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鼏宅禹迹》：探索夏文化的方法是否出现了偏差
最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出了新书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全书分为“夏史考索”“禹域内的龙山遗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解读夏文化”等部分。他介绍：“本书第一章实际上是对夏代历史语境的构建，第二、三章则是围绕夏文化这个重大历史问题对考古材料所做的整理，而第四章则是在所构建的历史语境之下对相关考古学现象所做的解读，而解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建的过程。经由上述途径，可以揭示出考古材料中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从而较好地达到考古学透物见人的诉求。”
第二、三章中，孙庆伟提出，关于夏代研究的要点是应以统一的标准对不同遗址的考古学遗存进行文化属性研究，他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最容易获得的“统一标准”就是每类遗存的核心器物组合。通过对于居址和墓葬出土陶器的统计分析，他在书中将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确定为以下14种，即炊器类的深腹罐、圆腹罐、鼎；食器类的豆、三足盘；酒器类的觚、爵、盉；盛储器类的深腹盆、平底盆、刻槽盆、捏口罐、大口尊以及器盖。他认为由器类统计可以表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是一个连续发展、逐渐演变的过程，其中不存在物质文化上的突变；可以观察到的、比较明显的变化分别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以及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
第四章中，孙庆伟则提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应有广狭二义：广义夏文化实际上就是夏王朝文化，而狭义夏文化则是指夏后氏的文化”“在有文字证据之前，企图以成汤亳都来界定早商文化，从而确立夏商分界的做法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纷争之中，夏商文化的区别只能通过文化的比较来获得”等关于夏文化的认识。
关于夏文化的探讨，多少年间纷争不断。6月3日，值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的出版之际，三联出版社联合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夏文化考古：方法论、历史观与古史重建》的研讨会，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朱凤瀚，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社科院考古所的严志斌、许宏、常怀颖等与会。
1979年，考古学家邹衡曾指出：“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孙庆伟谈到，在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中，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渐行渐远，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夏代。他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现了偏差。
他认为，表面上看，以都邑遗址中王陵、文字等特殊类遗迹遗物为标准来探寻夏文化是在追求更为坚实可信的科学依据，但殊不知，对于此类证据的刻意追求早已偏离了考古学的轨道——因为考古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把这类遗迹遗物作为自己的研究主体。换言之，尽管以王陵、文字等“铁证”为主要依据的“都邑推定法”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解决夏文化问题，但它却不能算作考古学研究——道理很简单，作为一门学科，考古学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础建立在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遗迹遗物之上。离开了这些“铁证”，考古学并非对夏文化束手无策。
他在书中引用俞伟超的论断：严格讲来，真正属于考古学自身特有的方法论，主要只有地层学、类型学以及从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中观察和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里所以把实物资料强调为“不会说话的”，即意味着研究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的工作，主要是属于古文字学、古文书学的范畴；至于利用这些文字资料来研究各种古代状况的工作，当然更应是属于其他学科的范畴。
关于夏文化研究的各种看法
研讨会中，学者们也对夏文化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朱凤瀚谈道：“东周文献里面讲到的诸多关于夏代的内容，虽多数还没有得到考古的证实，但是今天不能证实，未必以后不能证实。包括西周文献里讲到夏，有的学者认为是西周编造的，但是大家仔细读《尚书》的话，那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他们作为高级贵族，互相欺骗没有意义，所以应当是真实的。”
朱凤瀚也提出，按照商纪年，夏商交替的时间应该是在二里头三期的时候，“二里头三期中叶之后，二里头遗址的遗迹并没有马上破坏，手工业还在壮大，青铜器墓葬恰恰出在三期到四期里面。但是到四期末，二里头确实衰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显示了商文化对于二里头文化的冲击，这个还确实有利于我们把二里头文化说成是夏文化。”朱凤瀚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谈到，关于夏文化的梳理，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以夏为主体，讲这个主体，要谈以夏人或者是夏族为核心的这些人，他们当时虽未必都认同他们是夏，但是表现出来的物质文化、用的东西，从考古学上看，或者是从后来的文献记载上，就是大的夏的范畴，这里面有族的问题，也有国的问题。”
许宏谈道：“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夏王朝纯是杜撰出来的，根本就没有。而我个人认为，肯定有，怎么有呢？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东周到汉晋人们的口中和笔下，这是客观存在的。考古学人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物质文化遗产。”
常怀颖指出了夏朝研究的困难之处：“文献里面对于夏的记载，有两个地方是很清晰的，一个是关于早期夏文化的记载，文献记载得非常多，一个是关于夏要灭亡的时候，和商打仗那段时间的记载特别多，这两段东西，从不同的文献，不同的对比材料来看，文本之间的差异不算太大，文本差异大的是在哪儿呢？恰恰是在夏的中期这一段，比较乱。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二里头可能是夏的话，往前推的时候，恰恰困难就出现在这儿——夏中期。”
“如果我们相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某一部分，已经进入了夏纪年，或者是到了夏王朝早期阶段的程度里面去，这一刀砍在哪儿为准，就很难说清楚，因为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转变到二里头是慢慢慢慢生发出来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同的文化在整合，在碰撞当中形成了到新砦这个阶段，有新砦文化，有二里头一期文化，三种东西同时出来的现状，其实是慢慢生发出来的过程，我们很难把早期的夏这一阶段，或者是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已经完全定型了、可以一刀切开的东西，对于早期夏文化来说，困难就在这儿。”
研讨会上李零则认为，关于夏王朝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不光是在考古细节的讨论上，可能很重要的是方法论和历史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