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建构“差异”——从爱因斯坦看当代种族主义
近日来，《卫报》报道称，在普林斯顿大学刚出版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游记》中，这位举世敬仰的物理学家在他1920年于亚洲游历的记载中，对亚洲各地，尤其是中国人发表了极具“种族主义”意味的评论。这位后来逃脱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致力于美国民权运动的反种族主义先驱，当初却将1922年旅行时碰到的中国人形容为“勤劳、肮脏、迟钝的人”，并把亚洲的大多数人都划进了“智力低下”的范畴。这激烈的对比，对于当今的人们既是一大刺激，也是颇具挑战性的疑问：为何一个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与科学智慧，并且有着受种族主义压迫切身体验的人，也曾有过种族主义的思维，甚至以此揣度他人？而如今，我们是否已经摆脱了种族主义的阴影？这一切的问题，都须从种族主义本身讲起。
种族：一种被建构的身份
与我们所认知的不同，“种族”并非自然的产物，它并不是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异而产生的。种族可被理解为：一个依据人类体质上的类型不同，而对社会政治冲突与利益加以表达和象征的概念。换而言之，这是一种假装以自然差异为标准的社会身份建构：现代DNA技术研究的进步，已经证明依照“种族”界线划分人类群体在生理上是没有根据的，人类的基因组完全一致。虽然有史以来各种“种族”分类法都涉及到了如肤色、发质、眼形之类的客观身体特征，但是这些分类的意义都在于某些社会历史原因，而并不是因为其本身有着什么“自然”的重要性。
与古代基于“文明与野蛮”的宗主归属观念不同，现当代“种族”意识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进化论的扭曲诠释。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于1684年首次用种族一词表示了人种类别的意思。对于贝尼耶而言，种族完全只代表一种体质区别：看上去不相像的人显然就是不同种族的成员，这并不存在什么社会身份上的评价意义。当达尔文的外甥高尔顿爵士在1883年建立优生学时，其主旨是通过控制生育来决定人类演化的进度和方向，这使得“种族”一词成了与优劣挂钩的概念。高尔顿认为，像拿破仑、贝多芬这样推动历史进程的人就应该多多繁育后代，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人类的进步。在这样的意识启导下，优生学很快被滥用成了一种体现“种族优越性”的办法：随着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了证明自身的优越性，许多民族国家纷纷开始推崇自己的“血统纯度”，将血统遗传与“人种优秀”划上了等号。
然而，那些凭借所谓的“优生学”来区分各族群的分类法，若用今天严格审慎的科学眼光来看的话，其实并不准确，瞳色是黑是蓝并不影响视力，肤色是黑是白并不能说明健康与否。业已确定种族的族群也存在界限游移不定的现象，实际上，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整个族群的种族特征也会随之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如爱斯基摩人的眼皮特征就是生活环境导致自然特征变化的典型范例。另外，这些标准本身存在许多争议，种族特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又有着不同的含义，使得一个在A国被定为属于某一种族类别的人（比如说“白人”），在B国可能就不能被给予同样的种族境遇了，这一点在犹太人这个例子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种族是人为建构出来的身份，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种族观念的产生，必然有其目的与诉求，并伴随有相应的时代社会背景。而回到爱因斯坦身上，则不得不提及当时西方社会的“东方观念”。
东方观念与异域风情（exotic）
长期以来，就如同西方其他民族对犹太人一样，西方社会对于东方的认知构成了一个“差异”的历史——大航海时代的早期征服、一战前的殖民拓展、非洲奴隶贸易——这些都被组织到了种族这条历史时间线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把控东西方商路被中亚商人所把控，西方社会难以接触到东方，而只能看到昂贵的瓷器、香料、丝绸，对于东方财富的向往以及对商路上垄断商人狡诈形象的记忆，构成了对于东方的最初想象。艰难的“探险”与掠夺财富“黄金梦”，成了西方社会中东方人种族形象建构的主要背景环境，这一点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体现了出来。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殖民时代的开始，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梳着辫子抽着鸦片的中国人形象随着鸦片战争等历史事件输入西方。包头巾的义和团拳民、大腹便便的清朝官吏，奸诈狡猾的“傅满洲”成为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认知的刻板印象。而亚洲大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持久衰弱，使得这一消极印象长久没有改变。而其中鲜有的例外，如维新后崛起的日本与君主改革后的泰国，则在西方的认知中有所改善，这在爱因斯坦等西方人对于日本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而爱因斯坦的游历则是在1920年这个各位特殊的时间段开始的。一方面，远洋游轮的技术已然成熟，常人进行远航已成为可能。且一战刚刚结束，不用再惧怕“无限制潜艇战”的西方游客一度引发了“异域游”的高峰。另一方面，一战对欧洲的荼毒，以及《凡尔赛和约》背后的危机，使得西方人对于欧洲现状普遍灰心丧气，转而寻求在被“西方征服”的广袤殖民地寻求自豪感与自信心。爱因斯坦同样是在这种对于“异域风情”的追求大潮中到达亚洲游历的，这注定了他会因这种猎奇心理而对异域风土产生积极印象，同时也势必会因之而对当地的“土人”产生“不配生活于此地”的感叹——这并非爱因斯坦的个人表态，而更接近于当时西方人出于猎奇而游历亚洲的普遍印象，或者说是此类从“文明社会”到“异域冒险”必然的心理预设，不足为奇：为了体现西方的“文明”，而又不致于丧失美丽“异域”的神秘色彩，“土著”的反角地位自然不可避免，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东西方“差异性”的来源。另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欧洲帝国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为种族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充分的发展动力，爱因斯坦作为时代大潮中人，很难从一开始就领先于人类社会，架空地批判自己所处的种族身份。
此外，姑且不论尚在缅怀殖民帝国的老欧洲，即使在著名的欢迎移民的新世界——美国，亚洲人此时也在普遍歧视之中：1882年《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中国劳工移民来美。1908年，美日之间达成《君子协定》（The Gentlemen’s Agreement），亦禁止了日本人的移民。1917年的《禁区法案》（Barred Zone Act）禁止了亚洲印度人的移民。1934年的《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甚至把当时还被视为美国属地的菲律宾居民也排除在外。而当时的中国人并非没有抵制过类似爱因斯坦所言的这类刻板印象：早在1852年，中国商人袁生便以一手流畅的英文文笔写了一封致州长约翰·比格勒（John Bigler）的公开信；信中驳斥了比格勒关于中国人的“不可同化且毫不诚实”的形容，并且强调了中国人对美国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及他们的伟大文化传统。在排华运动高涨时期（1882-1943），入境的中国移民都要在天使岛移民站被扣押盘问上数日至数月。在苦难与沮丧之中等待着的中国移民们在围墙上题写了数以百计的诗句，以表达他们对种族主义的愤恨与抗议。中国移民把他们在外国所受的苦难与中国的分裂衰弱联系了起来，在1904年美国国会投票永久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之后，在美国的中国人同中国同胞并肩于1905年发动了一场抵制美国商品入华的运动。有趣的是，同年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Harriet Beecher Stowe，Uncle Tom’s Cabin）被译成中文，华人把非洲黑奴的悲惨遭遇与自身的苦难相联了起来，使这部书立即在华人社会大受欢迎，甚至被排成戏剧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剧院轮番演出。
现代种族主义的滥觞
值得指出的是，种族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术语，其最早被正式地广泛运用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是为了引导人们关注反犹主义。当然，比起这个新词汇而言，对于偏见和种族歧视的认知则是早已有之的了。在欧洲，当代种族主义的起源事件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当时法国的右翼人士认为法国正处于堕落之中，而其原因就是法国与外族的融合，及法国与内部威胁种族（如法国犹太人）的同化。1894年徳雷富斯事件便是对这一有关民族身份的新生种族理念的极佳写照。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Alfred Dreyfus）是法国军队中的一位犹太上尉，他于1894年被判处叛国罪，最终于1906年被无罪释放，并未让法国种族主义者得偿所愿；而他之所以遭到非难，主要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他所拥有法国国籍在审判中没能起到任何作用。正如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在此案期间所写的那样，他“一得知德雷富斯的种族，就知道他会叛国”。
德雷富斯事件后成长起来的种族主义风潮与政治运动在整个欧洲生根发芽，而德国成为滥觞之地。拒绝承认失败的德国右翼分子营造了背后一箭的阴谋论，将一战的战败归罪于犹太人的叛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取得政权后，种族主义登堂入室成为了希特勒政权的指导方针，维护“雅利安血统”的纯洁性成为了重中之重。爱因斯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被迫离开德国——尽管世人皆知其在核技术开发上的重要性以及希特勒政权对核武器研发的重视，他仍然在德国受到排斥。二战的结束，纳粹的失败，以及犹太人在战时所承受的苦难，才是真正引发爱因斯坦反种族主义立场的原因所在。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美国民权运动中，爱因斯坦不再以1920年高高在上的“西方文明种族”身份看待“从非洲来的”黑人社会运动，而是结合了自身的苦难体验，融入了种族主义制度下受压迫者的共情之中。
众所周知，在爱因斯坦等社会贤达的助力之下，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如今已被民众推翻。1991年，最后一个官方坚持种族主义的国家——南非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如今看来，一切似乎已尘埃落定，种族主义已经成了过去的假命题。然而，种族主义只是种族意识的激烈体现，种族主义的一时消弭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中种族意识的彻底消除。诚如爱因斯坦的经验所告诉我们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绝非是天然形成，无需为此思考斗争的直接真理。反种族主义事业的进展，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士一步步醒悟、启导并争取而来的，并且远未到达终点。尽管当代人并不愿承认种族的重要性仍在延续，但种族仍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在运作着（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看法），并随时可能因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迸发出种族主义的烈焰——今天西方社会右翼政党、民粹派别的崛起，光头党等种族主义组织的复兴，充分说明了种族主义在国家社会仍有死灰复燃的危险，而且种族主义的余烬，至今仍在对罗姆人、吉普赛人、罗兴亚人等弱势人群的歧视与压制中燃烧着。此外，种族主义本身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头换面，另辟蹊径以求重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种族“差异主义”（differentialism）在移民往来的国际交流大潮中应运而生，这种观点倾向于将种族不平等当作社会竞争中固有的群体属性，或者难以驾驭的民族、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自然结果，从而对其区别待遇加以合理化：黑人常常因为“体质原因”被鼓励去从事运动、安保之类的体力职业而非继续升学；因“能歌善舞”而被局限于娱乐业的拉美人群；亚裔知识分子往往因为“数理头脑”而被要求承受更多学术任务——不同民族出身的人往往会被刻意加上不同的“种族标签”，并要求其按照特定模式发展，受到差异化的待遇。这种认知伴随着人们对于“种族特性”的看法，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一旦局势出现危机，很难保证其不会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种族主义那样，从市井流言变为祸乱之源。总而言之，现在并非我们安居高坐，信手指摘爱因斯坦早期言论过失之时，爱因斯坦思想转变的过程才是我们理应借鉴思考之事，以他的经验引导人们认清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之可怕，不在于隔离的铁笼，不在于移民囚居的集中营，甚至不在于纳粹的毒气室，而在于其在人类之中所刻意建构出来的差异与分歧，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矛盾与争端。放眼寰球，种族主义的余孽远未清除殆尽，离摆脱种族意识，实现世界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路途仍十分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