临终关怀的晚期病人。我太害怕了，一走进那条走廊就觉得天昏地暗，老罗看到我脸色发白，哈哈一笑：“丫头，这样还做记者呢？如果因为采访需要，报社让你来这儿蹲点三个月，怎么办？或者报社让你去卧底做乞丐，你又怎么办？”

“我不干。”我回答他。

“如果非要你这么干呢？”

“我还是不干。”

“要是不干你就失业了呢？”他穷追不舍。

那次差点就翻脸了。

3

多年前的老罗不是这样的，他是个法官，大部分时候冷静克制，这种正经无比的职业，让他在照片上看起来涵养很好，风度翩翩。这份职业给他带来了两个难以磨灭的影响：第一，直到现在下笔写作，他还是字斟句酌，一个形容词都不敢用，仿佛写判决书；第二，他患上了抑郁症。

45岁，老罗在看材料时昏迷了，随后心口和后背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疼痛——查不出病因，却是真实的疼痛，疼到他茶饭不思、日夜失眠，疼到大脑中再也不能分泌令他快乐的化学物质，于是他没法控制自己了，每天琢磨“我的一生有多倒霉”。

他形容：“所有的光明和快乐，就像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一样，飞速地向前跑，把我一个人远远地甩在后头的黑暗里”。在这样的黑暗里，无数悲伤的往事被唤醒。“在我们家，我哥是长子，姐姐是唯一的女儿，弟弟年纪最小，他们都有被宠爱的理由。唯独我，爹不疼妈不爱。有时大家吃着饭，突然想起来，咦，怎么少了一个人？这才发现我一个人蹲在墙角边。”想起这些，这个生命鼎盛时期的中年人，仿佛又回到了无助的童年时代：“是不是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多余的那一个？”

4

病因是恐惧。17岁就上山下乡当知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总因为这个怀疑自己。法官又是如此专业的一门职业，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各种条文和新型案件的增多，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难以应付。

这种心虚感从第一次上法庭时就有了，他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看着公诉人、律师、原被告及旁听者陆续到场，手脚都发凉了，“眼里看出去的都是晃动的人影”。

发病前不久，他参加了一个饭局。几个年轻法官过来，要认识一下他这个业内的“大哥”。老罗端坐主座，一个常带几句英语的“海归”法官拿着饮料来敬酒，说：“我们战斗力不行，您老随意……”他脑子里就嗡地一声炸了，“这年头，江湖规则都改了？我英语不会、电脑不行，又是‘野路子’学历，拿什么跟人家比？现在可好，饮料都能当酒敬，我拿什么去跟人家比？”

除此以外还有摆不平的人情关系。有些明里暗里的规则，他知道是错的，也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就是过不了心理关。以至于到后来，他差点给来托关系的人跪下了：“你以为我是法官，处尊居显、高高在上，其实你们全是我大爷。我见到你要拱手，求求你放我一马。”

5

听到这里我觉得真难受，他是我头一个认识的，真正意义上学不会圆滑的人。他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正直的个性竟然会把人逼上绝路。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社病我药”这个说法，哈哈大笑的时候，转念又觉得，用这个词来形容老罗的命运再精确不过：“社会病了为什么要我吃药？”

他曾跟我形容过得抑郁症之后的绝望，那是一眼到头，望不到边的灰色。他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阳光和色彩，没有快乐的理由，没有任何值得奋斗的动力——只有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怎么去死呢？

他在脑中胡思乱想：跳楼可能会摔残、安眠药不太好买、开煤气可能会炸掉半层楼，上吊呢舌头又拖得那么长……每一种死法看似都不完美，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的生命。同时，他也于绝望之中，认清了人性中这种微弱的生之本能。病愈之后，他帮助许多病友摆脱了抑郁症，靠的就是唤醒这种生命中最原始的力量。

而当时，他孤立无助，并拒绝其他人的帮助，在强大的心魔前无能为力，死亡像海妖塞壬般唱着歌，远远地诱惑着他，他觉得，“我一定要死，不能不死”。

6

曾在知乎看到一个数据，经历过一次发病的抑郁症患者，至少有50%会有一次或多次的复发；而经历过两次发病的患者里，至少80%会再次复发。平均来说，一个患过抑郁症的人，一生可能要面临4-8次的复发。而另一项数据则显示，抑郁症的致死率如此之高，仅次于癌症。

自从和老罗相识，面对“抑郁症”三个字，我不敢再有丝毫轻率了。

有一回失眠，整整4天没睡过整觉，人熬得都发飘了，打电话给老罗询问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他连症状都没多问，就哈哈大笑说：“拉倒吧，丫头，别把小事想那么严重。吃片安眠药，过一晚就好了。”

自从公开自己是抑郁症患者之后，他几乎每周都收到求援的电话。其中，有像我这种单纯失眠的，也有欠了赌债想自杀的，当然，大部分是真正的抑郁症患者。他告诉我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并没有想到抑郁症的发病率竟然如此高。

老罗对求助来者不拒。他的开导方式也特别，“我也得过抑郁症，两次，我告诉你我是怎么走出来的……”随后，便笑嘻嘻地开始了喋喋不休。他开导一个脸色阴沉的姑娘时，我曾躲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那个场景竟让我有些沉醉：他像一个快乐的发光体，源源不断地透出温暖的光来。

7

他还跟我得意地说起过自己一种特别的助人方法：他常打电话给自己过去的同事或下属，让他们“开后门”帮人安排工作——帮助的对象，是与他非亲非故，在做公益时结识的家境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我说：“哎，老罗，这样做似乎不公平啊？”

他说：“既然这个社会还有这样的潜规则存在，那就让潜规则发挥点正向作用吧。”

几次下来，他的老同事看到他就头疼。但老罗既惹不起，也躲不起，某某法院的院长出差回来，看到老罗好整以暇地坐在他办公室喝茶，表情如见了鬼。后者喝口茶，慢悠悠地开口说：“这孩子工作的事情你到底帮不帮？对于你来说，这件事情就是举手之劳。对于那些孩子来说呢，可能就是一生的前程……你自己看着办吧。”说毕飘然而去。

几天后，老同事回电，带着点怨恨和不得不服的敬佩说：“办好了。”

听到这里，我也不得不服，拍手称快。

他又特地对我补充说，他心中其实始终感激着这些出手帮忙的老同事：“老罗退休10年，就是一介无业游民，他们愿意卖我面子帮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8

他总结说抑郁症让自己的性子变了，“从前嫉恶如仇、性如烈火、追求完美”，现在不一样了，“凡事搭把手就行，60分万岁”。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6次去灾区做志愿者，为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在重灾区，看到人间地狱似的场景，同行人都心有悲戚，唯独他不愿意多受影响，上午做完事，下午就提着相机游山玩水去了。

他再不屈从于任何规则，既不与黑暗同流合污，也不接受道德绑架。他拥有自己的道德律，“因为我想开了，真正的想开了”。

有一次他说起自己年少的时候，因为成分不好，没资格“干革命”，他就加入了全国大串联队伍。那时，只要拿学生证去开个证明，就能免费坐车去全国各地。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挑一个初秋，坐火车一路向南，途经革命圣地就停下来参观一番，就这样一路停停走走到了井冈山。在井冈山脚下往上看，云雾缭绕、郁郁葱葱，几座山峰直耸入云。当地人告诉他们，最高的主峰居中，景色最为瑰美。

但老罗爬上主峰之巅后，却感觉特别失望。他看到周围连绵群山被云雾环绕，而他的脚下却是乱石堆叠的光秃秃山头。从那时起，少年老罗就懂得了一句话，叫“这山望着那山高”。在与抑郁症抗争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他都会想起在山巅的那片刻时光，想到自己从少年时开始，太要强的心理就在心中埋下发病的种子，渐渐成了偏执，最后差点要了他的命。55岁，他从抑郁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体悟心宽的哲学，那时他把一句诗挂在嘴边，“横看成岭侧成峰”。

9

“他依然是一个走正道的人。”很久以后，在采访本上，我写上这样一句话。

有时候想想，我俩相差近40岁，竟然能成为朋友，真是不合常理。但是，尽管老罗仍然带有抑郁症痊愈后的轻微躁狂症状，尽管他对生活的折腾让我偶尔有些吃不消的担心，但我仍然喜欢这个朋友。

原因呢？我缺什么，就要什么。我喜欢看到他对这个世界无所畏惧，喜欢看到他在洞察世事之后，又能做到心灵与外物相协调。在岁月与吃亏中我正变得虚伪圆滑爱假笑，自私贪婪得过且过，看到他这样的人就会忍不住亲近，想寻求一个伟大灵魂的庇护，想蹭一些真善美的光芒。

如今，我也在他每年宴请的名单上。无论多忙，那一天我总会推掉杂事，前去赴约。

明明是他请客，可每当我到地方后，总见老罗举杯致意：“丫头大记者，谢谢你能来。”

也许就在那一刻，我发现，他仍然恐惧着。

尽管从抑郁症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但他仍然警惕着这只死亡的黑手会在什么时候不期然地卷土重来。为此，他用一种让人吃不消的方式折腾着生活：他当志愿者，他喋喋不休，他帮助贫困大学生，他为病友做免费咨询……

而我们都知道死亡终将来临，不以抑郁症的名目，也会因其他原因。他曾带我体验过死亡：我躺进过一个货真价实的棺材，望着棺材顶的那一刻，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海德格尔的那句话——

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因此，生死之事，最终要靠着自己去解决。绝望、恐惧和死亡，它们将作为生的对立面永生，好在，人类与之对抗的勇气和智慧，也将一直一直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