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鹏读《辽史补注》︱上穷碧落下黄泉、古今中外聚异同

陈述（1911-1992）先生的《辽史补注》（以下简称《补注》）近期终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辽金史学界为之振奋不已。关于这部书的由来，还要从八十余年前说起。

1929年至1935年，陈述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得益于陈垣等诸位先生教诲，深受乾嘉朴学熏染，撰《陈范异同》，补《南齐书•艺文志》，编《蒋士铨年谱》。尤其是仿钱大昕《元史氏族表》纂《金史氏族表初稿》，受到陈垣、陈寅恪等先生赏识，一举成名，傅斯年先生亦允其毕业后至史语所工作。1935年4月陈述先生因校阅《金史氏族表初稿》入住史语所，同年9月正式入职。

陈述先生甫入史语所不久，友人姚从吾先生偶见陈述先生整理的《辽史拾遗》《辽史拾遗补》合并本及书眉批语，遂发出“吾兄将欲撰一《新辽史》”之语。正是受此激发，陈述先生有了整理《辽史》的想法。不过，陈述先生并不愿踵柯劭忞《新元史》之后尘，另撰一《新辽史》。他认为《新元史》的“效果并不理想完美”，没有吸取欧阳修修纂新史而“旧史不废”的经验，而新史如果不能替代旧史，“则作新史就是给读者添麻烦”。修史者“应当提供读者以新材料、新知解，又要尽可能节省读者时间，便于翻检，这才是理想的办法”。相较之下，喜聚异同的补注体裁自然是较为理想的形式，这“远非重新改作所能比拟”。同年10月，陈述先生撰成《辽史补注•序例》，确定了补注《辽史》的工作原则、步骤及主要内容（参见《陈述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刘凤翥《陈述先生的生平、师承及学术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陈述《补注•自序》、《补注•后记》）。

陈述先生大约没有预料到，他二十余岁发愿补注《辽史》，从此踏上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漫补史路。《补注》倾尽了陈述先生一生心血，他朝于斯，暮于斯，时时访求，孜孜补注，直至1992年1月5日因病逝世，诚可谓生命不息、补注不已。陈述先生大概也不会预料到，《补注》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筹划出版，后因诸多原因屡屡延期，直至他身故之后二十余年，方才得以刊行。对陈述先生而言，《补注》未能及时刊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此一来，《补注》可以不断增补、完善，而这与陈述先生精益求精的治学理念完全契合。正是出于此一理念，陈述先生在生前仅交出十册初稿，其余三十多册手稿则一直留在身边，时时增补。在陈先生故去之后，女婿周思永承担重任，对全文进行校订，并“补齐该书引文出处卷次”（陈重《陈述先生遗稿举要》，宋德金、景爱、穆连木、史金波编《辽金西夏史研究——纪念陈述先生逝世三周年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述先生的《补注》以存史料、聚异同为旨，主张“宁失之繁，勿失之略”（陈述《补注•序例》）。仅仅两卷的《太祖纪》补注，陈述先生即征引文献九十余种，其补史旨趣由此可见一斑。另据周思永先生统计，《辽史补注》引用各类文献多达九百余种（周思永《辽史补注征引文献》，景爱《陈述学术评传》，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已然成为辽代史料之渊薮。陈寅恪先生目之为“契丹史事之总集”，顾颉刚先生称之为“一代史料的总集”（《补注•序》），可谓实至名归。

陈述先生在《补注•序例》中曾交代自己大致的工作次序，“先取厉、杨以下诸家所辑者，分注《辽史》之下……次取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为厉、杨诸家所遗者，及晚近出土资料与中外学者研究之成绩，一一补入之”。本文即以此为纲，略微谈一下《补注》征引资料的大致情况。

一、传世文献之增补

如上所言，陈述先生首先是将厉鹗《辽史拾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陈汉章《辽史索隐》等前人的成果“分注《辽史》之下”，具体流程，自是毋庸赘言。对于不同史籍中重复出现的史料，陈述先生并非胪列式地一一征引，而是采用以某书为主，文末注明某书同（略同）或文内出异文校的方式。这既便于读者了解相关史籍概况，也大大节省了篇幅，不致太过冗赘。例如卷一一《圣宗纪二》注一二大段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文末括注《太平治迹统类》（下称《统类》）《宋会要辑稿》兵八并同（《补注》413页，以下不再标注书名）；同卷注一〇引用《长编》之文后，括注《统类》略同，并谓《辽史拾遗》引《长编》“敌”作“虏”，应是未经清人改译之本（413页）；注一六引《长编》之文，文中数处出现异文校，称“《统类》误作赵彦钦”、“《宋史》作萧啜里”云云（414-415页）。

陈述先生在传世文献的搜罗范围上，远远超过此前的著作，尤其是厉、杨二氏之书，正可谓后出转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补注》不仅增补了慕容彦逢《摛文堂集》、胡宿《文恭集》、耶律铸《双溪醉饮集》、欧阳玄《圭斋集》、刘因《静修先生文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辑本《宋会要》等宋元时期的文集、笔记、政书，还特别关注历代方志材料，征引各类志书近百种，增补有辑本《元一统志》、大典本《顺天府志》、万历《马邑县志》、乾隆《口北三厅志》、同治《西宁新志》、光绪《通州志》、民国《霸县志》、民国《香河县志》、民国《昌黎县志》等诸多志书。《补注》对释氏典籍亦予以特别关注，如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赞宁《宋高僧传》、思孝《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希麟《续一切经音义》、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释庆吉祥等《至元法宝勘同录》、日本高楠顺次郎等辑《大正新修大藏经》等等，皆成为陈述先生补史之资料。

不仅如此，陈述先生还将史料范围扩展至传奇小说、戏曲杂剧等俗文学。例如卷一〇四《王鼎传》引元稹《莺莺传》、陈鸿《长恨歌传》论述《焚椒录》承袭唐写实小说之风（3506页）；卷一《太祖纪上》引李直夫《虎头牌》杂剧“竹里真”一词证“女真”在元时之读音（8页）；卷四九《礼志一》引王实甫《丽春堂》、无名氏《射柳捶丸》、无名氏《庆赏端阳》等杂剧中出现的射柳情节（2286页），辅证契丹射柳之习俗；卷五一《礼志四》“宋使见皇帝仪式”中有“曲破”一词，陈述先生指出“曲破为舞曲最详备者”，除去增补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张炎《词源》、吴自牧《梦梁录》等清人未引之书，更引宋代南戏《张协状元》第二出的“断送”实例以资参考（2320页）。

不唯本土之史籍，陈述先生对域外史籍也极为关注。《补注》不仅新增《百练抄》《中右记》《后二条通记》《十三代要略》《辽代皈日记》《三国遗事》（1069、2457、3663页）等东亚汉文文献，还增补了阿拉伯文、波斯文等中西亚史籍。例如卷一六《圣宗纪七》引用阿拉伯文献中辽圣宗致吉慈尼素丹马合木书（607页）；卷三〇《天祚皇帝纪四》引依本•阿梯儿《全史》以及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叙述西辽契丹人之状态（1347、1348、1353等页）。

二、考古新资料之增补

陈述先生补注《辽史》，不仅关注传世文献，亦关注地下新出资料，尤其是碑志石刻等文字材料。陈述先生随史语所迁往南京之后，曾为补注《辽史》专门至北平查阅碑刻资料，后逐渐积累成《辽文汇》一书（中国科学院出版，1953年），日后复又增补成《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在《全辽文》正式刊行后，陈述先生仍时刻关注新出石刻资料，随时增入《补注》，例如1982年发表的邓中举墓志、1986年发表的梁援墓志，1987年发表的鲜演大师墓碑、乐亭陶碑，1988年发表的萧仅墓志，1989年发表的张建立墓志等等。

这些新增石刻中，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在陈述先生的故乡乐亭县发现的辽代陶碑，碑额正面刻“平州马县南千金千人邑同建无垢净光佛舍利塔”，背面刻“大契丹国昭孝皇帝重熙十三年三月廿六日记”。此碑直至1987年才公布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第二期，陈述先生遂将此条补入卷四〇《地理志四》平州马城县条之下（1763页），而《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及其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均未收录此碑。

《补注》中有明确时间标记的最后一条资料是1991年发表在《考古》第四期的耶律习涅墓志，陈述先生据之补注卷六六《皇族表》（2683页）、卷七六习涅六世祖《耶律鲁不姑传》（3084页）、卷七九习涅五世祖《耶律贤适传》（3108页），并在卷一〇〇增《耶律习涅传》（3437页）。由此可知，陈述先生在去世之前仍在不断增补《辽史》。较为蹊跷的是，《补注》中有三处引用了向南先生的《辽代石刻文编》（1383页、1560页、3005页），然而《辽代石刻文编》出版于1995年，前言作于1993年11月20日，且致谢部分中并未提及陈述先生。另据刘凤翥先生告知，陈述先生与向南先生并无交往，不太可能事先见到书稿。故此三处很可能是在陈述先生逝世之后，由整理者所加。

《补注》不唯重视碑刻墓志等文字资料，对一切考古资料，亦皆予以关注。辽代城址、墓葬壁画以及出土的各种器物，均成陈述先生补史的“新”资料。有赖于此，《补注》仿若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品读之余，契丹王朝君臣的生活场景亦随之映入眼帘。

陈述先生在补注《地理志》时，极为重视城址的探查工作，相继补入内蒙古文化局祖州城调查（1513页）、吉林省博物馆他虎城调查（1527页）、姜念思与冯永谦永州调查（1531页）、金殿士祺州访察（1618页）等诸多相关资料。陈述先生对壁画等图像资料，亦极为敏感。例如卷五四《乐志•散乐》下，引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所绘《散乐图》、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所绘《散乐图》，详细说明辽代散乐形式（2386页）；卷五五《仪卫志一•国舆》之“总纛车”条，引库伦一号、二号辽墓壁画及法库叶茂台萧义墓壁所绘车辆，以证其形制（2399-2340页）；卷六二补《艺文志》“艺术类”，除去引《故宫名画三百种》之辽人萧瀜《花鸟图》（一说系明人仿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东丹王《射骑图》《射鹿图》（2570页）之外，亦引1974年在法库辽墓出土之《山水楼阁图》《竹鸟双兔图》及同年在应县木塔发现之《采药图》（2517页）。对各类出土器物，陈述先生亦能善加利用，例如卷四《太宗纪下》，陈述先生在谈及契丹人处理太宗尸体的方式时，以辽宁法库叶茂台出土铜丝网罩以及内蒙古豪堑营出土女尸周身铜丝网络为例（246页）；卷一〇八《方技传》补医者邓延贞传，述及兴宗朝皇太后牙齿有疾之事，注称“辽自上京至西京，墓葬中屡有牙刷出土，以是知当时口腔保健之先进也”（3565页）；卷一二《圣宗纪三》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命从臣分朋双陆”，除列举晏殊《类要》、洪遵《双陆序》、谢肇淛《五杂俎》等文献及日本所行之双陆外，专门引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库伦旗三号辽墓出土的双陆博具为据（432页）。

三、学界最新成果之增补

陈述先生补注《辽史》不仅重视传统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学界最新成果、前言动态亦时刻予以关注。王国维、岑仲勉、傅乐焕等国内学者的论著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陈述先生紧紧跟踪国外汉学动态，尽可能为《补注》搜罗海外资料。《补注》涉及的欧美论著主要有：法国人牟里（汉名闵宣化，J.Mullie）《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伯希和（P. Pelliot）《中亚史地从考》、沙畹（E.Chavannes）《魏略西戎传笺注》；德国人晓特（W.Schott）《契丹与哈喇契丹》；俄国人布莱资须纳德（E.V.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与《西辽史》、巴托尔德（W.Barthold）《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巴托尔德文集》；美国人魏特夫（汉名魏复古，K.A. Wittfogel）与冯家昇合著之《中国社会史——辽》。至于日本学者的论著，《补注》更是频繁引用。如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的《庆陵》、神尾弌春《辽代佛教文化史考》、稻叶岩吉《契丹横赐横宣释》、岛田正郎《辽朝于越考》、津田左右吉《辽代制度之二重体系》、冢本善隆《日本遗存的辽文学及其影响》等等。

《补注》并不局限于史学、文献、考古方面的论著，对民族调查资料也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例如在讨论契丹早期的三汗传说时，有一汗“戴野猪头，披猪皮”，陈述先生认为此乃射猎遗俗，“今达呼尔、鄂伦春猎人射鹿时，仍有戴鹿头、披鹿皮以求接近易获者；或是酋首以此示其威严；或者是萨满神服”（1407页）。在讨论契丹人沃水乞雨、击髀石为戏等风俗时，引钦同普《达斡尔民族志稿》、阿勒坦噶塔《达斡尔蒙古考》及何维忠《达古尔蒙古嫩流志》加以注解（306、2286、2785页）。

《补注》对民族语言文字亦有所关注。在讨论“女真”一词的语音语源事，引用明朝官方编写的《女真译语》（8页）。对一些契丹语词，及时吸收语言文字学界最新释读成果，增入《补注》。例如卷七三《耶律曷鲁传》之“阿鲁敦”（亦作“阿庐鲁朵里”），陈述先生谓其“为契丹语译音，源于回鹘、突厥语之Altun，其义为金，引申用之为汉语‘贵显’‘盛名’之意”（2989页）；卷七二《耶律倍传》载有东丹王耶律倍浮海奔逃时所作的诗句“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陈述先生采纳厉鼎煃先生的释读成果，认为“山”应为契丹文“ ”之误刻，为“可汗”之意（2943页）；卷一一六《国语解》引岑仲勉《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与《突厥语及伊、印语之汉文译写表》阐释夷离毕、达剌干、梅里等词（3686、3710、3711页）。随着契丹文研究的不断推进，陈述先生的有些推论虽然需要修正，但是对当时的《补注》而言，已经站在契丹文研究的最前沿。

《补注》在吸收学界成果时，囿于时代所限，偶有失当之处。例如《管子补注》作者署名为芦泉刘绩，陈述先生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订，认为此人为辽代的刘绩，遂在卷六二《艺文志》，补入《管子补注》一书（2554-2555页），复在卷一〇三补《刘绩传》，并着重介绍《管子补注》（3486页）。不过，经过罗继祖（《“管子补注”作者刘绩的时代问题》，《史学集刊》1956年第二期）、巩曰国（《〈管子补注〉刊刻年代考辨》，《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十二期）、武光雪（《刘绩〈管子补注〉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等先生的考辨，可以确定芦泉刘绩系明弘治三年进士，江夏人，字用熙，号芦泉。郭沫若先生曾认为清人称芦泉为刘绩之号乃系臆测，芦泉应是地名。然而武光雪在刘绩好友李东阳（弘治七年进士）的《怀麓堂集》中找到了李氏为刘绩所作的《芦泉铭》，铭曰：“芦泉者，武昌刘用熙所居。武昌地濒大江，江岸多芦，有泉出其旁，浸灌滋长，丛生而条达，其为物可爱，其德可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结合诸多证据，《管子补注》的作者乃是撰有《淮南子补注》的明人刘绩，而非辽代的刘绩。诚如陈述先评厉鹗《辽史拾遗》之语，“此则以时、地之限，非可以责厉氏也”，我们亦不能以今日之学术苛求于陈述先生。

《补注》一书显示出陈述先生深厚的朴学功底，征引资料涉及地上地下、古今中外各个方面，许多内容绝非电子资源所能“发掘”。《补注》即是契丹史事之总集，亦是研究辽史、契丹史的工具书。读者以《补注》为线索，按图索骥，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对学者快速掌握《辽史》相关史料及当时学界的前沿动态，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补注》一书，无疑是辽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者必备的案头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