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还是那个狡黠的余秀华
最近，余秀华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无端欢喜》。
2015年初，这位湖北横店村的农妇带着她的《摇摇晃晃的人间》突然走到大众面前，这三年间关于她的讨论似乎从未断过。记者和评论家们试图从她盘根错节的生活经历中捋出一条明晰的、可以解释她的诗情与思想的线索，可似乎每一次诘问都成为徒劳。无奈之下大家只能从她跳跃的诗句中捕捉她的命运，并一次次重复她曾“交代”过的几个故事。而散文集《无端欢喜》倒像是余秀华对自己的一次“和盘托出”。
书中一篇名为《黄昏上眉头》的文章中，余秀华说：“许多词语被我们用坏了，而我总异想天开地想把这些词语重新用好。”当一些刚被使用时显得高明又文绉绉的词语被过于频繁地使用时便逐渐丧失掉其陌生的美感，很多作家为了避免落俗套，会弃用这些词而改用更平实或更新奇的表达。余秀华在《无端欢喜》中则丝毫没“避嫌”，大咧咧地谈论着，她说：“没有办法啊，我觉得这些词最贴切嘛，很多人用这些词显得烂，是因为他们投机取巧，明明这个词用在这里不恰当，却非要用这个词。”采访中，她还说曾经给李克强总理寄了自己的一本书，书扉上就写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她说到这里时笑得前仰后合。余秀华最擅长的似乎就是反其道而行，把一切郑重都消解得像个玩笑，也把别人刻意躲开的郑重地拿起。
《无端欢喜》所收的是她大前年到去年的这三年间断断续续写的散文，这些散文的写作夹杂在诗歌的写作中，二者并非割裂开来。书中的一些散文是她诗歌的注脚，有的是她由日常生活看开而引发的诸多感触，有的则是她一贯喜欢思考的如孤独、爱情、命运、死亡等话题。
余秀华写得最好的一部分是她笔下的被赋予浓烈的情感色彩的自然与乡村意象，如她写黄昏：“能够叫黄昏的时辰退下去了一些，再涌上来的浪就是夜了。我总是刻意在想象里把这个时间段拉长一些，如同掰着一朵喇叭花不让它闭合一样，我喜欢这个时间的无力和徒劳。”“在家里，我的一半时间是和几棵细小的植物虚度了……我的委屈和它们新长出来的嫩芽一样，在微风里摇荡，不被外人知道，不被任何人安慰。”
如同她在诗中写杏花、桃花、麦子、羊群、兔子、狗乃至季节、时令，横店乡村的风物在余秀华的散文中也被她细细地拆解，是渲染她感情的一部分、是触目所及以引发关于更大的生命感喟的引子。在“有故乡的人才有春天”这一部分，余秀华无奈地写：“因为身体的限制甚至剥夺了我有故乡的机会，一辈子不离开一个地方，我理解为一种能力的缺失，如同我这样的，无法在既定的命运里为自己转一个小小的弯”因为从没有真正离开过，她便始终没有隔开距离去看横店，即便在散文中，余秀华也以很大的篇幅写横店的变化，如随着时代发展建设起来的新农村、乡民盖的新房子等，可她依旧太关注自己的情感体验，而没有在笔下建立起对于横店的完整的描述，因而关于个体与更大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语焉不详。
对悲伤的化整为零
很难知道究竟哪一个余秀华才是真实的。是那个诗中说着“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和“雪下不下来都阻挡不了我的白，我白不白都掩饰不了一生的荒唐”的低回悲戚的余秀华是真实的？还是嬉笑怒骂地调笑着身边的男士说“你不喜欢我，是因为你的灵魂无法和我对等，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灵魂呢”“我的小白脸，一年后的春天我们相遇，我心疼地看着你变成了大黑脸”并署名“你的姑奶奶余秀华”是真实的？
没有人是余秀华的对手，你伸出手试图握紧她的手时发现握住的不过是一团虚无；你愤怒地挥拳时却发现击中的不过是她恣肆的奚落。评论界洋洋洒洒地写长文试图去描述与归类她的写作时，余秀华说“我看不懂”。被文坛奉为大牛的老作家、大诗人们或忿忿或寒暄地评价她的诗时，她说：“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他们自己的东西写得那么破，就知道喊口号，我觉得他们的评价就是个屁”。余秀华说文学史就是一堆灰，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最爱思考男女问题，说男女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当被问起为什么会被大家关注以至于走到今天，余秀华说：“因为我牛啊，我想他们没有看到我这样的一个农妇和残疾人会写诗，所以他们觉得我牛啊 ，我的诗也牛啊。”她说到这儿又前仰后合地笑起来。
余秀华说，“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她把所有事情看得轻，是因为她承受过太多生命的重负。二十年的沉重的婚姻，需要亲力亲为的乡村生活，身体的残疾带给她深深的痛楚，以及和身边的亲人的一次次告别。
《无端欢喜》中，《明月团团高树影》《人与狗，俱不在》《奶奶的两周年》，余秀华落笔克制而深情，她写的很多对于奶奶的回忆都悲切动人，她写奶奶总觉得衣服不合身，特别喜欢自己动手改衣服，到最后她人变得糊涂，给什么穿什么时，“她的生命已经无力，再也看不到她躲在房间里偷偷改衣服的样子，那种做贼心虚的光芒把她包裹得像个孩子。”直到奶奶去世，火化以后要把骨灰盒放进大棺材里，她写：“如同一个小人走进了一间大房子，空荡荡的，她不知道往哪个角落站。”
余秀华说，“奶奶活了九十多岁，已经一点点把死亡的气息透露给她的孩子们，把他们的悲伤化整为零了。”而余秀华也像看过太多生活的沉重，把自己的痛苦也化整为零，分散在一篇篇文章和一句句诗里，有星星点点的痛苦，也总能举重若轻。
余秀华写“我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她也写“一个人在追寻爱情的时候依旧保持着对爱情的警惕，爱情的欢愉无法超过她对爱情本身的怀疑”。对于爱情，她有时表现得像横冲直撞，但其实更多的是胆怯。
余秀华总是在吹一个爱情的大泡泡，遇到自己中意的人迫不及待地向爱情的泡泡里鼓气儿，远远看着缤纷灿烂，实则脆弱。余秀华说她的爱情始于一时心动，“就好像打猎，我放空枪，恰好那个人撞到了我的枪口上了。我就是简单的心动，我的暗示都很少，在这方面我一是不自信，怕别人拒绝，我就打打空枪算了。我不想别人回应我，如果他们回应我才会觉得烦死了，我只想我爱别人，不想别人爱我。”
她在诗中写“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写“而你，依然在一千个隐喻里，以瓷的温润和裂痕，不知不觉就得用时过境迁来整理过去了”。余秀华用重重的、深情的字句来写易逝的爱情，她的深情都不待等到一个结局就在一阵庞大的自我欢喜中消失殆尽。
《无端欢喜》中，余秀华也写了几段自己的“情事”，《你可听见这风声》中，她写：“我无法靠近自己残疾的躯体，也无法靠近你。或者是我太接近自己的残疾，由此无法靠近你。而我们似乎要在这荒谬的世界里娱己娱人，与自己对抗和妥协里找到自我摧毁的一条路径。”《杰哥，你好》中，她写：“我们的生命里再也没有至死不悔的遇见，遇见以后也没人忍得住怅然若失的平凡”。一段段的“情事”更像是余秀华看世界的一种方式，男女之情也让她保持着炽烈。
余秀华在访谈中说：“很遗憾的是，我的深情都随风而逝，打个比方，我见到某一个人，我以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随着他，不管他在不在乎、对我怎么样，我可以跟他一辈子，但是这样的想法一般没有超过两年，到了我四十岁现阶段没有超过半年。”
余秀华也认为男人在精神上无法靠近女人，“他们在爱情上表现得尤为糟糕，很多女人很爱一个男人时，男人却觉得这个女人扑在自己身上，他会跑得比兔子更快。单单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男人不够大度，没有气概，并不像中国女人。”
余秀华：前三个书名都是七个字，“摇摇晃晃的人间”是《诗刊》杂志的推荐语；第二个《月光落在左手上》是因为我是用左手写字的，第三个《我们爱过又忘记》是我的编辑杨晓燕定的，第四个就是这个《无端欢喜》，无端欢喜就是告诉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高兴，这个名字简单，挺好的。
澎湃新闻：诗歌中跳跃的意象被在散文中碾得比较平顺，也需要扩充很大体量的内容，《无端欢喜》中，有日常生活和自然意象的内容都比较贴切和生动，但是要拔高或者是谈论大道理引经据典时则有些出戏，你会担心散文铺得太开而暴露出文字的弱点和消解你新诗中积攒的那种泥沙俱下的“强烈感”吗？
余秀华：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也没太注意。诗歌说到底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真的是一种艺术，散文则是要表达一种想法，虽然他们对于文字的要求都很高，但是他们要抵达的东西都还是有点不一样，一个是通往艺术一个是通往思想。写作的难度都大。
澎湃新闻：你最近都读了什么书？
余秀华：我读的书不多，我只能把我今年读的一些告诉你。最近在读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之前读过明代的一些书，再之前读了《人类简史》，又把《悲惨世界》《红与黑》读了一下，差不多这是今年的书。
澎湃新闻：你觉得好的诗歌是怎样的？你会在意一些诗人和评论家们所说的写作的章法和规矩之类的吗？
余秀华：诗歌到现在是没有标准的，同一首诗放在不同的读者面前评价也不同，但是能够打动人的一定是好的诗歌，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不止于此，还有语言的运用等问题，这要是说就复杂了，我讲不透。我写诗还是挺靠直觉的，不管读了多少书，写作时还是要回到直觉上。我也不是很在意什么写作的方法，每个人有每个人写作的方法，别人的那种你也写不来，多动脑筋就是唯一的方法。
诗歌评论和诗歌真的是分得太开了，评论家们把所有的文本放在他们的框架里面是没有意义的。文字要写得最贴近事物的真相，很多人写飘了，写作的方法就是要贴近事物的真相，而不是炫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