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献血终止后
2018年2月，北京市卫计委出台《关于强化无偿献血和临床用血管理工作通知的要求》，该通知宣布北京市将从2月10日停止互助献血。自此，一场“血荒”就此蔓延开来。
互助献血一直都是临床医疗和急救用血的主要来源，如今互助献血的突然叫停，让整个北京都措手不及。
中国临床用血需求的年增长率已达到10%以上，用血量供不应求。但无偿献血的工作还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血荒”之中，病友们正在艰难渡过一个个难关。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四期 / 第四版
记者｜张沁遥 周雨卉 洪靖旖 马沐兰
文编｜古典 郝蕴 李鑫
事实核查｜洪靖旖 周雨卉
2018年2月9日清晨，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大门前人满为患。患者及家属在寒风里排长队，争取最后的互助献血名额，而血贩子正盘算着他们的最后一笔生意。
三天前，北京市卫计委出台《关于强化无偿献血和临床用血管理工作通知的要求》，该通知宣布北京市将从2月10日起停止互助献血。
一场“血荒”就此蔓延开来。
阵痛：叫停刹那
互助献血是无偿献血的重要形式之一，与一般的无偿献血相比，其指向性与目的性更加明确。互助献血通常由患者方发起，患者家属、同事、朋友以及社会群众经招募后，可自发指定为该名患者献血。
1998年，在私人卖血猖獗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正式实施。无偿献血制度建立后，互助献血的概念被提出并开始受到法律保护。自那以来，互助献血一直都是临床医疗和急救用血的主要来源，而如今互助献血的突然叫停，让整个北京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2月8日，小丝在下班的地铁上看到北京终止互助献血的消息，立刻就“急疯了”。她的母亲刚刚结束化疗，还躺在医院里，血小板指数只有8（即单位体积血液中所含血小板数目，正常人在150-300之间），现在正是急着用血的时候，而互助献血一旦终止，救命的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补上。
万分焦急的小丝立刻打电话给有多余名额的病友，争取叫停期限前最后的互助名额。
血小板指数一旦低于20，病人便会有自发出血的倾向，如尿血、鼻出血等。2月9日，小丝母亲的血小板指数已逼近0，并开始鼻出血。
互助献血叫停后，北京市的公共血库每天会给每个医院的血液科分配0到10个单位的血小板。“但是血液科病房一天大约需要二三十个血小板，那这些血小板怎么分配？当然是从血小板最低的病人开始分，如果3个病人都是血小板0，只有一袋血小板怎么分？那就从尿血的开始分。”小丝介绍道。
这种情况下，血贩子的抬价更加厉害。病友天岚表示，以血小板为例，原本定价大约为“900元两个单位的血小板”，在互助献血叫停的前夕价格翻了整整一倍：O型血小板1000元一个单位（一单位=200ml），而AB型则达到2000元一个单位。
2月11日，小丝已经整整在医院等了三天，却连一单位的O型板也没等到，眼看着母亲的血小板指数从3降到了0。“这几天疯了似的为母亲找血小板，一个病房挨着一个病房地去问别的病友有没有之前互助献血时多的O型板。”
在这期间，小丝见证了许多残酷的故事：一位病友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骨髓移植，2月5日进入移植仓，却因血液不足，在化疗中途硬生生被推出手术室；有患者每周靠输血维持生命，抱着希望来到北京等待移植。在互助献血的叫停堵住了活路后，他的消化道及牙龈整夜出血。
这半个月为母亲治病，小丝已经花了十几万，她感觉压力很大。“如果移植的话，最起码要准备五十万，病情严重的话，甚至可能需要上百万。”
小丝最终以平常五倍的价格从病友手中买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趁着危急时刻开高价的行为很不道义……但是当下真的没办法想很多了。”小丝略显无奈地顿了顿。
裂隙：供不应求
多位病友在采访中表示，每年到京治疗的病人中，并不都有在京的亲属友人，一般非亲非故很少有人自愿互助献血。即使有亲友，由于家属友人数量有限，且《献血法》规定献血者两次献血间隔不能少于六个月，能提供的血液量也是有限的。而白血病与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样的血液病，在治疗中后期需要大量输入红细胞和血小板来维护人体造血功能，病情严重者隔三四天就需要输血。
缺口的逐年扩大滋生着血液非法买卖。直到现在，在北京多地的公交车牌里依然不难找到一些小广告，上面简单地标着“正规医院，有偿献血”及联系方式。
如果在QQ群搜索中搜索“北京献血”，仍然会弹出不少标着“无偿献血”，但备注里写着血液价格的群组。
若选择互助献血，献血者需申请到医院互助献血单，去血站献血。采供血机构随后会调配等量血液供给患者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和血站并不能对献血者的身份及其与病人的社会关系进行核实，也没有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管及主要负责的机构。这一漏洞长期存在，成为了血贩子们牟利的渠道。
通常来说，血贩子先是找到“献血并且希望拿点钱”的人，并联系患者及家属，商量好血型、血量。接着，再以高昂的价格把血液卖给病人家属。记者从血液病患者当中了解到，血液科附近的血液买卖十分常见。有病友在互助献血叫停前一个月的诊疗里在买血小板上花费了将近一万元。
从公共血库等不到血时找血贩子解决，已经成为病人家属的普遍做法。血贩子报价不低，病人及家属也都知道买卖血液属于违法行为，但出于用血的紧迫，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手术的种类和数量增多，中国临床用血需求的年均增长率已达到10%以上，用血量不断增加。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只有当人口献血率达到10‰~30‰时才能基本满足一国临床用血需求。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是45.4‰，而在我国，据2016年卫计委统计，这一数据为10.5‰。
在北京，超过五十家医院的血液科需要接纳救治大量来自全国各地区的血液病人，全国超过一半的骨髓移植手术在这里进行。这些手术对血液的需求量十分庞大，无偿捐献和互助献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更别提在互助献血终止后可能出现的更大缺口。
2月9日，北京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向北京市卫计委提交《无偿献血请愿书》，其中便提到这一点：“每天中心血站公共库仅能提供0-2个单采血小板，而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病房每日平均需要25-30个单采血小板。”
止痛：爱心援助
2月15日，北京市卫计委宣布已经从外地调入血小板，同时增加市内采血点至48个。
为了满足病人的用血需求，有的医院还采取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一种类似于互助献血，但会严格审核献血者身份的献血机制。
病友天岚是某大学学生，2018年3月，她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血小板指数一度低至11。此前在2月时曾被误诊。同月来到北京治病，这时，互助献血已经终止近两个月。
在她所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每天输血科对病患家属群放出十个输血名额，可输血的病人在医院做登记后，由自愿献血者前往马甸桥血站献血，取得献血证后回到医院为病人登记，来回需要两天时间，这样病人即拥有了血液的优先使用权。
据天岚的姐姐介绍，她们没有求助于血贩子，是有爱心人士献血后在医院为她登记，天岚才得以暂时渡过难关。“我们住院的时候就是这个解决方案。每天医院对血小板和红细胞会有一定的分配。病重者在同等情况下有献血登记的有优先使用权。”
2月22日，小丝表示，通过家属和血液科的努力，爱心人士向病人提供献血证照片，输血科便可凭证向公共血库争取血小板，并且呼吁爱心人士献血。
在这种类似于互助献血的机制下，医院对献血者身份进行管理，鼓励爱心人士登记献血，暂时帮助病人和家属们度过了互助献血叫停后的“阵痛期”。
寒假结束后，学生大量回京，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献血，各类血型的血小板渐渐补入。不过由于血液分配的不确定性，许多病友们仍然存在输血困难。
据病友流云透露，获得门诊的输血资格十分艰难，即使“血小板指数低，去医院门诊大夫开了输血单，输血科也不一定给你输”，除非血小板“掉到5以下”。而这随时都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协和医院血液科医生陈苗告诉记者，尽管中心血站一直尽力保证协和医院的血液供应，但由于需求量大，用血一直都很紧张。她表示，在协和医院，一般当天或次日便可以输上红细胞，但输注血小板一般还是要等一到三天。
无偿献血：不存在的终止
向北京输送血液的省份也出现了用血紧张。
来自内蒙古的布仁其其格在去年12月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在今年4月8日转到河北陆道培医院治疗前，已经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做过三次化疗。
布仁其其格的姐姐乌日嘎夫是骨髓移植源提供者。5月24日，布仁其其格的血小板指数是9。她们按医生所说的去申请血小板，却一直等到5月27日才申请到。那时，布仁其其格血小板指数已降到1。“我站在妹妹旁边大气都不敢出，心惊胆战。”姐姐回忆道。
河北陆道培医院是血液专科医院，用血量很大。乌日嘎夫介绍说，只有在血小板低于10，红细胞低于60的情况下才拥有输血资格，而在“约上输血”之后，还要等待有没有血小板和红细胞可以输。
在乌日嘎夫发给记者的群聊截图里，记者发现血小板指数为7、8、9的病友们都还在等待着，他们时不时地互相宽慰。“别太着急，我也没有输上”“卧床休息，不要猛起、有大动作等等”“我们已经上止血针了”“一旦出血就没法控制，一点都不要活动”“床上能解决的就床上解决”……
这是5月的河北。此前，这里曾被作为血液充足省份之一向北京调血小板。
“以前可以互助的时候，医院（从公共血库）约不到我们家属就自己在外面找，差不多20以下就可以输上了。”乌日嘎夫说道。她还提到，互助献血停止后，医院里很多大出血的患者，其中一些已经因为血小板输不上而最终离开了人世。
互助献血的终止引发了巨大争议，有人认为政策下达过于紧迫缺乏缓冲期，有人质疑政策推行前是否做了足够的风险评估，也有人提到了中国公民献血意识和用血调血机制。此后，从三月到五月，社交媒体上的有关互助献血的讨论渐渐归于沉寂，患者求助的声音淹没在新的热点狂潮中。
3月12日的两会上，医疗卫生界42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递交《关于缓解临床用血紧张的提案》。该提案中涉及多条建议，包括跨区域调配、完善无偿献血的应急预案、加大对无偿献血的支持力度，放宽献血年龄，缩短二次献血间隔等等。
在北京的地铁站里，时常出现北京市献血办公室投放的公益广告：“我能做什么？献血，现在献血，经常献血。”
“无偿献血的工作还远远达不到临床的用血需求，不管是政策上，还是宣传上，社会氛围的营造上，以及献血的荣誉感和便利性来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协和医院的医生陈苗说道。
只是，对于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下一刻就有可能出血的血液病病人而言，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下去了。
5月28日，京都儿童医院，慧慧刚刚申请输注血小板。慧慧正处于化疗过后的血项严重下掉期间，因为孩子爸爸之前献过血，所以医院已经在安排输注。“拿献血证登记后，就让我们做输板前检查了——这样应该是可以排到我们用吧。”
他们还在等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小丝、天岚为化名）
责校 | 徐熙 曾继儒
美编 | 洪靖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