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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事③龙子雯:在日喀则做援藏医生,很多事让我震惊

龙子雯/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 柴宗盛 整理

2018-07-25 12:05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援藏医生龙子雯讲述他在日喀则人民医院经历的人和事。澎湃新闻记者 刘筝 剪辑(03:48)
我是龙子雯,一名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肿瘤外科主任医师。我的另一个身份是第八批上海援藏干部,上海市“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我前几天刚从美丽而神秘的西藏日喀则回到上海。从海拔3800到零海拔,我“醉氧”了,就像喝醉了一样,很容易宕机和断片,因此我要是在场上突然停顿了或者不知所云,还请在座的各位听友们理解,并一起告诉我,“你醉氧啦”,谢谢。
从事医生这个行业已经10年了,我一直过着规律的生活,我的每天是从凌晨3点30分开始,阅读2个小时的文献资料和撰写科研论文,5点30分锻炼身体,用来确保我一天的体力,6点洗漱后出发前往医院,6点30分开始查房,了解患者前晚的情况,与当天需要手术的患者沟通做好心理疏导,7点30分开始我们全科室晨交班,8点准时到手术室,开始我一天的手术,一直到最后一台手术结束,中位时间点一般是晚上10点前后,然后回到病房,了解所有当天手术患者的术后情况和第二天手术患者的准备情况,11点30分前后回到家休息。就这样周一到周五,周末会偷个小懒,7点起床后,8点到医院查房,然后去医联体医院会诊或者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一年365天,周而复始,可能有人觉得这种规律比较单调,但其实也能收获很多意外“惊喜”的。
其中有两次让我难忘,一个是我在我老师的带领下,做了一台近12小时的手术,成功切除了40kg的巨大肿瘤,由于太兴奋我把肿瘤标本的照片放在了朋友圈,一时引起了哗然,赶快撤下。另一个是一位青年女性的肿瘤患者在不久之后结婚生子,将她的喜糖和喜蛋送到我的门诊,与我分享她的幸福。类似这样惊喜或幸福的经历,让我生活和工作作息更加规律,也更加期待每天的手术,因为我意识到,这样不仅能够给自己带来成就感,每一次手术就是救治一名患者,也是拯救一个家庭。我的责任重大,我也必须严谨、规律、保持最好的状态。
龙子雯
2016年4月,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个规律,当时我的小女儿出生三天,我正沉浸在喜悦中,我被通知成为了援藏干部候选人。于是,在2016年6月18日,我成为了一名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队员。日喀则在西藏的西部,边境线1753公里,有近80万人口,绝大多数是藏族。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就是健康扶贫,我们重点任务就是建设一所三甲医院,从而服务当地百姓。初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我被很多事情所震惊。一个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医患关系,每到一处,西医医生都被当地藏民亲切的称为安吉拉,他们对医生非常信赖和尊重,我和我的藏族同事曾说这里是医生的天堂。在西藏,我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西藏,我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信任。这些让我心态平和,让我在抉择治疗方案时泰然而非焦虑,让我可以不用过于关注后果而去选择一些以前看来是挑战的医治方案从而挽救生命,而并非选择保守和委曲求全。而另一方面,我也被不合理的医疗流程、布局、手术室的落后所震惊。根据本地的疾病规律制定合理科学的治疗规范,用规章制度来提高整个医疗行为的准确性和成功率,在入藏后的第二天我们团队就开始了调研和排摸,整理出当地的常见病种,各种常见病中诊疗流程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就这样我们上海市组团式援藏医疗队所有的队员都身兼数职,一边看病救人,一边制定规定规范。
两年来,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撰写了近400万字的60余册的医疗规章制度,开展了近40多场学术培训课程,培训近3000人次医务人员,设立了28个临床路径,在2017年11月,就通过了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的评审,顺利成为了西藏西部地区三甲医院。硬件上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而流程的改造和规范的医疗行为正在完善,我刚到日喀则的时候,全地区没有胸痛中心,我们遇到一个心梗的患者只能溶栓,而在上海我们早已形成了一个60分钟的紧急救治网络,确保每个心梗患者可以及时有效地治疗。二年后的今天,在所有上海援藏医疗队的努力下,我们也在日喀则初创了胸痛中心,从120到急诊,从急诊到心脏导管室,从导管室到CCU,每一个环节每一步,我们都力图规范高效,节约每一分钟的时间,从而提高抢救成功率。目前我们已经成功救治了10名心梗患者,平均时间40分钟,这就是医疗管理的魅力。
现在的我更看重每年近20万人次的门诊患者,近4000台手术患者,他们是否得到了最及时最合适最有效的治疗,这是我目前最需要关心和维护的。在援藏之前,我关注于自己的专业和手术能力,有时还会对各种流程制度的要求不大认可,感觉是浪费我做手术的时间。但是这次援藏从事流程管理的工作,却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意识到,一名最成功的外科医生,一生也许可以救成千的人,而一名好的医疗管理者也许可以拯救千千万万名患者。精湛的技艺救治的人是有限的,流程制度的理顺却可以发挥更为巨大的价值。去日喀则之前,我踌躇满志一直认为我们是去援藏,但这两年下来,我在西藏跟藏民、藏地医生、我所从事的跟以前不同的工作都让我收获很多,援藏的同时,我自己也得到了学习。我想,一年以后等我从日喀则回到上海,我会把在那里的所学所得带回咱们上海,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我还有12个月就完成了援藏任务,可以回到上海。这两年来,我差不多半年回来一趟,陪陪家人,也处理一些工作。我这次回来正好赶上6月高考月,高考那两天,有朋友给我发了这个图片。我和太太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太太是一名眼科医生,她是我大学的学姐。我们每次谈起这个问题,总会回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学医。我想每个小孩对于医院都有不太好的回忆,甚至一闻到消毒水的味道,就开始哆嗦,脑海中满是打针的恐惧感。我也同样,不过我刚出生没多久就接受了一次长时间的治疗,是医生让我可以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二来,每次我去医院,妈妈总会给我买书,比如365天历史故事之类的。所以,我从小会对去医院有些许的期待。高中的时候,两部电视剧,一部是《ER-急诊室的故事》,另一部就是《红十字方阵》,让我向往医学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医生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自己的所学所长既可以让自己幸福地生活又可以实现自己个人梦想的职业,一种完美的结合。但学医之路的漫长和艰辛的确是我高中时没有估计到的。医学院里临床医学系是当时唯一一个一天有11节课,从周一一直上到周五的,考试一周会延续二周左右,我本科毕业时的教科书堆起来比我人还高,还不算习题集。我大二时遇到了我的太太。
那时候,太太大四,大四的医学生因为要实习、要值班,非常忙碌,因此她就把自己一直家教的男孩子交给了我,当时这个男孩子刚上初中,她担心我的学医热情误导了小男孩,特别嘱咐我不要刻意影响男孩学医。我给男孩代所有理科科目,除此之外,我俩一起看NBA和世界杯,关系非常好。所以,我后来也常带他去看尸体解剖和做动物实验。于是六年后,他考上了医学院,如今也成为了一名手外科医生。最终,我还是没能完成我太太当时的唯一要求。
这一点上也能体现我太太的特点——她规划性非常好,而我的应急能力不错,擅长处理临时事件。因此,从我们恋爱到组建家庭这16年来,一直是她负责长远规划,我处理急事,举个例子,医生在职业发展中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国外进修留学的,我的大儿子出生后一年,她去了美国学习,我在四个老人的帮助下负责带娃,由于我经验有限,所以等我太太一年以后回国的时候,我胖了,我儿子瘦了。而我女儿出生后不久,我来到了西藏日喀则,而她负责抚养两个孩子,明显她比较有经验,我女儿现在特别壮。
去年,我的大儿子在他四岁生日的时候,用他的五颗星换了一份礼物,一个人体骨架……我曾和太太开玩笑说,学医可能是一种遗传性传染性疾病。希望他因此可以打开属于他的人生职业梦想。
从医到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在目睹生老病死、生离死别,也因此练就一番冷静和客观,然而这并不是冷漠和冷血,我也热血,为每一位患者而在手术台上无影灯下拼尽全力,我不断思考,如何才能让健康重返,让患者重生,让他们的家庭嘻笑开颜。我在意于人生在世的价值,这价值并非是名利,而是我能够影响些什么,可以为他人做些什么,带来什么。
(本文系6月29日龙子雯在“讲述上海故事,弘扬时代精神”的TELL+SHANGHAI录制现场的演讲,该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TELL公众演讲会承办。)
责任编辑:田春玲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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