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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事②顾卓雅:说说研究生物学的“公费旅游”

顾卓雅/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 柴宗盛 整理

2018-07-24 11:38  来源:澎湃新闻

复旦大学生物学博士顾卓雅讲述生物学研究的经历和一颗种子背后的强大力量。澎湃新闻记者 刘筝 剪辑(03:34)
我叫顾卓雅,是一名复旦大学生物学博士。我小的时候是个有点孤僻的孩子,总喜欢独来独往。但有一个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我,就是他们看到了奇怪的昆虫或其他小动物,就会大喊,“顾卓雅,快来解决一下。”从小我就对生物感兴趣,但真正开始科学研究是在接触了我的导师以后。
6年前,在我刚进实验室的时候,导师是这么对我说的,“研究生物学多好,身体健康,活得久,还可以公费旅游。”想想也是,不但可以摆弄花花草草,还能借采样之名走遍大好河山,没有比这更令人羡慕的职业了。可惜,之后几年的经历告诉我,我当时并没有看破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先说说身体健康这件事吧。实验室做了一个乳酸菌的课题。这个课题需要到藏族老乡家里收集天然发酵的牦牛酸奶。收集时,热情的老乡总是请我们品尝自制的酸奶,虽然很香浓,但通常是不加糖的原味儿,为了能够保住我的牙不被酸倒,我只能自己买了一斤白糖,每次老乡端出酸奶就偷偷加上一点,这才能不负老乡的热情,干掉一整碗。不过,在干掉第四碗后,每次跑到老乡家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成了,“大娘,您家厕所能借用下吗?”面对此情此景,导师表示,我们中国自己的酸奶,清肠的效果没的说。这么看来,学生物真的使人健康。
顾卓雅
我们收集了各家酸奶后,回到实验室进行乳酸菌分离实验,并用分离出菌种制作了很多酸奶来测试。多出来的,导师最初的意思是大家分而食之,但这些酸奶放在实验室的烧杯、锥形瓶里,通常没有人敢下口。在几个月的努力后,我们最终分离出了西藏天然的乳酸菌,这些菌株和市面的菌株相比、生命力强,分解乳糖的能力高超。这次,我们买了几台酸奶机,用自己分离的乳酸菌制作酸奶,邀请其他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来品尝打分,他们总是不顾我们的劝阻,把实验样品一扫而空。于是,他们也体会到了,学生物使人健康。
学生物的另一个好处,“公费旅游”,指的是植物学的必修课——野外采样。可惜,这些旅游的目的地通常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而且常常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风景虽然很美,但经常喘不上气,还会面临风餐露宿的考验。不仅如此,这些旅游还都是徒步旅行,导致那几天我们以每天三四万步的好成绩稳居微信运动前几名。奔波一天后,人又累又饿。好在导师总是起早贪黑,为大家做饭,他的手艺很棒,罐头食品都能被他整治得异常美味。我们在导师自封的“教授食堂”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讨论采样趣事的时候,导师就会满意的来一句:“学生总是饥饿的”,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求知若渴,还是真的很能吃。
我们想要采集植物通常并不好找。没有专业的植物分类学知识的话,肯定会对它们视而不见。而那些看似近在眼前的植物,有时要翻过很远的山路才能到手。我博士毕业论文中所用的实验材料,拟南芥,就是导师和课题组一代代的学生,花了十年的时间,在青藏高原4200米的高山上找到的。所以,好不容易找到的材料,可不能轻易放过。有一次,我发现要采集的北江荛花长在一个山坡上,但我没有飞檐走壁的绝技,采不着,只能求助同去采样的一个高个小伙伴,但他面对山坡也败下阵来。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在一根绳子上拴上小木条,像甩套马索一样,套住了那棵荛花。不过荛花的根深入泥土,可没那么好拽下来。我失败了好多次,不断调整位置。到了最后,我和那棵植物都筋疲力尽了。好在,这场拔河比赛还是以我的胜利告终。
那根助我一臂之力的绳子,来自于采样时随身携带的木制标本夹。同时带出去的,还有一大堆皱巴巴的报纸和硬纸板。在跋山涉水的沧桑后,如果我喊一声自己是收旧货的,估计没人会不相信。带着这些“旧货”的原因,是需要沿途采集大量的植物标本和植物种子,这是一个相当繁琐的工作,采集的植物要洗净、摊平,之后还得给它们凹个漂亮的造型,充分体现出植物的特点,再把植物夹在报纸、硬纸板、和木头标本夹里。等植物干了以后,还得把它缝到白纸上,填上标签,拍好写真,录入电脑,最终才能成为在网上可供他人查阅的植物标本。在经历完上面所有艰辛旅程后,直到这时,这一次“公费旅游”才算圆满落幕。
虽然收集和记录的过程充满了欢笑与收获,但长此以往,我们不免疑惑,科研已经有了成果,告一段落,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坚持收集那些和我们的科研没什么关系的样品呢?虽然我们面对看似没有止境的收集经常萌生退意,但看着导师的坚持,也只能继续。2013年,导师又登上高原。这次,是摄制团队跟随他拍摄纪录片。在片中,导师说道:“我坚信,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看着导师身体力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努力收集。看着冰箱里越堆越多,超过500份的天然酸奶样本,我们逐渐意识到,收集酸奶,是为了有一天,能获得中国自己的酸奶发酵菌投入生产,改变市面上酸奶的发酵菌几乎全依靠进口的局面。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植物样本和种子,也是在为未来保存一份希望。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这一类植物濒临灭亡时,曾经收集的种子就能生根发芽,重新焕发生机。在收集的种子里,导师最喜欢蒲公英了,因为它结种子时,抓上一把,就收集到了200颗种子。
2013年,我们参与了上海市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撰写馆内所有的中英文文字。在深夜和休息日,我们与导师围坐在堆满植物标本的小房间,一字一句的斟酌,如何在呈现丰富馆藏的同时,兼具科学的严谨和美,如何引导大众自己思考,领悟科学的思辨过程。
有一块展板上写道:“四肢退化、听力丧失、视力衰退,却行动敏捷、定位准确、捕猎高效。猜一猜这是什么动物?”答案很简单,是蛇,那它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它是不是为了很好的穿梭于不同的环境,还是有了其他技能,所以不需要四肢,听力和视觉了?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答案,但答案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想象一些可能,判断它们的合理性。就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探索精神通过这个问题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自然博物馆的许多展板上,都写下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当人们在这些文字前驻足的时候,能够思考这些问题,接受我们留下的种子。
自然博物馆的工作持续了两年,但我的科普写作却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我为《环球科学》,《知识分子》《探秘》等媒体撰文超过6年,从最初稚嫩的翻译,到现在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创作,希望用自己的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的知识,学习科学的思考。
我的导师教会了我很多的道理,专业上的,生活态度上的,但他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是他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刚进入实验室时,他说什么我总是点头称是,他就很生气,说:“你怎么总是不反对我呢?你要经常说我说错了才行啊。”最初我委屈,但后来也开始在讨论中不断的反驳他。现在想想,这或许就是一个科学家对科学真正的理解。
所以,在我现在设计线下科普活动的时候,也总会引入这种批判性思维。每次课上,我都会先问学生们一个问题作为热身,让学生们依次回答,后一个人要反驳前一个人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答案。这个问题是“如果球滚进树洞里了,要怎么拿出来?”,第一个学生通常会想到灌水,后一个人就会说如果树洞漏了就不行,可以把树砍开拿球。在后一个人可能会说这是保护树木,不能砍,可以用夹子夹。一轮下来,最后的学生总是坐立不安,抓耳挠腮,不过也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神奇答案,引来赞叹。通过这个小游戏,大家开拓了思维,也尝试了质疑。在最近的一次课上,一个学生在自己实验后,对我说:“老师,你说错了。”其他孩子可能还是我的崇拜者,立刻来捍卫我,说:“老师怎么可能会错?”那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坚持说:“可是老师就是错了呀。”听到他这么说,我很开心,因为他已经学到了我在研究生时才领悟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勇于反驳权威。
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的导师一直在数不清的事物间忙碌,但他总是从容应对。在我打退堂鼓的时候,他也总是微笑着说:“没关系,试试看。”现在,我无论面对什么挑战,都能满怀信心,全力向前,用自己的点滴坚持,做出有意义的事。可能在不经意间,导师已经在我身上种下了不畏艰难,独立思考,永不言弃的种子。在今后,我也将继续浇灌这些种子,并把它们传播出去。
我的导师,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钟扬教授,同时也是西藏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在16年的援藏生涯中,他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去年9月,他在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留给我们永远的伤痛与思念。我想,怀念导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他的精神和理想传承下去,让他的种子飘向四方,茁壮成长。
(本文系6月29日顾卓雅在“讲述上海故事,弘扬时代精神”的TELL+SHANGHAI录制现场的演讲,该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TELL公众演讲会承办。)
责任编辑:田春玲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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