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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讲

汉学家马克梦③八十年代留学生们的北京日常

孟繁之/编著

2018-07-20 15:26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1952年9月,“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14名外国留学生成建制调整到北京大学,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来华留学工作的开始。60多年来,共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名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完成学业。
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是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的有效途径。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人生经历和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为理解中国的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海外视角。
2015年,“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旨在收集和整理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成长记忆,重点讲述他们与中国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故事。考虑到口述者的特殊经历、个人情感以及因时间久远而造成的记忆模糊等因素,作者通过访谈第三方、查找资料等方式对口述内容进行考订、补充,成稿后又请口述者进行了校正。
近日,这套丛书中的《梦,在路上: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前主任马克梦口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口述者简介:
马克梦(Keith McMahon),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前主任,曾在台湾、北京和上海等地学习、研究多年。1984年始任教于堪萨斯大学。研究领域涉及明清小说、中国文学中的男女人物类型、色情文学、鸦片吸食与现代主体性、文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历代后妃及制度等。
1996年马克梦在北大与李零(左一)、唐晓峰(左三)在一起
迄今每年去中国,去北京,都是令我振奋的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时每次到中国,还都会到上海去看看复旦大学的师友,但渐渐地,则几乎都是在北京停留了。我到北京,主要是到北京大学,在美丽的燕园访书访友。这里有我做研究所必须翻阅的明清小说,有马隅卿的珍贵藏品,也有可以交换意见、谈天说地的朋友。
我在北大的经历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86年,及至1991年,凭着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基金做访问学者;第二阶段是1991年之后至今每年一次的美中往来。1986—1991年,我每年都会到北大待两个月左右。1991年,我在北京认识了我的爱人,我们在北京开始恋爱。当时她已有两个女儿。恋爱两年后,我们于1993年结婚,她们于1995年从艾奥瓦州搬到堪萨斯同我一起住。因此,从1991年之后,因为要照顾家里,我在中国的时间相对缩短,但每年也会待两三个礼拜。
我于1985年秋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前一年,1984年春,我拿到博士学位,开始在堪萨斯大学工作。生平头一次给大学生上课,人生职业化的道路由此开始。因此,我1985年到北大时,身份及心理已跟以前来中国时很不一样,这对我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时我住在靠近北大西门的勺园,4号楼4层,最西边的房间。刚搬进来时,还不懂4号楼跟1、2、3号诸楼的不同。4号楼看门的人绝对是晚上十一点准时关门,晚于十一点就得把他叫醒,而1、2、3号楼则可以随时进出,比较开放。当时4号楼4层住的多半是美国人,都比我年轻,我是唯一的访问学者。以后认识的最好的朋友,都是从欧洲来的,也有苏联的,他们都不住在4号楼,而是住1、2、3号楼。
我那时常常到他们那里玩儿、闲聊。他们大部分是这么一个样子:刚到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一般不懂中国的教育制度,对于高考,以及中国学生都必须考上某个系才能被录取,甚至连高中都得考……像这些都根本不了解。这些制度在1979年刚恢复不久,之前工农兵学员的试验已被放弃。当时外国学生中有一小部分是本科生,尤其是从南斯拉夫来的学生,我也认识不少,还有非洲国家派来念研究生的,我认识的一位,现在已是埃塞俄比亚的总统。其他欧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留学生能到北大上课,一般则只有一个简单条件:申请学习汉语,而课程也几乎是专门给他们设计的,很少跟北大本科生一起上。当然他们还得有一定的水平,可是大部分肯定不如北大的学生那么能干,来北大之前绝对没有过如北大学生那般长年苦读的经历,也没有对未来做好准备。直到今天,这些现象也都一直如此,是一个特别的文化及社会现象。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那个时代的独特感受,只是今天的人不一定理解。例如,第一,洗衣服得自己手洗,每天都得洗,要不然脏衣服就会堆起来,到洗的时候无形中就增加了负担。当时的洗手间有那种很大很长的水池子,得把衣服泡在脸盆里等一等,然后冲洗,回到屋子里挂起来晾着。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开着窗户就好了,热一点就用扇子。直到现在我还喜欢用东方式的扇子。
第二种享受是在食堂吃饭。勺园那时候的食堂现在已经拆了,又盖了新的。当时的食堂屋顶很高,是一个大厅,没有现在的二层。1985年时食堂师傅还有几个是从以前的留学生食堂过来的。以前留学生住在25、26号楼,那个时代我常从复旦大学跑到北大,跟朋友挤住在留学生男生宿舍里,记得留学生食堂的菜尤其西餐还不错,比复旦大学要好,1985年时仍然好吃。记得当时我跟一位勺园食堂的师傅说:“我还记得你。”他说:“那太遥远了!”他性格豪爽,让人喜欢,但已不记得我。我以前不是常住,他印象不深是自然的。那会儿的食堂是个好地方,也是时常聚会的地方,每天都会有朋友一起吃饭,尤其我认识的几个意大利朋友,其中一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所大学任教,到现在都还保持联系。当时食堂中有几个菜做得非常好,尤其是鸡腿,那时我总要两份。1991年跟我爱人开始谈恋爱时,她还老是嘲笑我这么吃,到现在她都还记得。
那时的第三种享受是骑自行车,全北京到处跑。我的一位复旦大学老同学住在东城区人民日报社附近,我有时会骑车去看他。我们都没有电话,有过一两次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跨过几乎整个北京,到了他的住处他却不在的经历,那时只好往回骑。4号楼当时只有一部电话,在楼长师傅那里。一般来说,最好当作没有电话一样,不要依赖它。要约会就写信,或者老早约好时间、地点,不见不散,最起码到了约定的地方会在一小时以内死等。
这些对欧美留学生都是新鲜及要学的事,属于另外一种非语言课的教育。我们都要学会如何在一个没有洗衣机、没有电风扇或空调、不通电话的地方生活。之外零零碎碎的享受还有:马蹄的声音、那种老的靠烧煤做运输动力的火车头的声音(五道口就有)、未名湖周围知了的叫声、热天时坐在勺园楼前看着蝙蝠高高低低飞来飞去。还有一次骑自行车,拐弯时突然看见一辆卡车,上面躺着许多骆驼,因为是冬天,它们呼吸的白气飘流而上……
1979年到1981年那段时间,大家穿的都是中山装,有色彩的衣服几乎没有。在美国穿红色衬衫很正常,在中国则会引人注目,让人觉得最好不穿。朋友会说:“噢,你穿得很花!”这意味着你有点不正常。但他们这么说时,一点看不起的意思都没有,只是表示你有点不一样,而且一样可能比不一样好一点。到了1985年,虽然大多数人还是穿中山装,但已有很多人穿带花纹或文字的T恤衫、牛仔裤以及西装。总之一切都在变。
1979年到1981年我在上海时,还未经历过多少事情,是个毛头小伙;1985年到北大时,我已开始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世事渐明。所有复旦大学的老同学都有了工作,并且都被分配到相当好的单位:报社、出版社、大学,等等。还有让我更吃惊的,他们都结了婚,而那时结婚对我还是一个很遥远、令我想不通的东西。有一位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的同学曾暗示说我好像对人生不够认真,不够实际。他说了一句话:“马克梦交朋友是为了感情。”
1985年我抵达北京后,随即去成都看我之前在复旦大学的室友老何。在那些日子里,无论我到哪里,首先都会发一封电报给住在那个城市里的朋友。这意味着我必须知道去哪里找到邮局及如何编写恰如其分的中文电报。对此,我颇有点小骄傲,尽管它并不难。老何当时在火车站接我时,见面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一如既往地问:“奢侈派,还是艰苦派?”这是我们老早以前发明的专门术语,意思是说你要住得舒服一点,跟外宾一样;还是要跟我们普通人民一样。很多年前我跟复旦大学同学一起吃饭时常开的一个玩笑是:“马克梦来了,今天是艰苦派。”这是因为留学生楼有自己的食堂,菜丰盛一点,环境干净一点,人又少很多。到了成都,我还是非常愿意住在老何的住处。他有一个双层铺,还有另外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住在另一间。这样就让我觉得荣幸、真实,更能体会朋友的生活,更能和他坦白地交流。
勺园4号楼外是一片工地,尘土飞扬,现在早已没有了。勺园当时是新盖的,原先留学生住的25号楼、26号楼已让给北大人自己住了。4号楼的5层给一些中国人住,好像是原来住在附近的人,因盖勺园时得拆他们的房子,因此让他们临时住在这里。其中有一个小男孩,经常找我玩,但之后找我找得有点频繁,老缠着我,让人有点烦。后来搬走了,不知去向。他曾说过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的父亲和他说,有些没有道理的事情最好不要想得太多。小男孩回答说:“可是我还是会去想。”
1985年到1991年,我在北大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如来自法兰西的学者魏立德(François Wildt)、美国杜克大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Frederic Jameson、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唐晓峰(他那时还没有去美国念学位),及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张旭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性学专家潘绥铭。另外还有许多北京与上海的学者、作家,最有名的作家是三位“朦胧诗人”:芒克、多多、杨炼。
因为在1985年到1986年交了这么多好朋友,所以我在之后每年的暑假都会到中国来,1987年、1988年、1989年、1990年,年年如此。当时幸亏魏立德还在,常常一起进城逛琉璃厂书店,在回来的路上则去人民饭店西餐馆吃西餐聊天,之后返回北大。那时候有所谓的面包车,一坐上去有时得等它坐满了人才能走,但比普通公交车要快,现在那种车已经看不到了。
1987年在昆仑山脉的长途汽车站
1991年我两度来到北大,3月至7月,10月至11月。3月至7月时我住在勺园1号楼二层单人间。我迄今都非常喜欢那样的房间,每天用抹布、一盆水把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隔着窗子可以看到5号楼一层的大门,每天一大早那里的楼长师傅会出来扫地、擤鼻子,每天都是一样的声音。当时主要的计划是看书,尽量看更多的明清小说与讨论小说的学术著作。北大教授沈天佑先生帮我借到北大善本书阅览室里的一个单独的阅读间,他当时已去了意大利,但还是帮我联系使用图书室的事,对此我迄今都铭心感激。在那里,我读了许多版本罕见的明清小说,开始准备写我的下一本书即后来的《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此书1995年在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李零帮我联系,有了中文版,于2001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手头迄今还有一张我和李零在我的房间里聊天的照片。
1991年在勺园1号楼
1991年,对于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前面说过,我在这一年认识了我的爱人Deborah Peterson,我们一见如故,开始了漫长的恋爱。她是美国人,也生活在中西部,和我一样是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访问学者,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她那时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的朋友一听我和爱人是在北大认识的,都会问:“她是中国人吗?”“不,她是芬兰血统会讲汉语的美国人。”我们于4月第一次见面,当时大家在一起讨论关于他们研究成果的报道。但那时候彼此并没有留下印象,散会后一点联系都没有。直到7月时她搬到勺园,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碰到,开始一起聊天,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几个星期内,就彼此认定是可以结婚的对象。那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位西如谷教授(Steve West),和他当时的夫人住在北招。星期天我们常常和他们去香格里拉大饭店吃早餐。我和爱人经常一起骑自行车,骑自行车也是我们谈恋爱的机会。也有好几次我们骑到西直门地铁站,乘地铁进城逛街买东西,回来的路上有一家面馆,我们经常到那里吃了午饭,然后再乘地铁回西直门,再骑自行车回北大。
因为认识她以前已经计划好了要去甘肃,于是我跟一个甘肃的朋友坐火车去了兰州,坐了两天硬卧(我还有坐车的照片)。可是在火车启动的刹那,忽然有一种很后悔的感觉。当时觉得我这是怎么了,一般来说,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旅游,每次出门都很期待,但这次则完全被相思笼罩了。后来到了兰州,就决定立即返回北京。我的朋友非常失望但也理解,于是他回了他的家,我赶快买票,发了电报给她,回北京。很有意思的是,车到北京,即看见她在车站接我。我们俩都生病发烧,她给香港的一个当医生的朋友打电话问我应该吃什么药。那位医生推荐了一种抗生素,于是我们一起到五道口当时还在的一家百货商店去买。——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抗生素按照法律只有医院许可才能买,我们竟如此随意买随意吃,当然几天之内即双双好了。
1991年我和爱人在北大认识
8月我回堪萨斯,她在北京继续她的研究。那年秋天恰好没有我要教的课,我一个人在堪萨斯看书、写文章,每天花3—4小时在乡下骑自行车,不时还在思考我到底是否要和她结婚。再三思考后,我终于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下决心再次去北京看她。母亲、朋友都很吃惊,那年我39岁,一直单身,突然决定结婚,这对他们来说都非常惊讶。潘绥铭听到后有点失望,他以为我会一直把单身的旗帜扛下去呢。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梦,在路上: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前主任马克梦口述》)
责任编辑:钱冠宇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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