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反叛者:Pussy Riot的媒介行动

文/ Elena Gapova 译/ 潘彦霖
2018-07-16 19:14
来源:狩猎

俄罗斯朋克乐队Pussy Riot近年来无疑是西方媒体的焦点。在接二连三的媒介行动中,她们成为俄罗斯女权、反资本主义和反威权的异见者象征,吸引了无数眼球。尤以2012年的“朋克祷告”演出为甚。在2012年2月21日,她们在莫斯科基督教救世主教堂上演了反当局性质的“朋克祷告”,随即而来的,是乐队12名成员中的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和玛丽亚·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的两年牢狱之灾。在狱中,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曾和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进行过六封通信,探讨激进政治、全球格局……

不过,与此同时,在一些批评者看来,Pussy Riot也表征了全球激进政治的后现代转向。符号和图像的绝妙运用,使她们成了“酷”的、“时髦的”、创意阶层的代言者,并制造了与底层人民的文化区隔——比起她们,传统工人的反抗更加不可见。Gapova教授在《“时髦”的反叛者:Pussy Riot的媒介行动》一文中更是犀利地指出其行动的尴尬所在:在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时,她们也被资本驯服,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不过,《献上同志的问候:齐泽克与Pussy Riot的六封通信》的中文译者张涵露在另一篇关于Pussy Riot的文章中提醒读者,比起批判Pussy Riot被“利用”,更重要的也许是关注“利用”本身,即阶级差异的真正始作俑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2015年9月,“狩猎(TheHunting)”曾试以Pussy Riot为主题探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译者授权,刊发其系列中的两篇《献上同志的问候:齐泽克与Pussy Riot的六封通信》《“时髦”的反叛者:Pussy Riot的媒介行动》

Pussy Riot的成员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右二)与玛丽亚·阿廖欣娜(右一)参演美剧《纸牌屋》第三季,视频截图。

新媒体和创意阶层

2012年春天,在莫斯科法院将对Pussy Riot乐队宣布初步判定时,一位报道法院门前集会的BBC电台通讯员将集会人群描述为“时髦的城市年轻人”(BBC newshour)。他们以流利的英文回答通讯员的问题——这在许多群体里是项重要技能,像是准专业社群和博主圈以及新媒体记者、“当代”艺术家、电脑爱好者、网页设计师、咨询师、音乐家、大众科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专业组织者和隶属于各种国际活动组织(多数有国际基金的资金支持)的半专业人权、女权、及生态活动家。对2012年这些莫斯科抗议的研究往往会忽略让这两个部分重叠领域的人聚拢并彼此认识的一个关键方面:抗议是政治事件,然而制造和消费当代艺术靠的是画廊、展览、拍卖、“波希米亚式”咖啡店和数字媒体的“推送”。Pussy Riot的艺术性和组织性发轫于激进主义小组Voina(战争),部分乐队成员也属于这个艺术团体。这类背景的成员通常有明显的习性:他们往往看起来“酷”,遵循特定类型的物质文化消费(包括音乐、艺术电影、书籍等等)和生活方式。他们属于一个组成了Pussy Riot社会基础的“新阶级”。

“阶级”这个词可以指代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根据此群体已有的形象援引准则。本质上,阶级的概念反映的是经济分类。然而,这个词同样能引起建构在资本的非经济形式上的社会分类、特权和例外。在布尔迪厄等人之后,用于理论化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化、阶级划分等一系列议题的广义组织概念,能通过文化、生活方式和品味的事情维系。换句话来说,人们也许不能清晰地识别出阶级议题或泾渭分明的阶级群体,但是分级过程仍然在他们之中运行,且基于风格、品味、知识和文化的“排斥准绳(lines of exclusion)”以潜在的方式与经济资本和财产联系。

上述关于阶级一词的简介有助于厘清后苏联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这些地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导致经济分化,向全球信息时代的过渡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就业性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新的工种、新的就业形态成为现实:除开自由职业、外包、转包和其他以项目为基准的人际网络形式,这种流动且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之特征便是独立内容制造,这种制造倚赖一个人自身的足智多谋和吸引他人兴趣的本领。“创意阶级(Kreakly)” 一词在Richard Florida的著作《创意阶级的崛起》(2002)出现后,被频繁——有时甚至是讽刺地——应用于全球化大都市中心的各种社群。这些人际网也可以被视作某种“新阶级”:新阶级的成员们以知识、文化及教育资本来制造收入和维持特权。

互联网的出现,使线上世界的人际交互成为可能,并成为专家、艺术家及活动家组成的新阶级社群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因为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LiveJournal、Twitter以及一些以西里尔文为主的平台)提供了社会及商业活动的“合并体(merger)”。社交媒体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使线上线下的、混合了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圈子成员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分享文化和活动事件的信息,并对这些事件表达意见,验证他们与社群的归属。在这种虚拟空间的抗议中,信息交流、社群建设和经济活动可以同时发生,可见度和受欢迎度都是就业的先决条件,新媒体的专业技能因为有助于维持可见度和受欢迎度而变得非常重要。研究美国早期虚拟社区把“脚踏实地(back to earth)”运动转变为各种商业项目的Fred Turner指出,对信息专业人士和专业活动家圈子来说,社群内的名声和可见度尤其重要。要成为这个圈子的一分子,一个人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必须要积极地“塑造”自己、展示自己。建立自己的名声,成为圈子的一员,获得专业上的成功缺一不可。对一个人的身份和人格如此密集地制造并商品化,可能模糊掉其工作和私生活的界限,甚至一个人的私人事务都将成为增添受欢迎度和可见度的“素材”:表演和生活同时进行。例如,当还是Voina成员的托洛孔尼科娃在2009年进行“公开”怀孕和分娩以及其它私人事件后,就成为互联网上Pussy Riot讨论的主要部分。

数字人际网通常代表着面对面的组群,它们将很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在建设和维护内部团结上。随着这类亚文化的成员们重新发现合作的力量,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并被这种力量吸引,并时常想象他们自己隶属于(或通过他们的行动创造出)一个拥有新社会秩序的人际网:无等级制度、亲密、反官僚。然而,这种自我满足的想象是天真的:这种混合了文化、声望、个人魅力和专业技术的资产是资本的“次级”形式,并需要机构或经济资产的加持使之合法化。尽管网络社群号称持反资本家立场,但它通常以全球传媒市场(电视、时尚产业、广告、设计、当代艺术等等)和国际技术网络维生。大众艺术或政治都能成为扬名立万和就业的温床。例如,托洛孔尼科娃从监狱释放后便为Trends Brandszhe当模特(Fashion Rotation 2014);这两名女子也在纽约和其它地方参加了商业演出和媒体合影,并出现在俄罗斯电视台上。一些评论家怀疑是否Pussy Riot的反主流文化抗议已经被传媒市场驯服,还是这个组合从一开始就抱着品牌和商品化的目的。

2014年,Pussy Riot登上《名利场》杂志。

如果这批普遍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这也解释了他们对英语和其它形式的文化资本掌握良好),对技术在行、受良好教育的城市年轻人作为Pussy Riot的支持者的确形成了一个新阶级的话,那么这个阶级需要维护一种非经济性的边界,以及和那些“教养不足者”之间进行区别的分界线。不用直接运用经济不平等概念,就可以制造阶级差异,因为“文化观念与排斥和/或统治的模式是彼此牵连的”,也可以通过使用多种形式的资本——甚至是话语的力量——被创造出来。例如,“羞辱”和将教养不足者曝光便是通过话语确立区分线的一种机制。下面的例子也许有助于解释如何维持这些区分线。在2013年红场举行的一场抗议中,莫斯科的同性恋活动家们打出一张大幅海报,上面写着“恐同是群氓(bydlo)的宗教(Homophobia is the religion of cattle)”。在俄罗斯,bydlo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同时指涉下层经济阶级和“懒汉”。明面上,活动家们在羞辱恐同者;然而这也暗示着,他们将“无产阶级,卑微的平民(proles)”与“群氓(cattle)”等同起来,创造了社会排斥准绳,以维持他们智力劳动者、专家、甚至人权活动家(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地位)的“受过启蒙的”地位,这些也是他们身份的基础。

横幅上的字:恐同是群氓的宗教(Homophobia is the religion of cattle)。

Pussy Riot的事例便以类似方式用于维持“受过启蒙的人”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差别。一位著名的异见分子记者在Snob杂志中——一本以“全球俄罗斯人的杂志”标榜自己的出版物——坚称“普通人(narod)”没有能力欣赏Pussy Riot;因此知识分子需要与平民保持距离,并教会他们正确的态度:

俄罗斯反对者在支持Pussy Riot的行动中,已经选择了一条相当漫长且偏离普通人(narod)的道路——通向不同的、更优类型的普通人(narod)。然而,如果我们以耐心和韧性沿此路蜿蜒前进,这种新类型的人最终将会浮现。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与“人们”保持距离(划出界限)都以宣扬民主目标的面目出现:捍卫LGBT权利和Pussy Riot。

信息人际网成员们维持生存的收入难以追溯来源,逃税可能被歌颂为一种抵抗形式。在2012年抗议期间,博客上有一种流行的态度可以总结为:“我不会为这个腐败的国家缴税:当他们停止腐败时,我才会交出我的税”(比如,见ninazino.livejournal.com 上的评论 2012)。然而,逃税的同时要求诚实的总统选举或许会让一个人宣称的目标显得可疑。一位自称反主流文化的“左派”年轻领袖受邀作客自由派“莫斯科回声(Echo Moskvy)”的广播节目时,在聚焦包括Pussy Riot支持者在内2012年抗议集会之撤离的当期节目上主张:

……如今“左派”的概念相比七八十年前拓宽了许多……我的基础不是工人。我的基础是想生活在一个不同俄罗斯的年轻人们……我正是对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持怀疑态度……我们现在可以拥有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我不想要任何阶级斗争。我的父母,概括而言是资产阶级……我无法想象我会和我的父母斗争对抗……我们是不同的一代。我们这代人没有苏联时代——像我们父母一辈——所必须具有的那种精神分裂症 ……重要的是我们的正直,我们的真诚……而不是我们的政治节目或演讲……我个人并不想当权。

这种与“工人”的保持距离便是一种政治分化的证据;左翼和工人阶级党派群体认为,俄罗斯政府与Pussy Riot所属抗议运动之间的僵局,实际上是两个资产阶级派系的权力斗争(例如,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候选人Mikhail Prokhorov便是一位寡头政客)。2012年举行的“左派力量论坛”包括了独立工会、“左派前线(The Left Front)”、“工人俄罗斯(Working Russia)”和其它组织,但几乎没有引起主流媒体注意。论坛坚称区分“时髦的抗议者”和俄罗斯工人群众的标准在于对引起极度不平等的1990年代私有化的态度。论坛还主张,社会抗议的目标应该是财富再分配,而不是把权力从一个派系转向另一个派系。在这种语境下,Pussy Riot和专注于LGBT及女权议题的其它组织被看作参与了一场“生活方式”的斗争。工人和左派运动往往使用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承袭的结构和语言来组织及构架他们的议题,并从经济事务角度表达他们的不满。然而,这种“经济方面的”抗议可能被全球媒体边缘化,不仅因为他们提出的议题,也因为这些议题“平平无奇”的外表。正如在比较Pussy Riot和哈萨克斯坦一群罢工的石油工人时一位博主形容的:

Pussy Riot又酷又有上镜效果;石油工人则不是。在莫斯科的西方记者也很容易接触到Pussy Riot的审判……不仅是自由派的报纸(《卫报》、《独立报》等等),就连右翼的《每日电讯》和《每日邮报》都发出声援。

这位博主还写到:

全欧洲的年轻人都表明了对Pussy Riot的支持,这是件好事。乐队已经收到麦当娜和其它流行文化界名流的支持。我希望我们可以为Roza Tuletaeva [一位罢工领袖] 和在扎瑙津(译注: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的其它活动家构建同等程度的支持——哈萨克当局在12月16日犯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正在对他们施行报复。 (People and Nature 2012)

因此,Pussy Riot事件透露了两者间的阶级分化:拥有国际视野的新阶级,和浸淫在更“物质的”经济与生活方式中的“大众”。信息经济无法离开传统工人的供养,但它常将工人贬低至次等地位,使工人们的抗议很难得到跟那些“又酷又上镜的”行动一样的可见度。

媒介行动主义:数字时代的可见度

Pussy Riot的抗议表演是一次富有交流性的行动:它的目标是维持一个文化事件并以此传达信息和发表声明。当代集体活动常假设的一些形式并不符合流动化的类别和手段。流动化出现在Charles Tilly的经典研究中,Tilly见证了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并在其著作的结尾指出:“世界已经发生改变,它的集体行动也随之如此”。新社会运动是1960-19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社会结构重组和文化转型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围绕青少年、城市、生态的、和平主义的、女性的、伦理的和其它“非经济性的”议题展开。它们可能与传统的牢固团结的组织形式不符,也与保守的代言渠道不符,因为这些运动的关注点已从这种“理性制度的”目标被转移为权力攫取;相反,它们挑战文化准则与象征性社会建构,并重新解释行动的意涵。新女性运动寻求展示女性现状的各种特征并强调差异,包括重组主流术语。类似地,Pussy Riot追求一种文化形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围绕认知度(一个人的身份、自治权、差异或生活方式)的流程进行组织并在维护团结性,广泛的可见度也是部分题中之意。

Pussy Riot的可见度源自实体和数字化的交集,即实体空间和新媒体的使用。这个明显的“线上-线下”编排遵从了典型的快闪族模式:快闪族也源自新的传媒资讯和实体空间的交集——在实体空间发生,通过新的资讯媒介组成和推广。首先分析实体部分,表演的场地非常关键,因为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成为新闻(Pussy Riot早期亮相引起的反应就不能媲美)。67%的俄罗斯人将大教堂称作他们信任的机构,通过恶搞大教堂的礼拜仪式、宗教象征及神圣含义,Pussy Riot利用了一个有声望机构的社会资本和醒目空间。艺术上来看,她们的行动体现了发端于20世纪早期都会表演的传统:将戏谑和颠覆行为带入街道及公共场所,而前一刻出现下一刻消失的“游击战术”则被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发扬光大。这个理念稍后被达达主义者和其它先锋和反主流运动重振,接着又被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当代文化反堵者和后苏联行动主义者运用。都会表演有时被设计为激进艺术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集合——一个明显的事例是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他的“新戏剧理论(new dramaturgy)”——因为鼓吹反主流叛乱的革命煽动者目的在于消除艺术和政治间的那条线,并在理想情况下开启普遍的革命,到时城市下层会在骚乱、大屠杀和暴动的强烈冲突中涌入街道。确实,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正是用 “叛乱、大屠杀和暴动”这些词来阐释她对乐队名中外来词“riot”的理解。

都会表演——不管是政治集会还是枕头大战——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变成了全球现象,因为数字交流设备能用作社会行动主义的手段。互联网创造了与公众分享信息的场所,并使信息在扩散的观众中可见。观众的扩散则依靠电子设备和无数的媒体资源。根据Benkler的研究,在信息社会的公共半径中,这种扩散的观众以直接评论、发布(通常在许多明星站点)、点赞和创造通向更多关注的捷径满足了“看门狗功能”。当代抗议的代理机构有能力创造他们自己的可见度运行机制,因为他们不用依靠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有实体所有者)和传统的代理形式。

依靠这些手段,Pussy Riot筹划了一个“绿色和平式的媒体事件”引导注意。这样的事件是当代媒体社会的特征,大量的时间用于以不同方式消费媒体。在这个媒体饱和的环境里,媒体中显著的问题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基本。与此同时,社会变得牵一发动全身且引人注目,个体日益自恋。当他们在互联网上行动时,他们得到了一种有自主权并充满力量的感觉,换言之便是他们能够自己行动并挑战权力结构。

在信息时代,人们购物、开始关系(和做爱),与政治紧密结合并在线上得到乐趣。他们也在线上工作,制造社会关系、图像和符号,而非物质对象。当符号、密码和象征被赋予越来越多的重要性,“符号变得可互换,权力通过组织信息流的语言和密码运行”,赛博空间成为了新的“现实”。2011年俄罗斯“观念”作家Victor Pelevin出版了一部名为《S.N.U.F.F.》的观念小说,讽刺了真实和数字——真实的事件,以及关于这些事件的新闻和电影——走马灯般纠缠在一起的世界:一个在新闻中被报道的真实事件,也恰恰在事件发生的同时被编排拍摄成事件电影的一部分。因此,除非被电子媒体报道或展示,真实不会被认作为真实(并保持未知)。可以认为,Pussy Riot制作了一部展示她们在教堂中做“朋克祷告(punk-praying)”的视频正是同种情形。像奥威尔《1984》里一样,她们修饰过去,为她们的观众将其转变为现实。

不带面具的Pussy Riot,摄影:Bert Verwelius,http://bertverwelius.com/pussy-riot-unmasked/

当代观众生活在接收信息的环境中并依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ipad来接触“现实”,符号、文化象征和图像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示和重要性。用J. Hartley的话来说,在后现代领域,图像已在世界范围内获胜,这个观点对理解“Pussy Riot效应”是很重要的。长期看来,Pussy Riot在后物质主义世界制造了一个激活三股有力趋势的“全球符号”。第一股趋势是对 (女性)身体或身体图像普遍的政治化:在当代文化中,身体被用作政治目的并成为能传达信息的有力手段。第二股趋势是数字媒体(社交网络、博客、短信等等) 能为特别事件制造的可见度。最后,是文化和符号在后物质世界中新的重要性。托洛孔尼科娃的丈夫Petr Verzilov正是认识到图像和符号在信息社会尤其宝贵,于2012年8月申请注册了“Pussy Riot”的商标。律师Mark Feygin和其它两名乐队成员也尝试在国外注册商标。2012年的纽约时装周和其它活动均以多彩的巴拉克拉法帽为特色。2014年6月托洛孔尼科娃和阿廖欣娜接受了写真册《不带面具的Pussy Riot(Pussy Riot Unmasked)》和其它商业项目的拍摄,写真册由60岁的荷兰创业家及百万富翁Bert Verwelius掌镜,Verwelius从事色情摄影并在乌克兰开设了自己的模特经纪公司。如此将抗议符号与全球消费文化整合一体是讽刺的。诉诸于偶发性、反威权和反等级制度,并用提供可见度和自主权印象的手段,Pussy Riot成为全球媒体资本主义的工具,她们的抗议也是工具化后的产物。

结论

Pussy Riot事件的内容在全世界都被表述为一个针对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女权主义困境,因此被“归纳到人权和冷战框架中”。本篇论文显示这样狭隘的阐述错失了该事例的社会背景;更审慎地分析围绕这只乐队所产生的争论能有助于我们揭示Pussy Riot被某些俄罗斯社会团体如此激烈拒绝的原因。这些反应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Pussy Riot实行媒介行动主义并属于新社会运动——后工业时代的一种现象。她们挑战了文化准则、信息和主流术语,同时用瞄准西方观众——而非后苏联——的符号和概念表达她们的不满。这与此同时也是关键:Pussy Riot已逐渐象征在后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分化和边界。她们被很多普通俄罗斯人视作全球资本主义造就的都市精英,对她们的反应也更多是关于阶级而非性别上的。

这个事例的分析对女权主义研究同样有所贡献,因为它证明了——尽管并非首次——女权主义的意义和目标并不是“普世的”,两者取决于特定的地点、社会背景和时间段。最后,这个事例能丰富新媒体研究,因为学者们致力于揭示随信息时代到来的错觉与幻觉。数字媒体为我们提供不曾想象的表现手段;只不过,这些手段皆归于全球媒体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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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lena Gapova是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的副教授,她长期致力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别研究、国族建构和阶级研究;曾经在立陶宛创建了欧洲人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

译者:潘彦霖,毕业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艺术史硕士学位。艺术史翻译、自由撰稿。关注社会文化史。

中文版首发于“狩猎(TheHunting)”,狩猎是关于现当代艺术翻译、写作和思考的平台。

英文原文出处:

Elena Gapova, “Becoming Visibl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lass and Media Dimensions of the Pussy Riot Affair,” i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 15, Special Issue: Mediating Post-Socialist Femininities (2015).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