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谈整治骚扰电话：必须把专项行动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制度化

今天（7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社交媒体注册账户上称，针对有关手机不明扣费、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问题，工信部已组织相关通信管理局、各基础电信企业着手开展工作，并将联合10余个相关部门制定专门方案，近期即组织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对骚扰电话，几乎每个人都深感其扰，深为其烦。从技术上讲，识别和有针对性地整治骚扰电话源并非难事，但是要花费人力物力成本。并且，在骚扰电话尚没有燎原成势的情况下，这种治理所费成本本来不多，而在骚扰电话已经成灾的当下，治理成本则让有责治理方视为负担，或者和尚撞钟小打小闹，佯做没有放任状；或者干脆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真以为骚扰电话于己无关，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积重难返。

但是，积重虽难返，却并非不可返。近些年在信息通讯领域发展出的新技术，如大数据分析技术、语音识别技术等等，就都可以应用在治理骚扰电话上来，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同时，更有效地从源头上、从运行系统中识别和清除骚扰电话源。实际上，在手机以及通讯和信息发送终端实名制后，完全可以将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升至让骚扰电话的制造者难以承受或无力承受的程度。电信运营商可把消费者不得将通讯终端用于发送骚扰电话或信息的条款列入格式合同，并按违规者（拨打、发送次数）程度不同的违反合同行为，列出相应的程度不等的（付费）义务条款，直至取消服务。对那些屡犯且以骚扰电话为业的人，则列入各大通信运营商通用的黑名单，在限定时间、甚至是无限期内，取消其获得电信服务的资格。

其实，在治理垃圾短信、伪基站等方面，电信运营商已取得相应的经验。对电信运营商而言，既没有其不可承受的治理成本，也没有其还没掌握的治理技术。由此，上述工信部所承诺的整改都在电信运营商的行为能力范围之内，治理效果不彰的预期当属悲观。当然，为了防止专项治理效果短期化，就必须把专项行动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制度化，将专项治理中有效管用的做法以制度化的方式“镶嵌”到日常运营系统中去，从制度上和运营系统中杜绝骚扰电话、错收费等现象死灰复燃。

工信部在上述社交媒体的推送中称，其专项整治将重点放在3个方面，一是督促电信企业立即纠正错收费行为，并要求基础电信企业从下月起以短信方式按月向用户主动推送通信账单信息，让用户明明白白消费；二是立即核实媒体报道所涉具体问题和典型案例，关停发送垃圾短信的短信端口，处置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码及关联号码，约谈涉事企业，责令其全面自查整改，并将在情况查明后，依法处理违规企业，问责涉事人员；三是举一反三，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堵塞管理漏洞，全面提升运营服务水平，为公众营造良好的信息通信环境。

除此之外，手机制造商捆绑在手机基本运行系统中的不可卸载软件的问题，也亟需出台强制性规定进行治理。对那些已发售的带有这些不可卸载软件的手机制造商，管理部门必须要求其出台相应补救措施，让消费者自行选择是否保留或卸载这些软件。许多情况下，正是这些不可卸载软件，不仅可以不经使用者同意而将一些软件下载到手机或通信终端中，而且还以弹窗的形式给使用者带来不是骚扰电话、胜似骚扰电话的效果。对此问题，不能再像骚扰电话那样成灾之后，再行“专项”治理。

（原题为《整治骚扰电话：“专项”应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