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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范

上海四重奏35周年:他们是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

澎湃新闻记者 廖阳

2018-06-02 09:25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专访上海四重奏李伟纲。采访 廖阳 拍摄 薛松 剪辑 薛松(04:50)
在老一辈上海音乐人眼里,李伟纲和李宏刚永远是他们口中的“兔子”和“老虎”,这两个因属相而来的外号从他们出生就有了,如今年过半百,长辈依然这么亲切地叫他们。
如果不仔细打听,你很难分清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两人都斯文内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在老牌室内乐团——上海四重奏里,他们一个拉小提琴,一个拉中提琴。
诞生于上海音乐学院,成名于英国,常驻于美国,上海四重奏今年迎来35周年,已然是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
左起:大提琴萨瓦拉斯、中提琴李宏刚、一提李伟纲、二提蒋逸文。
李伟纲和李宏刚是上海四重奏的发起人。为了纪念成团35周年,他们在国内展开了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巡演。6月1日-2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他们改演四曲勃拉姆斯,给“老粉们”带来不少惊喜。
“他们的声音有独特的质感,35年下来,大到结构、布局、推进,细到呼吸、气口、分句、功法都在一起,声音非常统一,彼此倾听和靠近,这是演奏室内乐的法宝之一。”
乐评人李长缨是上海四重奏的老粉,在她看来,勃拉姆斯的音乐就像“保温瓶”,外冷内热,表壳冷静理智,骨子里是一团火球,上海四重奏与勃拉姆斯似乎天生一对,达成了深度默契:他们的情感宣泄不是直接赤裸裸的,音乐的满足感不会那么快来,而是一步步、一层层递进,一旦来临,熊熊烈焰能把你吞噬和融化。
这样热烈,这样默契,然而你很难想象,除了必要的排练和演出,上海四重奏私下都会尽量避免碰面。
他们不在一起吃饭,坐飞机会买四个不同的角落,住宾馆要一人住一个楼层,只为给彼此留点空间,少一点“厌倦”。
目前,上海四重奏的四位音乐家都在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任教。2009年,他们受聘上海交响乐团客席首席,每年都会回国与乐团排练演出。
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最老牌的交响乐团,上海四重奏则是中国最老牌的室内乐团,两支乐团之间也有牵扯不断的渊源。
李伟纲的外公、伯父、母亲都在上交当过乐手,他的老师谭抒真作为中国小提琴教育的“一代宗师”,更是上交早期的奠基者,“上交就是我们的家,有时候来团里做客席首席,我就感觉自己坐在妈妈旁边。”
上海四重奏在上交音乐厅演勃拉姆斯。摄影 蔡磊磊
【对话】
铁腕父母带出来的演奏家
澎湃新闻
:你和哥哥都是在父母影响下学琴的,爸爸在上音当老师,妈妈在上交当了几十年副首席,他们对你俩分别有什么影响?
李伟纲:我和哥哥分别是1962年、1964年出生的,学琴是1969年。那时候刚好“文革”,父母亲上班的,但不是特别忙,看到朋友在教孩子学琴,反正事情不多干脆教我们拉琴。
我们不是拉着玩的,父亲是上音老师,很有方法,一开始就是科班训练,每天上学前练半小时,再洗脸刷牙吃早饭,回来再练一个小时,十一二岁就两三个小时了。
1977年,哥哥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文革”后高考第一次恢复招生,考的人特别多,水平相当高。爸妈觉得兄弟不要自相残杀嘛,就让他去了。第二年上音附中开始招,我就去考了。哥哥去北京呆了一年,生了一场猩红热,水土不服回了上海,在上音附中借读了两年,大学是跟俞丽拿学习。我在上音附中是妈妈兼课,到了大学是父亲教的。
澎湃新闻:爸妈教学会有侧重吗,比如一个重视理论一个重视实践。
李伟纲:两个人都有教。爸爸很严厉,我们这一行,父母搞这个专业的能把自己孩子教出来的是少数,因为自己的孩子很难教,有人不舍得打,我爸是舍得打的。我教我女儿也没法教,因为我对她不凶,在美国这么多年也是美国式的教育。不严厉或者太严厉都不行,小孩到了青春期要反抗的,经常就不了了之了。
澎湃新闻:大家都说你和哥哥关系很好,你们从小就很合拍,从不吵架打架?
李伟纲: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四重奏里有时候也会争执,一般都是音乐上的问题。我们从小算是乖孩子,因为父亲比较铁腕,挨打是经常的事。
我小时候拉琴不太讲究方法,每个礼拜天上课,这个礼拜如果上的很好,我就放松了,练琴也不动脑子了,下礼拜就上的不好,被惩罚后就老实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下滑一个礼拜上升。我哥比较动脑子,挨打挨得少一点。
从中国到英国再到美国
澎湃新闻
:1983年你和上音另外三位伙伴组建了上海四重奏,成团的契机是什么?
李伟纲:当时我是三年级学生,哥哥已经毕业班了。1983年11月文化部宣布,英国1985年要办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这是欧洲最大的四重奏比赛,1984年11月北京要在全国范围做选拔,派一两组去英国比赛。
当时如果能有机会去国外看看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是拿不到护照,没人请你去,第二个也没钱自己出去。上音当时成立了四五组重奏组,我们四个人是自己凑的,我和我哥,还有我的同班同学马新桦(大提琴),以及王征(中提琴)。我们的专业在学校里都是比较拔尖的,就想很努力地练上一年,被选上就可以去英国学习一趟。
国内四重奏拉的人很少,丁芷诺老师每个礼拜给我们上课,非常关心我们,上课也不计时间。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拉,因为国内没这个传统,室内乐的氛围几乎是零。开始有四五组,后来剩下三组,有时候还会相互切磋一下。除了丁老师,我们会抓住每一个来学校上课的专家,只要是外国人,就会想办法找他帮我们听听。
现在回想起来,起作用的也就一两个人,还不是外国人,比如陈亮声老师,他是合唱指挥,在国外呆了很多年,作曲和指挥方面的造诣都非常高,帮了我们不少忙。
澎湃新闻:你们之前都是拉独奏,突然转到室内乐,中间还是有一个比较难的适应过程?
李伟纲:我们选了四个曲子,莫扎特、勃拉姆斯、巴伯、贝多芬。贝多芬当时选的也有点傻,我们选了他最后一部作品(《F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因为觉得比较短,现在回过头看,等于一上来就选了莎士比亚最难的剧来演,我们还没有那个城府嘛。
不过我们学起来很快,挺喜欢的,也不知道怎么拉,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么多年回想起来,又觉得没浪费,是一种草根式的摸索吧,浪费时间的事我们都做过了,现在教学生就知道怎么不浪费了,我们都试过了。
澎湃新闻:最初的四个人在一起多长时间?
李伟纲:两年不到。我们在国内选拔时是第一名,去了得要一个名字,上海去的叫上海四重奏,北京去的就叫北京四重奏。后来得了奖要在上海公演,接着用了这个名字,开始有人觉得名字太大了,我们还是学生嘛,但国外节目单已经这么印了,就这么用吧,没想到一用就用到现在。
当时有二十来组人参赛,我的意愿是能进第二轮,回国就不丢面子了。我曾经在旧金山音乐学院学习一年,会一点英文,我就去打听,问到几个美国组时,他们的保留曲目都有三十首,在一起拉过好几年了,我们只有四个曲子。
后来进了第二轮,又进了决赛,六组人比赛有五个奖,我们开始觉得有希望了。王征一直在说第一名,我说不可能,开什么玩笑,结果是第二名。
澎湃新闻:你们得奖后起点很高,回国后没多久为什么都去美国深造了?
李伟纲:1985年3月我们回来还是挺大的新闻,上了《人民音乐》的封面,文化部发奖又发勋章,和体育比赛差不多。
这一年5月我们第一次在上海音乐厅举行公演,很快马新桦就去美国留学了,我在美国呆过,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学习。当时我们三个都留校做老师了,现在想想,我不太主张毕业就当老师,应该出去混个十年八年再回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去了美国才真正开始学习怎么拉四重奏,老师都是最好的,怎么拉都有说法,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都在北伊利诺伊大学读书,跟的老师是舒摩尔·阿什肯纳齐,他是犹太人,年轻时是很棒的独奏家,三十出头独奏拉腻了,喜欢四重奏了,他的四重奏拉了39年,五六年前刚解散。
澎湃新闻:到了美国你们的大提琴就换人了?
李伟纲:我们在美国临时找了一位大提琴,拉了四年,因为音乐会要旅行,他不喜欢旅行太多,就走掉了。我们又换了一个大提琴,拉了十年,又不喜欢旅行,又走掉了。现在换了这个喜欢旅行的(美国大提琴家尼古拉斯·萨瓦拉斯),拉了十八年。
澎湃新闻:高强度的巡演对人的挑战是蛮大的。
李伟纲:要看人,我怎么好像无所谓呢。我们现在基本一年一百场音乐会,在路上大概160天到200天,平均六个月在路上。现在回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今年活动多一点,要回八九次,一般每年至少要回五六次,每次回来倒时差一个礼拜,回去又要倒一个礼拜,很多时间是在时差里度过的。我今天就是凌晨三点半醒的,不适应也没办法。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有人要吃药,我从来没吃过。
澎湃新闻:团员流动性大吗,来来回回多少人了?
李伟纲:中提琴(王征)离开后,我哥从第二小提琴改拉中提琴了,同时蒋逸文进来拉第二小提琴,这是1994年的事了。现在大提琴是第四位,2000年进的。每次换人都很辛苦,我们保留曲目约有两百首,换人意味着要重新开始排练,再换人大概就是我退休的那一天。
澎湃新闻:李宏刚从小提琴改拉中提琴,有挣扎和适应的过程吗?
李伟纲:他很快,但也很累,因为要练。他直接上手,三个礼拜就灌了一张唱片。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谱,好像都会拉,但看谱就比较慢,看上去是这个音,谱号不一样的话,出来就是另外一个音。
他最后是自己决定试试看。原来王征拉得非常棒,非常有才气,他走后我们在美国面试了五十个人,都不满意,觉得差距太大不能接受。有一天宏刚说家里有把中提琴,练一个礼拜,看看三重奏什么感觉。一个礼拜后我们说你考虑一下(中提琴)吧,你比考试的人好太多了。
足够优秀才能在欧美立足
澎湃新闻
:上海四重奏今年35周年了,是唯一一个固定这么久的以华人为主的室内乐组合,能维持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
李伟纲:不可否认其中有一对兄弟,如果没有兄弟,我们可能早就散了。尤其是早年,特别容易散伙,因为四重奏很辛苦。到25年时,人家还叫我们年轻四重奏,突然有一天就成老牌四重奏了,中间都没什么过渡(笑)。
不是人家请你去演一次你就成了,在美国或欧洲,你也需要中国人喜欢说的“品牌”,要人家一听上海四重奏就知道这是高质量的,比如有些地方每五年请我们演一次,也有地方每年都请。上海基本是我们第二个家,每年来演两次,观众也是固定的,而且每年都在壮大。
澎湃新闻:欧美的老牌室内乐团也很多,你们能立足的关键是什么,特色又是什么?
李伟纲:质量吧,我们靠不了任何其他东西,你要比人家好,才有可能立足,你跟别人一样,没人会理你,最好是好到人家没法比,你才有口饭吃。
我在美国33年了,看的也比较多,比如你是犹太人,后面会有一支强大的队伍支持你,你是日本人,会有财团给你最好的琴用,中国人基本是靠自己。
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欧洲古典音乐观众以及安排音乐会的人已经知道,亚洲人一点不比欧洲人差,甚至觉得东方人拉好古典音乐是应该的。我有个同事也在一个老牌四重奏里,他在音乐学院教书,来考试的如果是中国人,他就知道肯定拉得很不错,如果是美国人就有可能很不怎么样。现在大家的期待已经倒过来了。
就像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小提琴和钢琴专业最多的就是中国人,管乐还要慢慢赶上。中国人其实很聪明,只要童子功打得好,基本会很不错。
澎湃新闻:除了古典曲目,你们也热衷演现代作品,不少人对现代作品抱有谨慎甚至批判的态度,你们怎么看?
李伟纲:在贝多芬时代,大家对现代作品也是谨慎和批判的态度,都不买账,现在你看贝多芬、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都是古典了。
我们委约了三十多部现代作品,一年至少一部,有时候两三部。我也不期望每部作品都是传世杰作,三十部能有三部留下来,成功率已经不错了。演现代作品是音乐家的职责吧,有的曲子我也不一定热爱,但既然要演就要演好,怎么演会给作品的成功、失败带来决定性影响。
澎湃新闻:但你们回国演出,在选曲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以经典作品为主,是怕现代作品把观众吓跑吗?
李伟纲:有一些这样的原因,我们演出主要考虑的是让观众喜欢音乐会,除非这是现代作品专场,不然你犯不着演一堆把大家赶跑的曲子,所以还是经典为主,穿插一些中国作品。
澎湃新闻:你们四个人大多数时间都绑在一起,听说坐飞机都要买四个不同的角落,住宾馆都要一人住一个楼层?
李伟纲:这对四重奏来说再正常不过,没有四重奏私下里还整天混在一起的。我们还算不错,碰到一起吃个饭,也没问题。有一个很有名的四重奏,一个人下来,看到另一个人也在吃饭,他就自己出去了。也不是关系差,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比老婆孩子还要多,尽量给彼此留一点空间,这是比较健康的。
坐飞机你很少看到我们坐在一起,一年可能一次吧,他们没安排好就把我们放一起了,也没法换(笑)。宾馆基本都是四个楼层,这样就听不到对方练琴嘛。我刚到纽约发现我最崇拜的四重奏这样,当时还觉得很有意思,没过几年我们自己也这样了。当你们上路,不断旅行,真是需要一点空间,我练琴也不希望人家听到。
澎湃新闻:和交响、独奏音乐会相比,室内乐在国内还是相对冷门一点,市场也不那么容易做。
李伟纲:现在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今年在四个城市(北京、天津、武汉、长沙)举行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巡演,武汉、长沙在国内是二线城市,他们居然有胆子请我们去拉全套贝多芬,一次演六场,结果反应好极了,觉得中国太有希望了。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的韩国。韩国我们去了25年了,韩国的古典音乐观众真的很棒,有一次我们演的全是现代派作品,都是韩国首演或世界首演,三千个观众全满,每个曲子结束都是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中国哪天能成这样倒不错,我现在觉得有希望了,他们起步比我们早嘛,音乐很好的话,观众没有理由不喜欢。
澎湃新闻:为了庆祝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伦敦John & Arthur Beare国家小提琴协会给你们提供了四把意大利17-18世纪名琴?
李伟纲:四把琴特别特别好,两把斯特拉地瓦里,一把瓜奈里·德·吉苏,一把格尔菲勒。我们能用到年底,差不多可以拉四五十场音乐会。我们自己的琴也很不错,但这几把是超级琴,挺过瘾的,特别想练琴。四把琴价值3500万美金,紧张倒不至于,我们平时拉的琴也要上百万美金。
责任编辑:程娱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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