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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上海女性的力量

澎湃新闻记者 廖阳

2018-06-14 12:04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是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城市,拥有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上海的文化图谱也从来不乏女性的身影,作家王安忆甚至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
最近,上海提出了“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战略,上海女性作为其中丰厚的一脉,又有哪些故事,产生过哪些影响?
四位演讲者和观众合影
日前,徐汇区“汇讲坛”请来了四位女性代表——小提琴家俞丽拿、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演员王一楠、分众传媒首席战略官陈岩,和观众分享她们与上海的渊源。她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的新上海人,每一位都有不少谈资。
秦文君
秦文君:阅读让人学会寻找幸福
秦文君是上海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自26岁发表第一部作品,37年来,她已经写了70多本书。
秦文君记得,写第一本书时,儿童文学还是一个小儿科,“大家觉得你写儿童文学可惜了,要写写成人文学,有些人写儿童文学写了一辈子,最后就是一房间书,没有财富,也没有影响,没有人知道,孩子知道,但孩子不记得,长大以后就忘记了。支撑我写下去的就是两个字,热爱。从小爱阅读,我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所以开始写作。”
因为出生在上海,秦文君有不少作品和上海息息相关。
最让她难忘的是《十六岁少女》。16岁时,秦文君上山下乡到了黑龙江,同去的有一群人,有人回来了,有人永远埋葬在那里。也因此,秦文君一直想把那段生活,那段最天真、最美好的青春写下来。
写这部作品时,秦文君正好怀孕了。当时她已经三十多岁,年轻时她很怕触碰那一块,直到快要做母亲了,她才真正有勇气整理少女时代的记忆。
那时,秦文君的先生正好出国了,她向单位请了两个月的假,又和父母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要打扰自己。她把电话线拔掉,在冰箱里放满了吃的,整整两个月没出门,写得不知白天黑夜,一直写到先生回家,家里乱的一塌糊涂,让他误以为进错了家门。
在孕妇的状态下,秦文君连着写了近二十万字,生命力旺盛到让人惊叹,“《十六岁少女》得奖也不多,但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书,后面的作品再没有这样的状态,人生就这么一次,什么快乐都比不上创作的快乐。”
还有一本秦文君印象深刻的书是《男生贾里》。
当了儿童文学作家后,秦文君收到过九千多封信,有一天,她收到一位小男孩的来信,大意是学校里的女孩越来越厉害了,会欺负男孩子,“我想不对,我们小时候都想做男孩子,像男孩子那样很自由、很开放,为什么女孩子越来越厉害?”
秦文君为此走访了多所上海学校,仔细一看,女孩确实越来越厉害,有不少还是“女汉子”。女孩越来越倔强,越来越能发挥她们天性里的力量,相对来说,男孩的成长似乎越来越不容易,从这个角度,秦文君写了《男生贾里》。
秦文君写《男生贾里》时正值中国儿童文学低迷,刚出来只印了两千本,后来这两千本就像两千个种子,在孩子间传来传去,慢慢就传开了。正是通过《男生贾里》,上海儿童文学火爆起来,中国儿童文学也火爆起来,“大家觉得有这么一个希望,儿童文学可以接近现在的儿童,我们可以打动现在的孩子以及将来的孩子。”
这几年写作下来,秦文君又发现,现在的孩子对文字的需求越来越少。
有一次晚饭后散步,秦文君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男孩哭得十分伤心,她还以为男孩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谁曾想,他只是因为妈妈收走了手机才哭,“现在的孩子对新媒介的依赖超过成人,很难在文字上安静下来。”
同时她还发现,现在的孩子在小学到中学之间的转变非常大。
“我走了很多校园,发现小朋友在学前时期个个那么好,天真、聪明、有想象力,而且爱艺术,讲故事、听音乐他都喜欢,而且对父母非常依赖,父母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健康还是残疾,他都那么挚爱。小学毕业以后,分化开始很大,有的孩子就冷漠了。中学毕业,这种变化天差地别,有的依然保持初心,有的不一样。阅读对孩子非常重要,因为阅读比看电视、玩手机难多了,阅读必须要你安静下来,我们很缺这些东西。”
这些年,秦文君一直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向孩子传达文学的美妙,“孩子不喜欢文学,有时是被各种功利化的教育压制,他觉得没用,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趋向功利化,考上好学校就是人生赢家,能赚到大钱就行。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早一点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让他们通过阅读获得更大的能量。文学艺术最大的收获,是让人学会怜悯、感动、爱、勇气、自信,让人学会寻找幸福。”
王一楠
王一楠:上海人的精明是因为精致
演员王一楠应该说是“新上海人”。
她的母亲是上海知青,早年曾去云南插队,王一楠出生在昆明,上海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泛泛的很遥远的故乡,然而在母亲眼里,上海才能带来最终的归属感。
“我和姐姐从小有一种妈妈强行植入的执念,我们是上海人。每个周末,我们都会跟妈妈去各种各样的地方,也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大师办了一个画展,也许是一个讲座,只要她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的,一定会带我和姐姐去。”
在昆明时,王一楠很小就开始学英语,那时学英语的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她和姐姐都是跟着电视学最简单的词语,也是因为妈妈要让她们看外面的世界。
家里的艺术教育开始得很早。王一楠还记得家里买过一台大红色电子琴,花了一百多块钱,这种花销对一般家庭来说是很少见的。在妈妈的监督下,姐妹俩勤力练琴,小学五年级又升级换代了一台两千多块的雅马哈电子琴。每个周末,妈妈都会骑上男士自行车,带着女儿们去学琴。
王一楠生平第一次坐出租车是为了面试,一部来云南拍摄的电影需要一个小朋友。为了这个角色,也为了不耽误孩子学习,妈妈带着王一楠打了人生第一次的,面试以后,剧组夸她外型不错,普通话也不错。
家庭教育的投资在那时就像一场豪赌和风投,王一楠的妈妈却觉得这是应该的,这也是王一楠最早领略上海女人所谓的“精明”,“因为她的精明,我有机会在16岁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而且是当时唯一从西南三省考进去的考生。我是考生里最年轻的,至今还没人打破这个纪录。”
王一楠在16岁重回上海,而她的妈妈也是在16岁离开上海到云南当知青,这是她们母女和上海的缘分。
王一楠广为人知的一部电视剧是《北平无战事》,她在剧中扮演叶碧玉,一个地地道道生活在石库门里的上海女性。
这是一部完全男性化的戏,为了突出这个女性角色,叶碧玉的服饰基本都是旗袍,以蓝色碎花为主,只有一条是红色真丝的。
“定妆时我跟服装师说,这件旗袍最好放在出门或者见客人的时候穿。他说为什么?妈妈告诉我,以前旧式上海人无论是在弄堂的亭子间住着,还是在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住着,都有一件非常讲究的做客时穿的衣服,那条旗袍有真丝的感觉,所以要放在出门见客时穿。”
还有一场戏是叶碧玉的丈夫被抓起来,朋友来家里看望她,桌上有毛豆、豆腐干、杂粮,她第一件事就是把桌上的菜藏起来,挡上。
“为什么?这也是妈妈给我的教育,有客人来的时候,家里要稍微藏一藏,让人家看到我们过得还可以。我(叶碧玉)有自己的自尊心,有对生活的热爱。别人给我送来面包,我把大的那块分给客人和孩子,这也是上海人,这就是他们精致的生活。精致并不是说他很讲究,而是他对生活点点滴滴的投入。”
王一楠在剧中的最后一场戏是扫墓,感情浓重,爆发力很强。她的处理是一直低着头打扫坟墓周边的杂草和土,“导演看到了上海人的悲伤,不是嚎啕大哭,不会把悲伤完完全全释放出来,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有自己的体面、收敛、尊重,他反而看到了更有力量的悲伤。”
“所有人都说你这个角色演得太好了,太像了,这种好、这种像是所有细节堆砌起来的,才让这个人物变得温暖、丰满、真实,因为真实才让他们真正体会到,上海人的精明是因为精致,是因为我们对生活点点滴滴的尊重。”
在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里,王一楠还演过一个资深女编辑朱英。故事发生在杂志社,很多人看完戏后跑到王一楠的微博留言,希望入职时也有朱英这样一个“姐姐”式的女领导带自己进入职场。
“回看时我觉得这个角色最动人的部分是‘点到为止’,她对新人的提拔不是强势,而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点拨,这个点拨只占三分、四分,鼓励会在五分到六分,剩下的空间是给新人成长的空间,这也是上海女人的气质——我对你的好不会强加于你,我会让你感觉舒服,会给你留有余地,这个余地就是对彼此的尊重。”
除了参演影视,王一楠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
最近,她正在将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改成话剧,基于上海的国际化优势,一开始考虑艺术家时,她便不局限于上海,而是聚焦世界舞台,寻求国际化的合作。
《青衣》讲的是中国戏曲行当里的故事,王一楠和团队请来的马斯•图米纳斯,却是立陶宛国宝级导演。在乌镇戏剧节,他曾创下4500张门票15分钟售罄的纪录。
和马斯·图米纳斯谈合作时,王一楠非常自信,在她看来,如果要选一个进入中国的“切口”,有丰富国际合作经验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不二之选。
“他觉得北京也不差,我跟他说有空在上海街头坐一坐,看看上海的上海人、上海的外国人,不管是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他在上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依然会保有他的民族特性。北京文化会把人完完全全融入进去。上海不是,上海是最包容的城市,就像老式上海人的穿衣打扮,虽然有一点西式,但依然有上海小旗袍的感觉。”
除了把国外项目请来上海,上海话剧艺术中也频频把自己的项目带到国外,王一楠感觉,他们和国外艺术家的合作比前两年更容易了,“因为他们太爱中国了,中国现在太棒了,他们太想跟中国有更多的合作,中国的市场、中国未来的发展,他们都想积极参与进来。”
责任编辑:梁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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