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民族调查①施联朱：我们的识别标准跟苏联不一样

【编者按】

为纪念中央民族大学的诸位名师和前辈学者，2014年该校民族博物馆启动了“民大记忆·口述历史”的访谈项目，迄今为止已经采访了100余人。

近日，“民大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文献资料选编》等。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正式启动，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发起并组织的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的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先后参与的科研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场民族大调查与稍早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此后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奠定了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包括17位学者的18篇口述访谈，对于我们今天回顾这场学术调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施联朱的口述。

施联朱（1920—），福建福清人。长期以来从事民族研究工作，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研究所中东南民族研究室主任。1956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任福建、浙江组组长；后参加内蒙古调查组，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

访谈对象：施联朱

访谈者：张龙翔

访谈地点：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

访谈时间：2014年5月22日9:00—11:00；2014年5月27日8:00—11:30；2014年6月4日8:00—11:30

在场者：沈秀荣、李好、杨扬、唐元超、肖涌刚

录入整理：李好、杨扬、唐元超、肖涌刚

[定宜庄按]：施联朱教授是本书被访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对他所做访谈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已经是亲历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与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等项活动有关的学者中，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位；第二，他还与黄光学先生合作撰写了《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该书是对当年民族识别工作迄今为止最完整极为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只要研究这段历史和这项政策的学者和决策者，就不能不参考而无法避开的一部专著。

[张龙翔按]：做这组访谈的最大幸事，是能够与亲历者施联朱先生直接对话，因为1953年左右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人，以20岁上下计，如今都已80岁左右，况且像施先生一样当年亲自带队，以领队身份参加调查的人如今已经寥寥可数，而参加过少数民族识别工作还健在的现如今只剩下施先生一人。我们访谈施先生的时候，他虽已年近九五，但是仍然口齿清晰，讲述事情逻辑清晰，特别是重要的时间节点都记得非常明确，这不仅是我们访谈者之幸，更是想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人的幸运。

我们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口述历史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调查距今已经有60多年，岁月匆匆，当年跟团调查的学生现如今都已经是70开外的老人了，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将这些人的记忆比作是史家常说的第二手的史料的话，那么再过几年，这些可以作为二手史料的记忆也迅速消失的时候，这段历史的细节该怎么书写呢？我们恨自己开始这项口述工作太晚，我有时候笑称我们是在做“抢险工作”，看见施先生这样的泰斗还健在的时候，暗自庆幸自己开始的还不算太晚。

民族识别的开展

施：我们的民族识别，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们是第一个参与者。这些美国不知道，印度不用说，苏联也不清楚。不是很多人都说我们跟着苏联跑吗？我们没有！苏联没有搞过民族识别。

实际上，民族识别不是1953年开始的，1950年就开始了，（少数民族）参观团来了，田心桃就提出来我不是苗族，我是土家族。好，党中央就委托了民族学院研究部的潘光旦管这个事。的确，我们解放初期就开始搞民族识别了，派出民族访问团就是为了平等政策的最后落实。你当时人大代表会怎么开，你代表名额都不能确定，你怎么说他区域自治啊，他怎么发展啊，他的成分都没定，所以先搞这个也是对的。1953年中央派出第一个民族访问团，规格那么高，由中央统战部各个单位组成，大家都很重视。

你看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中央都派调查组出去，专门搞民族识别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当时出去就知道调查，稀里糊涂的，不敢说是民族识别调查，包括现在国家民委的领导，因为50年代，这件事还没有公开，不敢提民族识别。但实际上就是在做民族识别这个事，这里头一说花样就多了。这些情况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民委知道，民委主任知道。你现在来问这个，很丰富，没有几个人知道啊。现在翁独建、林耀华、费孝通全死了，没有人说出他们的观点了，就我了，其他年轻人说不出来，他没这个感受，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来晚了，我都九十多岁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走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没这个经历。

后来紧接着1954年，那时候民族识别这个名称就公开了，林耀华带队去云南，我们几个学生跟着他去的。半年的时间，我们把云南当时提出的200多个民族名称，就（根据他们的特征）给他整合，最后成为23个少数民族。当时在云南东部的壮族聚集区，有黑衣、天宝、隆安、土佬（黑衣、天宝、隆安、土佬均为壮族支系。）各种不同的民族名称，弄得眼花缭乱，那个种甘蔗的，也叫蔗园人，乱极了。蔗园人是广西迁过来的，是汉族。黑衣、天宝都是壮族的一部分，是攻打侬智高时，从广西迁来的。有的归并为壮族，有的是布依族，有的是汉族。现在多少年了，五六十年了，没有多少变化。后来“文化大革命”，经过识别，又多了基诺族，其他的都没有了。

我们对此很自豪，我们大致搞清楚了56个民族，比这个数字再多也多不了多少。现在（对民族的认定）工作结束了，不再进一步识别，这也无所谓，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都干完了。

民族识别的理论和标准

民族识别为什么我说是国家重要的工作之一呢？民族识别是大事，不能小看，没有民族识别，人大代表怎么选举、民族区域自治怎么形成？1953年给我工作的时候，名义上没有民族识别，说是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民族识别，因为当时民族识别的牌子不好打。所以我接受这个任务，又是组长，我心中的压力很大。

压力在什么地方？没有理论依据。马列主义的民族特征是有一套理论的，搞民族识别，他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成分、民族特征，按马列主义的理论，你没话说的。但是，民族特征是什么？斯大林的民族四个特征，他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人民共同体的特征，按斯大林的理论必须具备有四个特征，缺一不可。（编者注：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而我们识别的民族，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没有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那跟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不一样。但当时名称不敢说出来，怕被说反苏反共。后来毛主席1953年说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政策可以这样，但是实际上也要灵活。也就是说要根据国家的情况，也要结合民族的情况。毛主席说一句话，谁敢反对！我们因此胆子大了，不能搞教条主义。你看列宁都说殖民地也有民族，按斯大林的理论，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以前，封建时代都没有民族。后来美国人也说我们跟着苏联走，他们觉得我们照搬苏联，实际上不是，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那为什么苏联代表团来了以后很羡慕我们的民族识别？所以说只能将理论灵活运用，不能死板，一死板没办法，你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调整。也就是马列主义的原则跟我们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灵活掌握，不能死抠这个。

所以我说民族识别的工作，我们有一套理论，跟苏联不一样，跟斯大林的民族四个特征也不一样。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民族识别标准不一样。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发展，理论上灵活运用斯大林的四个特征外，就共同地域来讲，你不能说没有共同地域就不是少数民族啊。这当然不行啊，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东北锡伯族，原来老根在东北，乾隆年间，派锡伯营去新疆戍边。在新疆留下来的一部分聚居在一起，比较团结，他们的语言和带去的风俗习惯没有变，而留在东北的锡伯族受满族、蒙古族的影响，他们失去了语言。按斯大林的理论，他没有共同地域啊，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但是不叫少数民族不行。因为毛主席提出要结合我们的实际，革命的实际。共同的语言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民族识别要灵活掌握马列主义。我们自己创造出了许多民族识别的标准，除了斯大林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文化、语言四个标准以外，我们还有族称、族源、历史关系、民族意愿的问题等等。灵活掌握马列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够离开这个，离开这个就不好说。大家就敞开谈，不扣帽子，最后就解决问题。

民族识别，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除了理论上，还有民族政策。有些民族识别的理论还要照顾民族政策。解放初期，民族政策里面有一条，“名从主人”。民族的名称不是个人的事情，是民族自己的事情，由本民族决定的，其他人决定不了。当然也不是由你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要约定俗成。民族名称不是随便确定的，要根据历史来源。所以名从主人，民族族称，我们也要考虑的。

民族识别工作是发展的问题，不能一刀切，很复杂。你看湘西，原来最早是苗族自治区，后来是苗族自治州，后来土家族人口多了，成了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后来又提出来要成立自治区，这是个不断发展的问题。所以很复杂，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民委很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晚了一点，应该说是重视的，国家很重视的。1953年派到畲族地区搞民族调查，1954年去云南，那是大兵团作战，1955年、1956年都有，到1956年为止。

土家族的例子

这里说的是土家族的问题，土家族原来也就几十万人，土家族民族识别很复杂，一解放就发生了问题。田心桃，一个女的，现在还在，她就来北京，参加1950年参观团的国庆观礼。那个时候周总理、李维汉接见过参观团，她就跟周总理说，她是苗族的代表，但她不是苗族，是土家族，然后列举土家族的特点。这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委派中央民族学院去调查，那个时候派潘光旦去调查，一直到1956年。做了长期的工作，很复杂。

为什么土家族识别到了1956年才承认？因为湖南省委不同意。中央派了好几批的调查团，都去啦，中南地区的行政委员会也有调查组，结论也是跟民族学院一样，都承认土家族是少数民族。中央的意见都一致认为是少数民族，就是湖南省委统战部不同意，所以才有1956年五人小组去解决统战部的工作。

湖南省统战部有一个部长，叫谢华，那时候1956年就60多岁了。是老延安的，老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他就是死抠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他说土家族是汉族，当时（湖南省）党委书记周小舟听他的，因为当时他是老干部、老同志。你驳他很难，也不好驳他。所以当时压力很大，没有理论依据。

潘光旦从1950到1956年一直是研究土家族的，他写的论文非常有分量的，他在《二十四史》里面找材料做卡片，几万张。所以我觉得他的观点还是可靠的，尽管还是有点幻想，但还是可靠的，因为他毕竟是有根据的。潘光旦不知经过了几次调查，中南行政委员会都一块儿调查，口径一致，都承认是少数民族，湖南就是不同意，没办法。中央文件我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批的，中央民委派五人小组出去解决湖南领导的问题。有罗秉正，我也参加了，还有两个年轻人是搞语言的（民院语言系的），我不认识。

最后一次识别就是我去的，1956年去的。中央民委副主任谢鹤筹，还有罗秉正，那时候我是讲师，那是国家评定的讲师，不是学校评的，18个人还是15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就到湖南做土家族的民族识别。

谢鹤筹很重视我。湖南统战部陪我们下乡，调查了3个月，那时候待遇就不一样了，我们和部长一个待遇，一路上吃小灶，还配备了四匹马，一匹给谢华用，一匹给谢鹤筹用，一匹给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用，他后来是我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还有一匹是给我用。说实在的，受到优待了，但是责任也很大，就是要在理论上突破湖南省民委（统战部）谢华的老思想。他主要是把斯大林的民族四个特征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套，他也是信仰马列，我们也有很大压力，那个时代反对斯大林的理论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很可怕，但没办法，中央的意图就是说服湖南省。后来调查三个月回来，我们说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周小舟听我们的报告，我们说了土家族有自己的少数民族特点，他们不是汉族。最后周小舟拍板定调，中央的意见是对的，按中央的意见上报。他比较顽固，思想僵化，但人很好，也有理论水平，就是思想比较僵化，把斯大林的四个特征看成天经地义。这就可见当时民族识别工作的艰难。

访谈对象简介：

施联朱（1920—），福建福清人。1950年燕京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长期以来从事民族研究工作，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研究所中东南民族研究室主任。1956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任福建、浙江组组长；后参加内蒙古调查组，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曾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著，发表论文50多篇，以《中国的民族识别》《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均与黄光学合著）为代表著作。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