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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李公明︱一周书记:“心理传记学”透视镜中的……“元首”

李公明

2018-06-07 15:34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历史学家、心理史学家罗伯特·韦特的《希特勒的世界:一部心理传记》(贾宇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2月)是一部相当有深度和有趣的心理传记学著作,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这个如此平庸而不可思议的小男人,是如何迷惑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使它欣然接受残酷的暴政,又是如何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作者强调,在希特勒个人生活和社会经历中那些可以通过心理学研究方法更充分地理解的特异之处,作为对以往的历史学、政治学等研究的一种重要补充(序言)。
关于这种“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方法,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的主编萧延中教授在“总序”中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而它的题目“在明澈‘冰山’下的幽暗底层”更是形象地表达了“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旨趣。萧教授指出,心理传记学重视的是分析传主的潜意识,因为“最为关键的恰恰就是这种当事人并‘不愿承认’的心理实在,其实成为此人行为的真实动力或深层理由。比如,某位领袖人物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他嘴里吐出来的口号,即意识层面上的表达,可能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等等,甚至他本人可能也真心在那样想,但其潜意识层面则很可能被一种‘怕被别人瞧不起的恐惧’所支配,因此要处处逞强,不容批评,充分地表现自我角色的独一无二性。这样,在精神分析的透视镜下,在如此雄伟的人物之‘自负’行为的表层下,实际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恰恰是与其完全相反的‘自卑’……”(5页)
这与韦特的心理学透视镜头中的希特勒也是非常相配的。韦特拿起心理学透视镜对准传主,但同时也认为仅以希特勒的人格心理分析并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解释,他还反对将希特勒人格中的非理性成分作区别于常人的“恶魔化”,在他笔下的希特勒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本来也是和我们一样是平凡的人。因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希特勒如何使自己从一个凡人摇身变为一个曾经拥有绝对权力的恶魔,其实这也是二十世纪政治史研究中的迷人议题,只是在学科分割的语境中往往难以看到比较有趣的研究成果。
无论是因为狂妄还是出于潜意识中无法祛除的自卑,希特勒都非常关心如何塑造自己的绝对权威形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韦特把这个问题放在“元首的观念”这一专节来论述,并在论述包含有对希特勒的领袖原则、效忠宣誓、个人崇拜的独特性的分析,以此来回应希特勒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和他的党徒如何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纳粹主义政治目标。从政治家传记写作的角度来看,这种关联性的论述路径可以比较自然地把一般的政治分析与传主个人的心理分析结合在一起。颇有意味的是,韦特指出纳粹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从来没有清晰阐述过什么是他们的领袖原则,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种领袖原则只能依赖信念的灌输而不是通过论证而使人信服。因此只能像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那样,坚称“元首就是充满生机的民众的根本核心”,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元首就是根本的一起和全部杰作”(89页)。这也是我们并不陌生的语言逻辑,“就是……就是……”所表达的是不容怀疑的决断力量,要求论证当然就是大逆不道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可以知道希特勒本人对“元首”这个头衔的看法:“我从没感觉到我是我的人民的独裁者,而始终只是他们的元首”;“我并不是独裁者或君主意义上的国家领袖。我现在是德国人民的元首”(同上页)。在公开的言述中,既然以“人民”作为“元首”赖以产生的基础,“元首”就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当然就不是“独裁者”。希特勒说这话的时候或许有可能真的是这么认为的,但更有可能在他内心中并没有真的这样认为。这既是人们并不陌生的言述和疑问,也是“心理传记学”力图要解开的最大困惑,可惜的是很难找到一种可以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论证。韦特认为应该强调的是希特勒关于领袖的观念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理论不同,希特勒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而是“民族灵魂”与“民族精神”的化身。我们可能会把这种陈述看作是一种形象化的歌颂话语,但是艾伦·布洛克并不这样看,他指出这一陈述是“真实的概括,不属于纳粹的宣传,而是第三帝国标准的教科书中所表达的冷静的宪法和法律观念。”韦特对此补充说,德国当时有一个最主要的司法官员有过更简明的概括:“我们的宪法是元首的意志。”(90页)由此看来,我们有时候自以为对纳粹政治的宣传口号已经不陌生的时候,其实恰好是放过了它们在政治语境中的真实作用。
在“元首”与“人民”之间,效忠关系的确立离不开严肃的仪式体验过程,韦特在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的一些阶段。学龄前的儿童必须会唱“我们热爱我们的元首”这首歌,10岁加入少年队的时候举行第一次宣誓仪式:“面对象征元首的血旗,我发誓……”14岁加入青年团也要宣誓“我把生命献给阿道夫·希特勒……”长大以后如果要当教师,要宣誓效忠;要加入德国军队就更要宣誓效忠、宣誓无条件服从希特勒。由于效忠元首是如此重要,希特勒个人形象的塑造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韦特认为,“形象建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希特勒创造了自己的形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宣传机器也塑造了他,并且要求这一形象变为现实。……1933年4月20日,他被欢呼为独一无二和‘极度谦逊’的伟大人物。到1937年为止,他已成为‘各个专业领域可以想象的最杰出的专家’。1938年他成为‘热情高涨……信念坚定……力量集中……意志顽强……胆大决断’的天才。”“1939年,社会上宣布‘阿道夫·希特勒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德国人’。但是那还不够。各种谄媚奉承不绝于耳,直至1941年达到顶峰:‘元首是他的种族的最高级的综合……’”(93页)或许在今天看来,这种形象塑造的进程显得比较迟缓,所运用的语言也显得比较低级,但是在核心观念上仍然要承认其目的是明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除了效忠宣誓之外,牢牢掌握宣传机器、随时都向人民灌输效忠元首的观念,这是连结元首与人民的有力纽带。但是对于“宣传”,我们有时还是会低估了它的作用。韦特把“宣传”与“恐怖”放在同一专节中论述,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希特勒非常擅长运用的恐怖心理机制就是不确定性、不合理性和焦虑性,从而产生政治效应。“因此,在希特勒的德国,所有人都可能卷入他精心策划的恐怖体系中,而其中的焦虑都是制度化的。”(98页)韦特从“恐怖”而谈到“宣传”,他指出纳粹的“宣传”不同于人们一般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运用,而是希特勒的“另一种恐怖形式”,也就是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对亨利八世压服反对派的那种“宣传”——精神暴力(99页)。在这里我想起兰德尔·彼特沃克在他的《弯曲的脊梁》(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一章“世俗信仰”中把纳粹的宣传与历史上的宗教相联系,认为“宣传”的渊源来自于基督教的传统,极权主义的宣传行为就是一种准宗教现象:声称自己拥有真理,要求其团体成员为之奋斗牺牲,同时极力把自己的教义、主张提升为一种必须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对领袖的赞美和崇拜就是对救世主的崇拜,希特勒被描绘为“活在我们心中”、他就是太阳和光明,《我的奋斗》是每个家庭必备的圣经,“希特勒万岁”成了“德国式的问候”。而从领袖崇拜到纳粹党崇拜,其间的性质和功能是一致的,但是在两者之间出现的变化仍然值得研究。最后,彼特沃克认为纳粹的宣传发展了宗教的各种外部特征——永恒力量、绝对真理、神圣文本以及世俗崇拜的各种方式。这些精彩的论述是对理解韦特所讲的“另一种恐怖形式”和“精神暴力”的很好补充。
韦特从《我的奋斗》中发现,希特勒的宣传观念来自于他对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藐视,他相信大众“只会记住那些重复了上千遍的最简单的观点”,政治领导者应该掌握“大谎言”的技巧。但是关于纳粹的宣传手段,韦特没有提到收听无线电广播的作用。虽然这不能说是他的重大疏漏,但是即便从“心理传记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连结传主个人心理到大众心理之间的重要纽带,应该有所论述。我们知道,纳粹党人在1933年制定了强令推广普及收音机的政令,强调收音机能够把广大群众与元首及所有作战领袖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收听广播不再是个人消遣的事情,而是一种必需的政治责任;政令甚至宣称不允许德国境内任何一所房子里没有收音机。于是德国在1933年8月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新款收音机;到1939年,有一千两百四十万人购买收音机,当时的这款收音机有一个带有时代气息的名称—— “群众接收器”,它比“小喇叭”之类的爱称更有鲜明而生动的政治性。戈培尔的宣传部不遗余力地推广“群众接收器”,要尽一切力量把纳粹党的嘴巴安插在人民的耳朵旁。戈培尔认为,“收音机目前是运动和群众、党心和民意之间最有效的沟通工具”。
然而,纳粹对这个收音机也是不放心的,要求每个家庭的收音机旋钮旁贴上一张关于收听国外电台违法的标志,而且要派出纳粹最基层的宣传员(“家庭密探”)在向家庭推销希特勒著作的同时,检查是否贴了这张标志。贡布里希在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任务是监听德国电台对国内的广播,他的《德国战时广播中的神话与现实》(收入《理想与偶像—— 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为我们提供了对纳粹的宣传观念与战时新闻广播的深刻剖析。贡布里希指出,纳粹宣传机器把转播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看作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群众收听,并且深刻地揭示了纳粹宣传的政治性:“纳粹宣传的核心就是规定好每一条新闻和每一个事件的报道在预先设想好的历史发展格局中的恰当地位。”(163页)在长期的监听中,他逐渐领悟了纳粹宣传的公式:“对大后方的报道,只要有可能,就必须把这条消息变成表现德国力量和英雄主义的象征,……而对于敌营的任何报道都必须表现敌人的腐败和本质的虚弱。”(164页) 如果把这种宣传政策放到希特勒的领袖原则和元首形象的塑造中来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树立希特勒的绝对权威和神圣形象的过程中,除了概念灌输、仪式体验、恐惧威慑等方式之外,对新闻传播的绝对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毫无疑问,研究希特勒的私人藏书和他的实际阅读是试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的重要通道,韦特在书中也有专门的“希特勒的阅读”一节,但是他首先认为,就希特勒的阅读而言,诸多线索令人混淆,他的阅读领域也难以确定。当然,没有人会怀疑“他想给人一种印象,他是博览群书、酷爱读书的人”(66页)。韦特继续说,“尽管他的演讲和书面言论显示出大量丰富的信息,但这些并不反映他读过什么重要的文学、历史、哲学或科学著作。他所收集和引用的资料似乎大多出自报纸、小册子、通俗刊物和国外新闻摘要的译稿。他把书籍视为在他夺权斗争中强有力的武器,而且依据它们是否能提供一些论据支持自己的看法来判定书的优劣”(同上页)。
关于希特勒的阅读书目,当然不能依据现在所知道的他的私人图书馆,因为这些书大多数不是他自己购买的,而是来自别人的赠送;而且“除了少量的著作上写有他的名字和用铅笔做的记号,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他是否看了图书馆里的这些书”(68页)。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显示出韦特当时的研究还是有较大欠缺的。他提到,在希特勒的藏书中缺乏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哲学家中则只有费希特的著作,但他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位费希特对希特勒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还提到“希特勒有时引用并完全误读的两位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也不在其中”(69页)。
这个问题,在提摩西·赖贝克《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Hitler's Private Library: The Books That Shaped His Life,周全译,时周文化事业,2011年9月,原书出版于2010年)的第五章“失落的哲学家”中有比较具体的论述。赖贝克通过研究希特勒的阅读细节,澄清了他与尼采、叔本华和费希特的关系:希特勒认真阅读的是费希特,叔本华和尼采的话语都只是在纳粹时代方便地使用的口号,而只有费希特的以“德国独特论”为核心的德国模式民族主义论述才是深刻影响希特勒的思想来源。对此,韦特在七十年代(他这本书初版于1977年,1992年再版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的看法就显得比较简单和武断。在论述“希特勒政治观点的起源”的时候,韦特认为,在希特勒的私人藏书中没有一本德国伟大的思想家的书(他忘记了前面提到的费希特的书),“他的观点最初来源于一个比较浅薄而有害的渠道:种族主义者的小册子和他青年时代在维也纳看到的那些报刊”(102页)。其实,虽然赖贝克指出希特勒曾认真阅读过费希特著作,但是他同样认为,对塑造希特勒世界观的黑暗核心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书籍,还是由亲纳粹的出版人J.F.雷曼出版和赠送给希特勒的那批宣扬种族主义的著作,它们才是希特勒藏书的核心部分、希特勒知识世界的主要基石和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础(第161-164页)。即便是这样,仍然有学者和评论家正确地指出了赖贝克在这些问题存在的不足与某些武断之处,指出应该继续探讨的是这些书籍究竟是塑造了希特勒的思想或只是更加强化了他原有的思想。
回到全书第一章的开头。韦特说“作为德国人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恐怕拥有胜过历史上任何一位统治者的个人权力。……他的奇思怪想成为国家的法律。他下达法令,规定家庭主妇的宗教信仰,限定艺术家在绘画中可以使用的颜色,还确定了餐馆里烹调龙虾的方式,以及大学如何教授物理学”(1页)。希特勒曾经拥有的绝对权力当然不用怀疑,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所讲的“法令”——绘画中能够使用的颜色和烹调龙虾的方式恰好都是我最感兴趣的,可惜的是作者在这里没有给出这条法律的文献出处。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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