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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中国|计生干部口述:计生到催生,大家的生育观念变了

长青/西北基层计生干部

2018-07-18 13:07  来源:澎湃新闻

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国策。
我生于1978年,我们这代人和计划生育有太多的关联了,我们出生,计划生育正式启动;在我们马上要失去生育机会时,国家又放开二胎。
当年的计生工作经历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在父辈的回忆里,那几年,计划生育的执行力度逐年加大。在我们出生不久后,1980年9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孩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国策。
我们M县地处大西北,干旱少雨,跳出农门是这个农业县每个年轻人的至高追求,念书然后成为干部,是一个很理想的出路。20岁那年,我从乡镇干部学校毕业,回到老家成为一名乡镇干部,被分配在计生部门,就这样我开始了一名基层计划生育专干的职业生涯。
计划生育是一个和我们基本同龄的国策,它也是件大难事,尤其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困难很多,这19年间我尝遍了各种艰辛。
M县缺水、缺地、缺电,因为抢地、抢机井水,同村人爆发肢体冲突是常事,兄弟一人的家族势单力薄,遇事没人帮忙,是村中弱势群体。当时农村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农活强度很大,一些超重体力活女儿根本干不了。生出儿子,顶门立户,自然成为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所以一户只生一个的政策遇到极大反弹,几乎无法落实,农村的计生政策也默认一户农民可以生两胎。但生完两胎的育龄妇女,就要做节育手术,放环或结扎。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是计划生育的难点,有些就会成为超生游击队。这样的家庭我们的术语是两女户,如果老老实实做完手术,就意味着这个家庭没有生儿子的机会了。所以两女户在村子里处于鄙视链末端,一旦邻里有矛盾,断香火、没儿子就成为脱口而出的大杀器。
刚参加工作时,到村子里下乡,很怕跟陌生人说话,但为完成任务,必须要和超生村民交流,甚至是交心,难度可想而知,压力很大。我的工作任务是催缴计生罚款,劝说超生妇女去做绝育手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适应这份工作。这当然不是一份开心的工作,上级给我们施加很大压力大,但和群众矛盾又很尖锐,甚至计生干部下乡问路,农民都不理你。我们两头承压。
每年3月,春节长假一过,北方还是冬天,沙尘暴在这个季节最为凶猛,但这也是乡村计生干部下乡的时节,对计划生育户(无孩妇女、一孩妇女、获批二胎证的妇女)进行查环(节育环)、查孕服务,并记录在案。我们称其为“两情服务”。
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计生站的条件不太好,下队时用摩托车捎一台B超机到村工作室做查环、查孕服务,来了解无孩妇女是否有孕,一孩妇女是否放环,已生二胎的是否按时结扎,有二胎准生证的是否有孕。
那正是春种的农忙时节,一年生计不能耽误,计划生育也不能耽误。我们要每家每户上门通知,让他们到村工作室来查环查孕,要是有特殊情况,还可以上门服务。不过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多次催促后还是没有来接受“服务”,那一定是计划外怀孕了。我们列出这些人的名单,作为重点管理对象,随时跟踪“服务”。
通过摸底,我们能基本了解这个村的育龄妇女的生育、节育状况。每一个村子我们都有一套《育龄妇女管理服务卡》的资料,每一个育龄妇女的婚姻、生育、节育情况都记录清楚。
按工作要求,孕妇生产后三个月内必须要放环、结扎,以防怀孕超生。没来检查的育妇,基本上是想生二胎的人。在农村生完一胎(不论男女)还想生二胎的;两女户想生儿子的。我们了解到情况后,先持续登门劝说,做思想工作,但是一般很难做通。只要怀孕了基本会想各种办法生下来。
所以,很多人偷生二孩,和小品《超生游击队》里演的一样,丢下老人,撂荒田地,外出生二胎。一般是去外地投亲戚,也有外出打工。这至少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直到生了孩子才会回家。
超生要缴纳超生子女费,二孩罚款的征收数额由地方规定,我们这里是按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0%,连征7年再乘2。譬如上年人均纯收入5000元,就要缴纳21000元的罚款。这对农民来说是数目很大的负担。而且由于庄稼撂荒好几年,和罚款两相叠加,超生农民的财务状况一塌糊涂。家底薄的家庭要好几年才能缓过来。实在交不起罚款的家庭,政府只能酌情减免。
对于那些根本交不出罚款,或者不愿交的超生家庭,政府会采取强制措施。秋收时候扣留刚成熟的农产品,如棉花、小麦等经济农产品;或者扣留农用机具,一般是价值较大的三轮运输车、四轮拖拉机等;其他值钱的东西也可以充为罚款,如电视机等家电;有时也会没收牲畜。前些年对于缴纳超生罚款,老百姓反应激烈,但时间长了,大家似乎也适应了,被罚扣后反应不大,已经觉得超生缴罚款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罚扣了什么我们会留下一个清单,让农民限期缴纳超生子女费来赎回,如果逾时不缴,计生站按市场价格卖出作为超生子女费。
一般来说,遵守计生政策的家庭生活水准会比超生家庭好很多。超生户怀孕前的摞荒,外出躲避的花销,超生后多个孩子的抚养。他们本来就在贫困线上挣扎,此后一定入不敷出,生活要困顿好多年,所以超生户一般就是村上的贫困户。
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世纪80、90年代时是高于一切的。领导会逐级检查,从国家到省,再到市、县,在被选中的那个县,再随机找出一个乡、村,然后逐门逐户地查每个家庭的生育、节育情况,被抽到的那个村的考核结果会代表整个县一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情况,要是有计划外二胎、计划外三胎,最终要被“一票否决”,考核亮黄牌。如果某个乡政府得了这个黄牌,全乡一年的工作,不管其他领域的工作有多么出色,只要计划生育没干好,考核就不过关,相关的乡政府领导一至两年不得晋升。甚至对于市、县领导的考核都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计划生育考核是非常重要的。而那时计划外二胎、计划外三胎很多,计生的任务非常重。在这种高压下,这个时期的计生数据很容易失真。
到了2005年,强制结扎的做法有了转变,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出台了这样的规定,“育龄夫妻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自觉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服务,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也就是说,放环、结扎由育龄妇女自主选择,该条例还特意指出任何人和单位不得违背这项规定。
强制手段被终止了,计划生育手段开始人性化了,但计划生育考核的“一票否决制”还是没有改变。这对我们基层计生工作的要求更高了,要在超生户自愿的前提下完成计生工作,好在那些年农民超生逐渐减少。
超生意愿减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变化了,如果头胎是儿子,基本就不会生二胎了;如果生了两个女儿,即便没有计生干部督促,一般也不会超生。
经过长年的宣传,同时在严格执行超生处罚措施的情况下,老百姓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尤其在经济激励之下,甚至出现了一女户自愿领《独生子女证》的例子。
在只允许生一胎时期,如果某个一女户经过我们做工作,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计生站会一次性奖励1000元,同时村里在调整土地时还会特别照顾。(调整土地是一个村子每过几年会重新划分土地,有的地高产,有的地低产,为公平分配,一般靠抓阄决定土地归属。)
近些年,计生优惠政策的幅度越来越大。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愿意领取《二女户结扎光荣证》的,在妇女做结扎手术时可以免除手术费,计生站会派车接送妇女去医院做手术,还有营养补助费,一次性奖励3000元,政府还会给二女户夫妇奖励600元的养老储蓄。当时我们也仅仅只有1000元的工资,这些补偿算是相当丰厚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家庭(农业户)的孩子升高中时加20分,考省内大学加10分。奖励扶助政策中农村《独生子女户》、《两女户》家庭年满60周岁,父母双方每人每年给予960元的奖励费。
很多时候,政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会为计划生育的“两户”家庭提供更多的优惠,譬如低保金、“致富工程”,通过资金奖励、项目贷款、技能培训等措施,扶持计划生育家庭创业致富。
对于两女户,有“保障工程”,通过资金扶助、项目扶持、困难救助等措施,解决计划生育家庭养老问题。通过这些努力,老百姓逐渐觉得计划生育还是划算的,没必要吃那么多的苦。
由于我们县是远近闻名的教育强县,农民送子女读书的风气很浓,不会让小孩随便辍学,一般家庭都希望让孩子读大学进城。我们县的年轻人考上大学的、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而供书费用成了农民最大的负担。负担几个孩子的学费,成了农民必须要提前算的账。到最近这些年,给孩子在城里买房更是沉重得无法负担。
因此,在经济利益的引导下,“两户家庭”政策的接受度已经非常高了。如果头胎是儿子,基本就不会生二胎了;如果生了两个女儿,即便没有计生干部督促,一般也不会超生。养两个孩子的负担要比养一个孩子的负担重得多。而生三个孩子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了。主动领取《独生子女证》和《二女结扎光荣证》的人数逐年增加。
2013年3月,国家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挂牌。我们计生干部也在这个时候逐步转行,主动上门搞服务。新人结婚了,我们送优生优育的宣传资料;负责的区域内有人怀孕了,免费送叶酸片;孩子生下了,我们上门访视;那些上环、做手术的妇女还要上门访视,检查育妇、婴儿的健康状况。这时候,干群关系就好多了。下村入户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他们会主动和你拉家长里短,也会问问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咨询一些优生优育服务等。
2014年,我们单位合并合并到县卫生局,挂牌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当时还是不太适应,觉得这么重要的工作,说合就合了,合到卫生局工作怎么干呢?因为工作还是“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但是工作性质都转型为服务了。
每月的出生统计上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要按时随访、访视,计划生育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因为群众关系好了,每次下村都能看到村民们的笑脸,工作成为一件舒心的事。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我们计划生育干部,随着每一次政策的放宽,也能感觉到计划计育的使命快要完成了。但是根据相关统计,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小城市的单独人员就不多,出生率几乎没什么改变。
赶上末班车,我选择生二胎
“单独两孩”政策放开一年多后,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时,一对合法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权利。对于我们计划生育行业来说,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太出乎我们的意料,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一步步调整,要真的放开二胎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内心的狂喜。不仅是计划生育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这些计生干部自己也有机会生二胎了,上班和家里的话题都是谈论“二胎生不生”。我们70未到80初的人算是赶上了末班车,已经属于高龄产妇,但终归还是赶上了。第一个孩子上小学了,家长操的心少多了。但不管怎么样,生个二胎,负担会加重,要从头再带孩子,心里很矛盾。但这放开二胎的半年里,随便出去逛街,路上、广场上、健身区,只要人多的地方,到处能看到大肚子,或者这时候对孕妇特别注意。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二胎了。毕竟我们县城的生活节奏并没那么快,生孩子负担不是特别重,孩子的爷爷奶奶身体还硬朗,可以帮着带。
10月怀胎,孩子顺利出生,我又一次感受到带小婴儿的幸福。我家老二的产期是2016年11月,孩子出生后的激动和兴奋不可言表,可能人岁数大一些了,对孩子渴望得太久,那份爱意超出自己的意料。刚决定生二胎时,已经读小学的老大不是太同意的,有点排斥心理,毕竟是孩子。但是当小弟弟出生后,哥哥迫不及待地到医院看小弟弟,也很贴心地问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小弟弟乖不乘,望着小弟弟粉嘟嘟的小脸,老大喜爱得不得了。这时候我就知道他是爱这个弟弟的,随着老二一天天长大,兄弟两相处得很融洽,老大放学回家都要抱小弟弟一会儿。
2016年下半年出生小孩很多了,随便哪儿都能碰到小孩,说明生两个孩子是大家普遍的期望。很多同事、朋友生了二胎,大家见面聊的都是生了二胎后,家里两个孩子的事。大家都发现,原来在家里称王称霸的老大,变成了哥哥姐姐,懂事多了,开始有责任心了,会帮大人干些家务,也会帮着带弟弟或妹妹,买零食和礼物时也不忘给老二买一份,并没有大家杜撰那些老大讨厌老二的故事。虽然老二生得晚了些,我还是挺感谢政策能及时放开,要是再晚一下,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这些年的划生育,国家政策从生硬变得柔软,但还没法忘记,当年搞计划生育的日子,虽然我是女生,具体计生工作是做些统计之类的案头工作,但内心的愧疚总是没法抹去。
放开计划生育,其实早应该就这样了。这几年的下村入户明显感到人口真的太少了,乡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在家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孩子已经很少了。有条件的家庭,让孩子到县城去读书,没条件的到乡镇一级学校,而乡级小学都撤了,乡级中学也因为孩子太少,基本都撤了。
现在即使二胎放开,但大家的生育观念、生活观念早已改变,如果条件略微不好就不生二胎了。孩子读书的压力,带孩子对工作的影响,太多了,并不是人人都像我们这批人那样愿意生,除了我们这些2016-2017年赶末班车生二胎的,2018年二胎出生率明显没那么多。
(应受访对象要求,长青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柴宗盛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田春玲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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