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茅海建:康有为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未真正理解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整理
2018-07-10 12:22
来源:澎湃新闻

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共四册),该套书包含茅海建写作于不同年代的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专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中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一一厘定,尤其集中在政变的时间、过程、原委,中下级官吏的上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政变的观察与反应等重大环节上。《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中,茅海建继续关注戊戌变法中的种种关键环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等等。《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中,茅海建对康有为《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进行注解。对康有为的说法鉴别真伪,以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则是通过对 “张之洞档案”的系统阅读,试图揭示传统戊戌变法研究较少触及的面相,以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主张革新的张之洞、陈宝箴集团为中心,为最终构建完整的戊戌变法影像,迈出具有贡献性的关键一步。

茅海建,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等。

7月8日,茅海建以《康有为与进化论》为题进行了演讲,阐释了康有为在各个时期对“进化论”的迎拒。由此证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并没有接受“进化论”(天演论)。此后,虽使用“进化”一词,只是当作进步说,对“进化论”并无真正的理解。康有为曾在达尔文的石像前宣称,他与达尔文思想上“暗合”。到了其晚年,将“进化”与“天演”当作对立的概念,接受“进化”,反对“天演”,并在《大同书》中,称达尔文“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

以下为茅海建的演讲内容。

茅海建

康有为所谈的“进化”不过是借用一个名词

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西方化的转折,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戊戌变法最主要的发动者康有为却一点不西方化,他的大多数著作讲的都是中国的内容,要么是经学,要么是史学。学术界都说康有为受西方的影响,我是反对的。有学者提出两条证据证明康有为受西方影响,一是他讲民主,二是他讲进化论。关于民主的问题,康有为讲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不是卢梭说的人民主权式的民主。而关于进化论,我接下来要展开说一下。

什么是进化论?是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的标志性著作《物种起源》中提出的,他的两个追随者,赫胥黎写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斯宾塞又把进化论融入政治和社会学中写了《社会学原理》。中国的严复后来翻译了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部分内容,加上斯宾塞的思想,再加上自我理解,写了《天演论》,在光绪二十四年正式出版。《天演论》出版前严复把手稿寄给梁启超,梁启超冬天去广州,见到了康有为,给康有为也看了。

梁启超后来在给严复的回信中谈道:“南海(康有为)先生读大著后……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即康梁对于“择种留良”的核心观点其实是拒绝的。

严复认为“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即西方的胚胎可以导致西方国家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国没有这个种子,不可能进入民主政治。梁启超以“大同三世说”反驳,“大同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递进的,认为时代是不可倒退的;如果西方古代就有民主思想,怎么可能再倒退到专制?所以说梁启超由此认定严复在理论中犯了“错误”。当时的思想家都是从理论出发,不从事实出发。

康有为著述最早言及“进化”是1898年春在上海出版《日本书目志》。该书在生物学类下的8部书中6部主题为“进化论”;在社会学类下有21部书中7部涉及“进化论”。在生物学类下面一个叫“蚕桑书”的子目之下有一部《蚕桑进化论》,康有为对其做了一大篇评论:

“中国,桑国也。《书》曰:‘桑土既蚕,是降丘泽土’。桑蚕之利为中囯独擅,其来至古矣。而四千年学不加进,蚕小而多病,莫能察也。而日本、法国皆移植而大行之。税务司康发达察之于日本,蚕大以倍,且无病,有辄去之,不累其曹。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有验瘟之器,有贮粒之法,有微粒子病肉眼鉴定之法,有微粒子病识验之报,其术极细以精矣。其桑有栽培实验之秘。呜呼!中国于茶、丝二业尚不开局考求,而坐听颛颛者自为战,其不尽输与他人者几何!”

他提出中国的蚕桑几千年就有,但从来没有进步,日本、法国把中国的蚕取走大行研究,他们的蚕比我们的大,还没有病,因为他们“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提到“进化”,而 “进化”说的是物种起源,本是自然的选择,并非是人为技术的直接结果,康的评论显然将“进化”误作为人为技术手段之一。

王宝平教授研究已证明,《日本书目志》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抄录《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而成。且我认为该书绝大多数著作康有为没有看过。为什么这么说呢?日本书中有三本最重要的进化论的书。其一是伊泽修二翻译《进化原论》,即赫胥黎讲演集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r.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其二是东京大学学生石川千代松记录《动物进化论》,讲的是达尔文学说传入日本的标志性事件;其三是由东京大学教授外山正一校阅《社会学之原理》,即斯宾塞的The Principles of Socialogy。这三本书都是代表进化论最重要的著作,康有为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可以说他事实上不知道什么叫“进化论”。

康有为比较明确意义上使用“进化”,是政变后流亡日本时期。1898年冬,康著《我史》中写到:

“以伪《左传》乃刘歆采《国语》而成,改分国为纪年……《史记》十二国年表,自称采《春秋》《国语》,乃史迁亲读《国语》原本为之者……又择其伪古文《礼》与《周礼》合者去之,以还《国语》原文之旧,令长女同薇编之。薇时年十五岁,天资颇颖,勤学强记,遂能编书也。薇又将廿四史,编《各国风俗制度考》,以验人群进化之理焉。”

康称赞长女康同薇聪慧,前半指康同薇重新整理《国语》,后半段指康同薇著书《各国风俗制度考》,用的材料是《二十四史》,其中“各国”是春秋各国及后来各朝代不是指当时的各国,康有为的评价是“验人群进化之理”。

康所说的“进化”,我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进化思想痕迹,康这里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恰恰证明康此时对进化论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掌握。

《天演论》

“大同三世说”与“进化论”

人类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这是历史的进步说,跟“进化论”没关系。人类对历史的解说有着各种差别,不在于认定历史是否进步,而在于解释历史进步的原因不同。儒家历史学家将“三代”的辉煌描绘成圣人的功绩,如孟子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康有为在1898年出版《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全面阐述其“孔子改制说”,初步揭示“大同三世说”,“大同三世说”是康有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这一学说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以待“后圣”之发现。

1900年以后,康有为主持了“庚子勤王”也失败了,他心灰意冷旅居槟榔屿、大吉岭,旅居这两年是康一生中最为从容休闲的。他遍注群经,写了《〈礼运〉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和《大同书》等。康的“大同三世说”亦通过这些著作从思想观念而到了具体的文字。

康有为的《〈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中累积使用“进化”二字102次。他在绝大多数语境中将“进化”当作“进步”的概念来使用。

比如《〈论语〉注》。《论语·八佾》中有:“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康有为在注释中大加以发挥,宣称:“《公羊》称孔子为文王,盖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康有为说孔子“文明进化之王”,按照这个说法实际上他认为“进化”本是由孔子发明的。

康有为1904年离开印度,参观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写了一篇文章《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

“……知吾国教最文明、最精深,然后吾种贵;知吾国产有教主,道最中庸、最博大、最进化、最宜于今世,可大行于欧美全地,莫不尊亲,然后吾种贵;知吾国有最盛美之教,有神明圣王之教主,我全国及各教宜尊奉之,庶将来使大地效之拜之,如欧人之尊敬耶稣然,然后吾种贵。”

他说中国的人种最贵种,中国有圣明之教,圣之人教的教主是孔子,大家都拜服,就像欧洲人崇拜耶稣一样。

仔细考察康以上著述102处“进化”的用法,突出感受是康似乎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并对“竞争”有所保留。他可能对“进化论”有初步认识,但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学说之精义,则不甚了了。所以康有为从中国史籍与孔子著述中得出的“大同三世说”,与达尔文环球五年,从自然观察中得出的物种进化规律,本来是两个道路,也没有同归。

康有为

康有为是怎么和进化论搭上界的?

那么“进化论”跟康有为怎么搭上界?很可能是上了梁启超的当。梁启超最早称康有为是进化论者,1901年底,梁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

“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又以为世界既经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

孔子说尧舜是倒引,实际上孔子讲尧舜的时候是希望后人执行尧舜之道。所以讲“世界既经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很多学者都愿意用理论证明历史,我们历史学家不相信理论能证明历史。

梁启超通过日本语言学习西方著作,写了霍布斯、斯宾塞和卢梭的一些思想,在这篇仅用48小时、成文近两万言、以“Paint me as I am”为目标的传记中,梁用刚学到手的西学知识,将康描写成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家。除“进化派哲学”外,梁还称“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以上引文,梁一口气用了9个“进化”,又用“进步”“退步”“循环”等词,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进化”都是“进步”的意思,与达尔文、赫胥黎根据生物学所建立的“进化论”,没有太多关系。

1902年3月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其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至12月,刊出该著最后一篇,谈“最近世”之学术:“……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一方面说进化派,一方面说达尔文主义。进化这个词可以有很多概念,可以跟达尔文不连接的。

所以说梁再次将“大同三世说”认定为“进化之理”,再次肯定其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独立“发明”的,没有受到严复《天演论》影响的本国产品。

康有为1904年到英国,访问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达尔文、赫胥黎石像,对“进化论”发表了一番感叹:

“此院生物诡状异形,不可胜录,姑举其至异者,以资考识新理耳。入门即见达尔文、赫胥黎石像,为之欣悦,如见故人。赫君发天演之微言,达生创物化之新理。哲学既昌,耶教上帝造人之说遂坠。他日大教之倒以区区生物之理,此破落之所关,亦至巨哉。二生之说,在欧土为新发明,然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为之,已与暗合,与门人(指梁启超)多发之。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然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赫生天演之义也。庄子曰:‘程生马,马生人’;‘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达生物生人之说也。吾华先哲其先发于三千年矣。何异焉!”

康有为明确提出“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此中“门人”,包括梁启超,此中“暗合”,与梁说一致,“既非剿袭,亦不相师”。康进一步地指出,子思“天之生物”,即赫胥黎的“天演”之说;庄子“程生马”,即达尔文的“物生人”(人类起源)之说;中国哲人领先西方三千年。

《大同书》

《大同书》:进化与天演的背离

尽管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进行“大同三世说”著述时,采了“进化”一词,认可进化论,但不可避免的矛盾是: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弱势人群皆有所养,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不可能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康在《〈孟子〉微》《〈中庸〉注》《〈论语〉注》中都表示过对“竞争”负面作用的担心。他此期(1902年)著作《泰西以竞争为进化让义几废》,更是突出说明“竞争”“进化”与孔子“尊让”之义之间的对立。

过了十年,1913年,康发表《中华救国论》,明确区分人民与国家,认为儒家学说重民,法家学说重国;法国重民,德国重国;“夫重民者仁,重国者义;重民者对内,重国者对外”。对外一面,即“重国”,康主张竞争,这是“列强竞峙”所致。对内一面,即“重民”,康采取比较委婉的态度,不主张采用西法,要求采用孔子之道,即对国内政治“竞争”,是不认可的。当时是列强竞争。

又过了十年,1923年,康有为离开大吉岭20年后,论调完全变了。根据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他认为“天演”“竞争”是坏事。他在开封、济南、西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

“孔子圆通无碍,随时变通,无所不有,无可议者也。今之新学,自欧美归者,得外国一二学说,辄敢妄议孔子。岂知欧战之后,欧美人于边沁功利之说、克斯黎天演优胜劣败之论,行之已极,徒得大战之祸,死人千余万,财力皆竭,于是自知前人学说之未善。”

克斯黎,应当就是“赫胥黎”。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突然在演讲时提到了严复:“吾尝见严复之书札:静观欧洲三百年之文明,只重物质,然所得不过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而已。回思孔子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非仆一人之私言,乃欧美学者之公论也。严又陵亦欧洲学者,翻译欧洲学说甚多,且旧归心基督教者,然晚年其论如此。”

此时严复已去世,康有为有意不去攻击故人,将严复与“天演”划分开来。在当时知识人心目中,“天演”是严复一生最大贡献,严复与“天演”已经浑然一体。

从1902年到1923年,康有为对“天演”“竞争”从怀疑而渐至反对。查看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大同书》,可以看到奇特现象,即“进化”与“天演”这两个词是背离的。这两个本属一体的概念,康有为在使用时却赋予了两种或多种意思。

比如康在《大同书》使用“进化”一词共39次,基本的意思相同,即是进步之意。我们可以看一段文字:

“一、世界进化,自分而合,乃势之自然。故自黄帝、尧、舜时为万国,至汤三千国,武王一千八百国,春秋则二百余国,战国为七国,秦则一统矣,凡二千年。印度之先亦诸国并立,三千年而统一于阿育大王。欧洲之先亦诸国并立,二千年而统一于罗马。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这是讲国家的大同。后面讲民权的大同。”

“民权进化,自下而上,亦理之自然。故美国一立,法之大革命累起,而各国随之。于是立宪遍行,共和大起,均产说出,工党日兴。夫国有君权,自各私而难合,若但为民权,则联合亦易。盖民但自求利益,则仁人倡大同之乐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势既倡,人皆越之,如水流之就下。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

前一段强调的“弱肉强食”,这与达尔文“进化论”还是有差别的;后一段谈“民权”“立宪”“共和”“均产”,称是进化的作用,最终方向是“大同”。此书39次“进化”具体使用情况,与康有为当年旅居槟榔屿、大吉岭遍注群经是大体相同的,与康有为此后周游各国所写的游记也是相同的,都是正面的意思。“天演”的情况大为不同。康在《大同书》中使用“天演”一词共8次,含义也稍有差异,但基本是比较负面的。

《大同书》康有为生前只发表了一部分。《大同书》与“大同三世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再强调这一学说是孔子创造。康在《大同书》中甚至还宣称,到了大同世,孔子三世说也将消亡:

“耶教以尊天爱人为诲善,以悔罪末断为悚恶。太平之世,自能爱人,自能无罪。知天演之自然,则天不尊;知无量众魂之难立待于空虚,则不信末日之断。耶苏之教,至大同则灭矣。回教言国,言君臣、夫妇之纲统,一入大同即灭。虽有魂学,皆称天而行,粗浅不足征信,其灭更先。大同太平,则孔子之志也,至于是时,孔子三世之说已尽行,惟《易》言阴阳消息,可传而不显矣。盖病已除矣,无所用药,岸已登矣,筏亦当舍。故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盖大同者,世间法之极,而仙学者长生不死,尤世间法之极也。佛学者不生不灭,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还能存在)……”

这段话的主旨是说,到了大同太平之世,“耶教”(广义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都会灭亡,“魂学”灭亡更早,孔子之教因其目标完全实现,“筏亦当舍”,也不存在,只留下神仙与佛学。

康在此处所用“天演”一词,意义稍有暧昧,不完全是负面的。此中的“天演”,应指物种起源,即人类的由来,以反对上帝创造说,即“天不尊”。康认为“天演”学说将推动“耶教”走向灭亡。上引这一段话,是《大同书》的最后一段,康接着写道:

“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仙、佛之后,则为天游之说,吾别有书。”

在这样的“终极真理”面前,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不那么管用,被康批责和放弃,也是很自然的。最后讲到了天游之说,他办了学校教天游之说。所以这样的人放弃“进化论”也是非常自然的。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