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过往女红装扮下的荷包、肚兜与扇背，是生活，也是艺术

今天起，“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于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开展。展览采撷古代文献、图片资料及今人诸多研究成果，与具体实物相结合，呈现中国人过去一百多年来日常生活方式中的穿戴，体味故去的情丝与过往的生活。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美院民艺博物馆馆长吴光荣对“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说：“通过举办此次展览，将那些曾经有过的、并不富裕的，但很是精彩的生活习俗，通过新民艺研究的方式，呈现在今人面前，唤起民众重新认知我们过去生活中，中秋明月、春节团圆、一元复姶、万象更新的真正含义。”

“女红”与“女工”谐音，“红”为“工”的异体，唐颜师古注曰：“红亦工也” 。故出自妇女之手的传统技艺，如纺织、刺绣、剪花、浆染、编织等等，均称之为“女红”。从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到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所说：“女红之巧，十指春风”，几千年来，“女红”被津津乐道，也装扮着亿万中华儿女。

展览以“活色生香”（明清时期的绣荷包）、“颈上添花”（民国时期围涎、童帽）、“绣中寻梦”（清末民初的肚兜）、“锦堂焕彩”（明清时期喜庆软饰）、“春晖苗绣”（少数民族服饰、扇背）五部分、542件展品再现传统中国女红装扮下的日常生活。

策展人吴光荣认为，举办＂民艺中国女红展＂其意义在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饰物，无论其大小、形状、材料、色彩、纹饰，其所有内涵传递了那个年代中国女性对生活的自信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荷包、围涎、肚兜，是女红，也是文化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佩戴荷包的记载，至唐代刺绣品的应用已极为普遍，妇女们尤其喜欢佩戴荷囊，其制大多为圆形，上面绣有不同的纹样，唐李重润及李贤的墓中就有侍女挂配荷囊的壁画。。

明清时期，“荷包”成为了一种社交礼仪、是展示身份地位的必备物品，帝王和大臣们穿用的朝带、吉服带上，常常挂着多个荷包，以供行赏之用。沈从文在《中国服饰史》一书中有“清代男子腰带上挂满刺绣精美的荷包、扇袋、香囊等饰物，可算是时髦打扮。”这些荷包上的绣样有的针脚整齐、绣线纤细，华丽而不失雅致；有的质朴无华，充满乡土气息，但无一哪种，均出自无数女子娴熟精巧的双手。

此次展览此所展出荷包大多出自此时期，形制款式多样，用途也各有不同。一款绣荷包的制作，从剪裁纸样、裱糊素缎、烫平折边，到缀缝布面、设计图样，装饰外表等等，皆需一双灵巧的双手。绣娘会根据不同荷包所表现的内容使用不同的针法、款式和纹样。它们充分展现了刺绣女子的聪慧灵巧与极高超的刺绣工艺。

作为古代儿童使用较早的一款服饰，围涎（或称“围嘴”、“口围”） 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西汉扬雄《方言校笺》卷四提及“繄袼”一词，晋代郭璞标注：“即小儿涎衣也。” 生活中围涎绕于婴幼儿的颈部，主要是为了防止婴幼儿口水和食物弄脏衣服。在唐代敦煌壁画“化生童子”着装中即可见。在历代以“婴戏”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中，儿童围涎出现的虽然不多，但是偶尔也能看到。

从清晚期至民国。儿童围涎留下了大量的实物，成为我国古代童装丰富内容的一部分。此外，童装中的虎头帽也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习俗。

此次展出的民国围涎、童帽绣工精致、构图巧妙、图案生动、寓意吉祥，展现了中国民族手工艺艺术长期传续下来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追求。

从汉代的“抱腹”或“心衣”、唐代的“诃子”、宋代的“抹胸”、元代的 “合欢襟”，明代的“主腰”，直到清代称作“肚兜”才以今天的名字出现，作为中国传统内在衣饰，肚兜保存难度较大，清代、民国保存至今的大多颜色脱落或变色。正因如此，刺绣肚兜的研究价值远超其它。

清代为肚兜最流行，男女老少皆有。肚兜上端成凹形的浅半圆状，上端的两角和左右两角附有带子，带子的材质有布绳、丝绳和金链等，最常见的穿着方法是上端两角系带子挂在脖上，下端尖角或圆角，各自系带在腰间，后背系结。除护胸腹部，让胃肠免受风寒。还具有乳罩和裹肚的作用。其美学具有东方设计的平面化、意象化、情感化的法则定律，延绵层叠，装饰性强，展现女红温柔婉约的浪漫情怀。

此次展览的的肚兜多为清末民初，来自浙江台州，以及部分山西地区。肚兜上的图案也较为讲究，构图巧妙，寓意深刻。有人物、动物、花卉纹、鱼戏莲、蝶恋花，还有麒麟送子、指日高升、官上加官、长命富贵等，表达富贵吉祥之生活映象。

同时，女红还延展至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屋内装饰，展览中“锦堂焕彩”部分主要展出明清时期的喜庆软饰，包括桌围、椅套、中堂、喜帐等，它们组成了传统礼俗生活的特质。但清末以后，传统婚礼礼俗制度极具衰落，西方婚礼发展迅速。此次展示的喜庆软饰也传达一种礼学文化，即传统婚仪如何促成有礼有节、秩序和谐的社会文化，对现代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少数民族服饰承载历史起源和文化体系

除了汉文化外，展览“春晖苗绣”部分主要展出少数民族服饰、扇背等。服饰往往可以表现人格，莎士比亚如是说。一个民族的服饰讲述着民族代代相传的故事，展示着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

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代表，苗族服饰是璨若群星的服饰中耀眼独特的一颗。苗族服饰承载着苗族的历史起源，是苗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宗族、信仰等信息；更表现了苗族女性精湛的女红技艺，及其崇尚平等、热爱生活的理想和信念。

同时，服饰纹样记载着苗人的宗族历史，是苗族的文化符号。苗族服饰上密密的纹饰常常讲述着民族的故事，服饰中的九曲江河纹、城池纹、田地沟壑纹等等记述着苗人起于中原的历史；苗人在服饰中记录下他们祖先的英勇故事，苗族服饰中的银帽花就是英勇的先祖戴过的银盔等等；苗族纹饰记录下他们日常美好的生活。苗族有很多分支，他们的服饰都有自己的特点，服饰的不同代表了文化的差异。

苗族服饰是苗人宗教观念的载体。蝴蝶、枫叶、鸟是苗族的图腾，是服饰中使用的最常见的纹样。在苗人的观念中，穿着代表祖先纹样的服饰可以与其沟通，得其庇佑。蝴蝶是苗族的生命图腾，被尊称为蝴蝶妈妈，最是多样变化。艺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将蝴蝶纹进行各种创作，或写实，或抽象；或对称，或交叠；或与鱼鸟龙蛇组合，或与花草一体，或衍化为人形，等等。对于作为祖先神灵的鸟纹，不管是日常的便服，还是作为祭祀的盛装，苗人亦是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夸张变形，比如作为祭祀的鼓藏服，就是以鸟纹为主纹来进行设计的。铜鼓纹象征着太阳，象征着光明，代表着祖先来自于太阳升起的地方。

苗族服饰纹样体现了苗人平等的生命观。苗族女性在服饰纹样的创作设计上天马行空地想象，将自然中的花鸟虫鱼、传说中的珍禽异兽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并大胆进行变形、组合加工。动物和植物可以自由地组合在一起，各种动物纹身上可以随意长出花草。

苗族服饰是苗族妇女的精心制作，她们把对于家人的爱，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都融进了服饰中。背扇更是母爱的体现。背扇是劳动妇女用来背负孩子的重要生活用品，她们通过背扇的各种纹饰寄托了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成才的种种美好愿望。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晖，是春天的阳光，温暖的母爱。

对于这一切女性创造的艺术，同为女性的展览总监金晓依说；“女红是传统女性聊度时间的一种方式，也是情绪发泄的出口，那么多的爱，无聊，欲望无处可说，只好拿起针线，对意中人的爱，对闺阁外世界的想象，对未来的憧憬，都在针下。”

工艺美术史论家张道一先生说：“中国‘女红’是母亲的艺术。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特殊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生活中的形象和情节触动众多女性的创作情感。意识也从平庸淡漠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升华。女性手中的小小针线绣出心灵巧手，装扮着人的一生，不仅将家人打扮规范、得体。同时还会将与之相关的空间、厅堂、家具等，按照传统特定的礼俗装扮地活色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