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②顾卓雅：说说研究生物学的“公费旅游”
6年前，在我刚进实验室的时候，导师是这么对我说的，“研究生物学多好，身体健康，活得久，还可以公费旅游。”想想也是，不但可以摆弄花花草草，还能借采样之名走遍大好河山，没有比这更令人羡慕的职业了。可惜，之后几年的经历告诉我，我当时并没有看破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先说说身体健康这件事吧。实验室做了一个乳酸菌的课题。这个课题需要到藏族老乡家里收集天然发酵的牦牛酸奶。收集时，热情的老乡总是请我们品尝自制的酸奶，虽然很香浓，但通常是不加糖的原味儿，为了能够保住我的牙不被酸倒，我只能自己买了一斤白糖，每次老乡端出酸奶就偷偷加上一点，这才能不负老乡的热情，干掉一整碗。不过，在干掉第四碗后，每次跑到老乡家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成了，“大娘，您家厕所能借用下吗？”面对此情此景，导师表示，我们中国自己的酸奶，清肠的效果没的说。这么看来，学生物真的使人健康。
我们收集了各家酸奶后，回到实验室进行乳酸菌分离实验，并用分离出菌种制作了很多酸奶来测试。多出来的，导师最初的意思是大家分而食之，但这些酸奶放在实验室的烧杯、锥形瓶里，通常没有人敢下口。在几个月的努力后，我们最终分离出了西藏天然的乳酸菌，这些菌株和市面的菌株相比、生命力强，分解乳糖的能力高超。这次，我们买了几台酸奶机，用自己分离的乳酸菌制作酸奶，邀请其他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来品尝打分，他们总是不顾我们的劝阻，把实验样品一扫而空。于是，他们也体会到了，学生物使人健康。
学生物的另一个好处，“公费旅游”，指的是植物学的必修课——野外采样。可惜，这些旅游的目的地通常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而且常常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风景虽然很美，但经常喘不上气，还会面临风餐露宿的考验。不仅如此，这些旅游还都是徒步旅行，导致那几天我们以每天三四万步的好成绩稳居微信运动前几名。奔波一天后，人又累又饿。好在导师总是起早贪黑，为大家做饭，他的手艺很棒，罐头食品都能被他整治得异常美味。我们在导师自封的“教授食堂”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讨论采样趣事的时候，导师就会满意的来一句：“学生总是饥饿的”，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求知若渴，还是真的很能吃。
我们想要采集植物通常并不好找。没有专业的植物分类学知识的话，肯定会对它们视而不见。而那些看似近在眼前的植物，有时要翻过很远的山路才能到手。我博士毕业论文中所用的实验材料，拟南芥，就是导师和课题组一代代的学生，花了十年的时间，在青藏高原4200米的高山上找到的。所以，好不容易找到的材料，可不能轻易放过。有一次，我发现要采集的北江荛花长在一个山坡上，但我没有飞檐走壁的绝技，采不着，只能求助同去采样的一个高个小伙伴，但他面对山坡也败下阵来。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在一根绳子上拴上小木条，像甩套马索一样，套住了那棵荛花。不过荛花的根深入泥土，可没那么好拽下来。我失败了好多次，不断调整位置。到了最后，我和那棵植物都筋疲力尽了。好在，这场拔河比赛还是以我的胜利告终。
那根助我一臂之力的绳子，来自于采样时随身携带的木制标本夹。同时带出去的，还有一大堆皱巴巴的报纸和硬纸板。在跋山涉水的沧桑后，如果我喊一声自己是收旧货的，估计没人会不相信。带着这些“旧货”的原因，是需要沿途采集大量的植物标本和植物种子，这是一个相当繁琐的工作，采集的植物要洗净、摊平，之后还得给它们凹个漂亮的造型，充分体现出植物的特点，再把植物夹在报纸、硬纸板、和木头标本夹里。等植物干了以后，还得把它缝到白纸上，填上标签，拍好写真，录入电脑，最终才能成为在网上可供他人查阅的植物标本。在经历完上面所有艰辛旅程后，直到这时，这一次“公费旅游”才算圆满落幕。
虽然收集和记录的过程充满了欢笑与收获，但长此以往，我们不免疑惑，科研已经有了成果，告一段落，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坚持收集那些和我们的科研没什么关系的样品呢？虽然我们面对看似没有止境的收集经常萌生退意，但看着导师的坚持，也只能继续。2013年，导师又登上高原。这次，是摄制团队跟随他拍摄纪录片。在片中，导师说道：“我坚信，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看着导师身体力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努力收集。看着冰箱里越堆越多，超过500份的天然酸奶样本，我们逐渐意识到，收集酸奶，是为了有一天，能获得中国自己的酸奶发酵菌投入生产，改变市面上酸奶的发酵菌几乎全依靠进口的局面。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植物样本和种子，也是在为未来保存一份希望。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这一类植物濒临灭亡时，曾经收集的种子就能生根发芽，重新焕发生机。在收集的种子里，导师最喜欢蒲公英了，因为它结种子时，抓上一把，就收集到了200颗种子。
2013年，我们参与了上海市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撰写馆内所有的中英文文字。在深夜和休息日，我们与导师围坐在堆满植物标本的小房间，一字一句的斟酌，如何在呈现丰富馆藏的同时，兼具科学的严谨和美，如何引导大众自己思考，领悟科学的思辨过程。
有一块展板上写道：“四肢退化、听力丧失、视力衰退，却行动敏捷、定位准确、捕猎高效。猜一猜这是什么动物？”答案很简单，是蛇，那它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它是不是为了很好的穿梭于不同的环境，还是有了其他技能，所以不需要四肢，听力和视觉了？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答案，但答案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想象一些可能，判断它们的合理性。就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探索精神通过这个问题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自然博物馆的许多展板上，都写下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当人们在这些文字前驻足的时候，能够思考这些问题，接受我们留下的种子。
自然博物馆的工作持续了两年，但我的科普写作却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我为《环球科学》，《知识分子》《探秘》等媒体撰文超过6年，从最初稚嫩的翻译，到现在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创作，希望用自己的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的知识，学习科学的思考。
我的导师教会了我很多的道理，专业上的，生活态度上的，但他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是他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刚进入实验室时，他说什么我总是点头称是，他就很生气，说：“你怎么总是不反对我呢？你要经常说我说错了才行啊。”最初我委屈，但后来也开始在讨论中不断的反驳他。现在想想，这或许就是一个科学家对科学真正的理解。
所以，在我现在设计线下科普活动的时候，也总会引入这种批判性思维。每次课上，我都会先问学生们一个问题作为热身，让学生们依次回答，后一个人要反驳前一个人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答案。这个问题是“如果球滚进树洞里了，要怎么拿出来？”，第一个学生通常会想到灌水，后一个人就会说如果树洞漏了就不行，可以把树砍开拿球。在后一个人可能会说这是保护树木，不能砍，可以用夹子夹。一轮下来，最后的学生总是坐立不安，抓耳挠腮，不过也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神奇答案，引来赞叹。通过这个小游戏，大家开拓了思维，也尝试了质疑。在最近的一次课上，一个学生在自己实验后，对我说：“老师，你说错了。”其他孩子可能还是我的崇拜者，立刻来捍卫我，说：“老师怎么可能会错？”那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坚持说：“可是老师就是错了呀。”听到他这么说，我很开心，因为他已经学到了我在研究生时才领悟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勇于反驳权威。
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的导师一直在数不清的事物间忙碌，但他总是从容应对。在我打退堂鼓的时候，他也总是微笑着说：“没关系，试试看。”现在，我无论面对什么挑战，都能满怀信心，全力向前，用自己的点滴坚持，做出有意义的事。可能在不经意间，导师已经在我身上种下了不畏艰难，独立思考，永不言弃的种子。在今后，我也将继续浇灌这些种子，并把它们传播出去。
我的导师，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钟扬教授，同时也是西藏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在16年的援藏生涯中，他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去年9月，他在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留给我们永远的伤痛与思念。我想，怀念导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他的精神和理想传承下去，让他的种子飘向四方，茁壮成长。
（本文系6月29日顾卓雅在“讲述上海故事，弘扬时代精神”的TELL+SHANGHAI录制现场的演讲，该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TELL公众演讲会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