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幽灵:克罗地亚赛场的“乌斯塔莎”口号意味着什么

庄沐杨
2018-07-19 14:54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7月16日,克罗地亚。世界杯结束后,克罗地亚首都万人空巷等待英雄归来。
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克罗地亚国家队的表现“圈粉”无数,他们球风讨喜,斗志顽强,队中也有莫德里奇、拉基蒂奇这样的人气球星,虽然决赛不敌法国,但舆论也满是克罗地亚虽败犹荣的论调;克罗地亚政府官员更是身穿国家队球衣办公,一时传为美谈。但世界杯闭幕不久,就传出国家队主帅达里奇写给政客们的公开信,抨击政客们一手把国家带到了贫困的窘境,让人民受苦却又无所作为,他们“不配穿国家队的球衣”。不过很快,这封信被证实为冒名顶替。然而这也并非一则“洋葱新闻”。执笔人Igor Premuzic在他的Facebook主页上辩解,称他不是故意制造“假新闻”,而仅仅是虚构的、写给另一个“平行时空”的信件,自己的本意只是想赞美达里奇和克罗地亚球员们的成就,并借此控诉政客们的腐败无能。毫无疑问,信件内容本身对克罗地亚政府的抨击,仍然引发了广泛共鸣。不过,进入这位执笔人的FB主页,看到的除了一个异见分子的反政府言论外,还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

冒名顶替国家队主帅达里奇的克罗地亚人Igor Premuzic的Facebook主页。

与此同时,克罗地亚队中一些球员的儿时经历也被报道出来,他们大多经历过前南斯拉夫解体和随后的战争乃至屠杀,队长莫德里奇的爷爷就死于种族仇杀的枪下,拉基蒂奇的父母则被迫逃亡瑞士。比起20年前达沃·苏克领衔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格子军团,在互联网极为发达的今天,这支国家队乃至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又被蒙上了一层充满戏剧性的滤镜。不少媒体还借机再次说起那个老掉牙的假设:要是前南斯拉夫在今天继续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他们在体育上会取得多大的成功?

但这样的假设在巴尔干沉重的历史面前未免显得过于美好。即便在铁托治下看似团结的南斯拉夫,克族人、塞族人、斯洛文尼亚人、穆斯林等民族和族群之间的矛盾从未间断过。在一些描述中,前南各族人民应该亲如兄弟,但这些兄弟们始终各怀心事,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的前南战争中大开杀戒 ,而其中的克族人也并非像部分媒体报道的那样任由塞族宰割。另外,作为西巴尔干国家,克罗地亚和中欧各国多有往来,随着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克罗地亚也在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不断寻觅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地位,并最终加入欧盟。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二战时期曾和纳粹德国联手的“乌斯塔莎”的不光彩历史,在今天又给克罗地亚乃至整个欧洲带来极右翼势力抬头的危机。
从二战到南斯拉夫解体:克罗地亚民族问题

在英格兰队打入本届俄罗斯世界杯四强,和克罗地亚会师半决赛之后,国外社交媒体上开始开起了玩笑,其中就提到,上次英格兰进入世界杯四强(1990年)的时候,克罗地亚还不存在。不过,克罗地亚这个民族早就存在了,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前南斯拉夫的重要组成,铁托也是克罗地亚族人。这种对克罗地亚历史认识的误解,也反映了不少人对巴尔干民族问题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新闻报道经常持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即有意无意地把现代克罗地亚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设置在1991年独立之后,这样一来,克罗地亚的历史就满是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和米兰·马蒂奇(Milan Martić)等人的控诉,另外还包括后续对更加“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的融入。

正因为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回溯克罗地亚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克罗地亚史。

1942年8月,纳粹新闻报道了“克罗地亚独立国(NDH)”的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接管波斯尼亚:纳粹德国和克罗地亚的军事组织摧毁了北波斯尼亚山区强大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1918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成立,该国存在着“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些塞族政客鼓吹由塞尔维亚一统南斯拉夫,这激起了克族人的不满。1929年,国王亚历山大一世直接改立宪制为君主专制,并更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对克族人来说,这意味着“塞尔维亚霸权和独裁”的继续。这位国王最终在1934年遇刺身亡,普遍认为,策划暗杀的成员主要是以克族人为首的反对派,其中甚至有克罗地亚臭名昭著的极右翼组织“乌斯塔沙”(Ustaša)。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势力愈发猖獗的年代里,南斯拉夫王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为了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1939年,克罗地亚自治省获批成立。但克族人依然在和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勾结,随着1941年南斯拉夫王国被轴心国所灭,“克罗地亚独立国”出现在了巴尔干半岛上,领导这个国家的正是乌斯塔沙。在乌斯塔沙治下,克族人开始了针对塞族人的疯狂复仇。据统计,约有70万塞族人(也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被送往集中营囚禁和屠杀;该政权甚至通过了所谓的“国籍法”——认为克族人是雅利安人的同时,以是否为雅利安人为标准,将所谓“非雅利安人”区分为无国籍人士。这个政权随着二战结束而垮台,但乌斯塔沙的阴影却似乎从未远去。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1892年5月7日-1980年5月4日)。

随着铁托掌权,南斯拉夫经历战时的四分五裂之后,又以统一的联邦国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南斯拉夫以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为依据,试图建立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抑制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建立“社会主义新民族”。在铁托的表述中,南斯拉夫各族间应当充满“兄弟情谊和团结精神”,但最晚在铁托统治后期,“兄弟情谊”就已经出现明显的裂缝。尽管联邦政府反对并抑制各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势力,提倡各共和国之间的平等与友爱,但南斯拉夫境内民族构成过于复杂,往往一个共和国除了主体民族之外,境内还会有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联邦政府提倡的超民族情谊,事实上只能落实在国与国的主体民族之间,例如,当局会尊重并保障塞尔维亚境内塞族人的权益,但对居住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权益就难免落实不到位,而一国的主体民族往往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意识地排挤或同化境内的少数族裔。这些地位低下的少数族裔,很多时候只能尝试和“母国”主体民族联系,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情绪也由此滋生,演变为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对抗,进而引发各主体民族共和国之间的对立。在克罗地亚,因为历史原因,占据主体地位的克族人和本国塞族人之间的关系就不甚融洽,这种民族矛盾也波及克族人对铁托民族政策的反对,认为当局的民族政策抑制了克族人的合法权益,如此一来,埋下了“兄弟”阋墙的隐患。

1960年代末开始,一批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开始大肆鼓吹民族主义,这批知识分子和学生以语言文字为民族主义诉求的手段,在1971年发表了一个克罗地亚语言文字的正字法,以此反对过去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反抗活动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起名为“克罗地亚之春”的抗议活动被认为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挑起的分离主义运动,克族人也因此遭到了南斯拉夫当局的抑制,“克罗地亚的沉默”(Croatian Silence)时期也随之到来,沉默直到1989年才被打破。但克罗地亚之春也推动当局通过了1974年宪法。在这部宪法里,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都被赋予了更大程度的自治权。镇压加修宪的软硬兼施,反过来也为后来前南斯拉夫的四分五裂埋下伏笔。

在苏东剧变前后,经济环境极度恶劣、民族矛盾愈发紧张的前南斯拉夫开始解体。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卷土重来的同时,克罗地亚也在图季曼(Franjo Tuđman)的带领下,以民族主义作为最强有力的政治武器。1990年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行的萨格勒布迪纳摩足球俱乐部和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之间的球赛,最终演变为萨格勒布球迷和南斯拉夫警察队伍的冲突,进一步激发克族和塞族之间的民族矛盾。米洛舍维奇在此后拒绝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方面对改南斯拉夫为由各个高度自治的共和国组成松散邦联的提议,坚持维持南斯拉夫的联邦政体。而维护南斯拉夫未果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在1991年6月通过公投宣布独立。

但在克罗地亚,拥有大量塞族人口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Republic of Serbian Krajina)此前已宣布脱离克罗地亚独立;位于克罗地亚东部的东斯拉沃尼亚-巴兰尼亚和西斯雷姆(Eastern Slavonia, Baranja and Western Sirmium)也成立了塞族自治组织。克罗地亚军队和支持塞族的前南斯拉夫人民军开始对峙,在克罗地亚独立后,克罗地亚军队同国内的塞族人爆发军事冲突。在武科瓦尔(Vukovar),长达87天的战火最终将这座城镇完全摧毁,据一些西方媒体报道或许还伴有对非塞族平民的伤害,克罗地亚战争震惊世界。战争持续到1995年时,克罗地亚军队在联合国、美国和欧盟等势力的斡旋下,趁着议和的机会,又突袭了上述两大塞族人聚居区,他们快速地占领了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造成大量的塞族人伤亡,并导致了大批塞族难民流落他乡。克罗地亚军队因为这次突袭和或许屠杀塞族人的行为遭到指责,领导军事行动的将领也被送上国际法庭。在一片抗议声中,克罗地亚最终接受了停战协议,在占有东斯拉弗尼亚的同时,允许该地区塞族人保有一定的自治权,尽管此时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口已经大幅减少。

地缘政治与克罗地亚的“欧洲梦”

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原本复杂的民族问题又延伸为地缘政治问题,原先的口头兄弟如今是各自拥有主权地位的民族国家。虽然在战争中互相挥舞屠刀,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较快地恢复了外交关系,两国在1996年9月建交。随之而来的则是有关南斯拉夫解体后,克罗地亚战争过程中双方有没有过种族屠杀行为问题的扯皮。克罗地亚方面在1999年提起诉讼,指控塞尔维亚(前南联盟)在战争中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贝尔格莱德方面则在2010年提起反诉,指控克罗地亚的种族灭绝罪行。最终国际法庭裁定,两国均犯下相应罪行,但未达到种族灭绝罪的衡量标准。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的争执之外,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在领土方面也存在纠纷。两国的领土纠纷主要集中在多瑙河沿岸区域,这些区域的国境争议早在前南斯拉夫时期就存在了。塞尔维亚方面坚持两国边境以多瑙河为界,如今两国的实际控制区域也大体上遵循这样一条边界线。但克罗地亚方面并不认同这种划分方式,他们主张多瑙河沿岸塞尔维亚一侧多处土地的主权,这些土地大多位于Apatin、Sombor等市镇的周边。两方曾在2000年商议成立专职解决领土纠纷的委员会,但这么多年来并没有达成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如今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国的领土问题是双方有志政客必须接过手的双刃剑。同样的领土纠纷也发生在克罗地亚及其关系较好的斯洛文尼亚之间。两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同时宣布脱离前南斯拉夫独立,并且迅速建立起了外交关系,但直到今天,两国依然在前南斯拉夫领海主权划分、皮兰湾等问题上存在领土争议。斯洛文尼亚的右翼政党还曾以领土问题相要挟,阻挠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塞尔维亚方面也使过同样的招数。

克罗地亚前总统梅西奇(Stjepan Mesić)在第五届国际经济论坛上讲话。
独立后的克罗地亚在国父图季曼的领导下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他领导着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带领国家逐步实现和前南各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且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但在东欧剧变之后,克罗地亚的私有化进程造成了大量腐败弊案,加上图季曼执政后期赶上科索沃战争,国家的发展并不理想。图季曼在1999年去世之后,属于HDZ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与图季曼同样经历过克罗地亚之春的梅西奇(Stjepan Mesić)继任总统,在他任上,克罗地亚加入了世贸组织,还开始对内改革,包括打击贪污腐败、改善投资环境等,一时间克罗地亚成为欧洲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2003年,克罗地亚申请加入欧盟,并最终在2013年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是欧盟东扩路上,继邻国斯洛文尼亚之后,第二个入欧的前南国家。
历史上,克罗地亚曾为奥匈帝国所统治,不少克罗地亚的官方网站,也都非常强调克罗地亚和欧洲,尤其是中欧国家,例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的紧密联系。与之相对应的,是克罗地亚在加入欧盟前后,对自身“巴尔干国家 ”身份的反思。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的战乱和种族仇杀让巴尔干,以及“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等地缘政治术语,逐渐变为贬义词汇。在外界看来,巴尔干国家几乎就是战乱和种族仇杀的代言词;而巴尔干化指的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由政治或军事斗争,分裂为多个敌对国家或地区的过程。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化被不少国家用以指代危害一国主权的分离主义运动,而身居巴尔干半岛的原南斯拉夫成员国们也试图模糊乃至消去自身的巴尔干标签,转而投向中欧、东南欧等区域的怀抱。两位来自萨格勒布大学的学者Ivan Crkvenčić和Adolf Malić就曾经撰文称克罗地亚是一个“多瑙河国家”(Danube Country),并指出克罗地亚有相当大部分的领土和人口位于多瑙河沿岸地区,加上固有的历史文化渊源,克罗地亚不应该在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还继续戴着“巴尔干国家”的帽子。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另外两位克罗地亚学者Duško Topalović 和Miroslav Krleža的笔下,在一篇论述克罗地亚和中欧关系的论文中,两位学者提到了克罗地亚大部分领土和人口位于潘诺尼亚平原一带,这一区域还分布着匈牙利、奥地利、捷克等诸多中欧国家,克罗地亚和这些国家地理位置接近,甚至在文化上也有亲近性,因此与其说克罗地亚是一个巴尔干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中欧国家更为贴切。

但在做“欧洲梦”的同时,克罗地亚的百姓难免会发现自己与邻近的中欧国家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也带来了自身身份认同的困境。Balkan Insight就曾报道过,克罗地亚的一些青年对自身的“欧洲人”身份有所疑虑。在受访者看来,今天的克族人身份,更像是某种“巴尔干”和“欧洲”的混合体。有学生说,即使加入欧盟,克罗地亚也远不如“真正的欧洲”那般文明,这从萨格勒布街头,人们朝同性恋平权运动人士扔石头的举动就可以看出来;也有一些年轻人信奉较为保守的民族主义理念,将克罗地亚和欧洲、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区分为“我们”和“他们”,并认定加入欧盟在削弱克罗地亚民族主体性。

极右翼的魅影危机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自始至终没有泯灭过。曾与纳粹德国联手的乌斯塔沙携其种族主义主张,在近年来趁着本国经济下行、欧洲难民危机浮现之际再度抬头。乌斯塔沙的幽灵始终盘旋在克罗地亚乃至欧洲的上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如今分布在克罗地亚的大街小巷,包括足球场上——2014年世界杯之前,克罗地亚球员西穆尼奇(Josip Šimunić)就曾因为高喊乌斯塔沙的口号而遭遇禁赛,无缘世界杯正赛,本届杯赛上克罗地亚后卫洛夫伦(Dejan Lovren)也喊出了同样的口号。

乌斯塔沙是克罗地亚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污点。这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极端组织,在二战时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大肆推行种族主义,屠杀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以及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甚至对持有不同政见的克族人也痛下杀手。战争结束后,乌斯塔沙分解为多个组织,逃窜到了海外,他们大多流落到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也有一部分钻入了德国。作为乌斯塔沙分支的“克罗地亚建国运动”(HDP)曾在1971年暗杀了前南斯拉夫驻瑞典大使;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从乌斯塔沙分离出来的新纳粹分子们,也把手伸向了澳大利亚的克罗地亚移民社区,试图控制当地的克罗地亚族群。

2015年5月,奥地利布莱堡出现一座有着乌塔沙标识的纪念碑,上面写着:光荣与骄傲致以被杀害的克罗地亚士兵。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同时,上千名的克罗地亚右翼则在奥地利南部集会纪念二战时期将几十万塞尔维亚族、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送入死亡集中营的“乌斯塔沙国”(WWII Ustasha state)。
比起今天多数德国人对待纳粹德国的态度,如今克族人对于乌斯塔沙显得十分宽容。在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和他们的口号“Za dom!”(对于土地!)、“Spremni!”(我们准备好了!)会被一些人认为是爱国主义的标志。在战争刚结束时,南斯拉夫当局虽然做出了一定的去纳粹化尝试,但在克族和塞族的民族恩怨面前,乌斯塔沙又被拿出来当枪使,一些塞族民族主义分子通过对乌斯塔沙在二战时期对塞族人所犯罪行的控诉,有意激化两族矛盾,借此强化塞族人的民族认同;而克族右翼势力则认为塞族人是在借此打压克族,并试图恢复大塞尔维亚主义。独立后的克罗地亚共和国也没有采取相应手段限制或打压乌斯塔沙及极右势力,乌斯塔沙的遗产公然出现在这个国家。种族主义者会借助乌斯塔沙式的言语、口号或者涂鸦,攻击塞族人、犹太人、穆斯林和同性恋者。
近年来,极右翼在克罗地亚的抬头引起了各方的警觉。此前,Balkan Insight曾经刊文,称在克罗地亚语的维基百科页面上,乌斯塔沙在二战时期建立的、被称为“巴尔干的奥斯维辛”的雅瑟诺瓦集中营(Jasenovac concentration camp)的相关信息被删去。德国之声也曾报道,称欧盟委员会发现近年来克罗地亚的极右翼日加猖獗,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加剧,极右翼政客开始采用乌斯塔沙式的仇恨言论,煽动“大克罗地亚主义”民族情绪,2016年5月,部分克罗地亚民众公然到奥地利南部发起集会,纪念二战结束时被枪杀的乌斯塔沙民兵。

这个由塞尔维亚建筑师设计、2013年10月起树立在雅瑟诺瓦镇附近的花朵型的纪念碑,正是为了铭记乌斯塔沙在二战时期建立的、被称为“巴尔干的奥斯维辛”的雅瑟诺瓦集中营(Jasenovac concentration camp)这段历史。

与之相应的,是近来欧洲,尤其是中欧各国出现的政局“右转”。奥地利、匈牙利、波兰都相继由右翼政治强人接过最高权力,毫无疑问,难民危机加剧了这些国家右翼民族主义的抬头,匈牙利的奥尔班更是直言接收难民会危害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不少深受天主教教义规训的克罗地亚人也有着类似的想法,反对接收难民。另外,克罗地亚在加入欧盟时,经济形势就已经不再像新世纪前十年那样乐观,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高企,整个国家陷入萧条之中。英国News Statesman曾经在萨格勒布街头对克罗地亚民众进行采访,受访者几乎都对经济不景气感到沮丧。有人认为,如果右翼强人能够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人民收入的话,那民主与否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而这还是在首都萨格勒布的街头采访,按照这篇名为《让克罗地亚再次伟大:欧盟最年轻的国家何以出现法西斯主义》(Make Croatia Great Again: How Fascism Emerged in the EU’s Youngest State)的报道所说,在克罗地亚腹地的农村,巴尔干战争的创伤记忆依然影响着当地居民,右翼民族主义,甚至是极右翼也在这些地区更加吃香。

克罗地亚极右翼的抬头如今正让各界头疼不已。来自德国、以色列和塞尔维亚的媒体均曾刊文指责克罗地亚在反思和清除法西斯主义等问题上做得不够彻底。而如《耶路撒冷邮报》所指出的,欧盟在克罗地亚极右翼抬头的问题上显得过分沉默和无作为了。一些克罗地亚政客也曾批评乌斯塔沙和极右翼分子,但他们同样是光说不做。随着国家队在俄罗斯世界杯取得佳绩,克罗地亚人的爱国热情再一次被点燃,克罗地亚政府官员也身穿国家队球衣办公,一时传为佳话。

但就在赛事结束后不久,假借国家队主教练达里奇名义的公开信又再一次揭露出了该国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撰写信件的匿名人士表示,是政客们让国家深陷穷苦之中,他们不配穿国家队球衣。在可见的将来,克罗地亚大大小小的足球赛事里,乌斯塔沙的口号会不会伴随着对塞族、犹太人、穆斯林和同性恋的辱骂,继续响彻绿茵场?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