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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李公明︱一周书记:经济学的谬误与……谁的市场体系?

李公明

2018-05-31 15:36  来源:澎湃新闻

加拿大学者约瑟夫·希斯的《经济学谬误:为反资本主义者所著》(余隽译,金城出版社,2016年7月)中译本出版近两年了,但似乎没怎么引起经济学界和读书界的注意,是否因为作者只是哲学教授而非专业的经济学家?作者在该书“引言”说自己不仅不是经济学家,而且没受过专业训练,在高中以后就没上过数学课。他想说明的是要懂得经济学并没有什么难的;同时就该书而言,他说这种非专业的背景有两个好处:一是“可能会使有的人好受一点”(我想也是,那些对该书论点和论证方式感到不那么舒服的正牌经济学家可以貌似宽容地说“哦,作者是非专业人士”);二是“使得我自由地对‘经济学家们’的想法做出大胆的总结”。(14页)那么,作为经济学的门外汉,我被这本似乎遇冷的经济学著作的议题和作者的思路所吸引也就没有什么难为情的。经济学既是一门专深的学科,也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思想领域,可以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中进入与经济学紧密相关的思考之途。过去十几、二十年我曾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上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其中可能有过半数量与民生问题、公共经济决策等问题相关,如市场价格调控、政府债务、交通服务业的准入垄断、公共建设工程的预决算账簿、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财政的关系等等议题,听起来都很经济学。但正如我在收入了不少这类文章的个人文集《不对》(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的“自序”中所说的,不少公共经济决策的出台都有着类似的过程特征,如信息不公开、程序不正义、论证走过场、监督不落实等等;而在其背后又有着共同的实质特征,如利益主体的隐匿、官商交往的黑幕、公共利益的受损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专业性或技术性问题,而且很难期待那些既有利益关系并深知内幕的真正经济学专家和技术官员会主动讲述出来。那么,在这种语境中,非经济学者而从公共政治常识、市场逻辑与现实生活感受等角度对公共经济议题提出疑问和思考既是尽公民的责任,对个人来说则是经济学常识的自我教育过程,同时也不妨看作是全社会逐步形成公民意识的过程。
在经济学中谈“谬误”很容易理解,因为该领域经济学的确存在太多的谬误了,正如黑兹利特在他那本自上世纪4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风行的、至今已有几个中译本的《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中说的,“在所有学科中,充斥经济学的谬论是最多的。这绝非偶然。这门学科内在的难度原本就高,再加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私利的特殊天性,使得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更加复杂艰难,以至于谬论层出不穷”。(《一课经济学》,3页,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他在1946年该书“第一版序”中说,当时主要国家的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都受到经济学中的谬论的深刻影响,剖析这些谬论也许就是领悟经济学的捷径。他还说该书主要致力于剖析、说明,没有什么原创性贡献,“相反,本书将不遗余力地去揭示,那些看起来令人炫目的创新和进步,实际上只不过是换了新装的古老的谬误,进而印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这句格言”。(VII)好一个“换了新装的古老的谬误”,说得非常到位。从“谬误”切入经济学问题,致力于对流行谬论和政府错误决策的剖析,约瑟夫·希斯的这本书与黑兹利特很相似。希斯在他的“引言”中认为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至今仍有较高的价值,是希望了解经济学的正确或错误方向的必读书,同时也指出他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怀疑。(6页)
希斯不像黑兹利特那样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铁杆成员,他并非毫无保留地拥护自由主义经济学主流思想和自由经济市场,但也反对某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粗暴认知和对国家干预主义的幼稚拥抱,而是更多地站在思辨性和批判性立场上看待市场经济体系的矛盾性和生命力,认为至今尚无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或必将崩溃。在该书中文版封面上赫然把“右翼观点”和“左翼观点”分列两排,看上去有点像左右开弓、准备各打五十大板的架势。其实不是,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感到忧虑,希望能找到更优越的经济制度,但是他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他不是泛泛地针对左派、右派的经济学,而是针对来自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经济学谬误”逐一辩驳。
该书原著出版于2009年, 原名“Filthy Lucre : Economics for People Who Hate Capitalism”,可直译为“不义之财:为憎恨资本主义者写的经济学”,现中译本书名的好处是使该书的内容更显豁地传达出来,但是丢失了作者在该书中反复论述的焦点——也是讨厌或憎恨资本主义的人所聚焦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带来的不义之财。但是,为什么要“为反资本主义者所著”呢?这个副标题使我想起那本《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哈耶克、诺齐克等著,秋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诺齐克在《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在人文学术界、媒体、政府机构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文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倒向左翼的,而且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虽然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得很好。他认为这需要解释,而且他也知道在他们所抱怨的具体问题上迫使他们承认自己的反对是基于事实没弄清或逻辑错误,也还是不能改变他们内心深层对资本主义的敌意。为什么?米塞斯说是缘于不成功者的怨恨,诺齐克显然不满足这一解释,他试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作出的解释是由于具有精英化倾向的资本主义学校教育体系所造成的结果。(参见该书61—68页)在此我们不继续讨论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只是想说明希斯这本立意要纠正经济学谬误的著作要特意“为反资本主义者所著”,在西方思想界和知识界中是一种有普遍性的语境,正如他在“引言”中说的,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反资本主义的道德直觉,因此迎合大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结总能赚钱,在此情况下只有经济学家对这种思潮的对抗是最为持久的。(3页)对于希斯来说,他认为不管反对还是拥护资本主义,了解经济学、祛除经济学谬误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本经济学通俗读物,作者以大量丰富的事例和非常清晰的逻辑思维以及生动幽默的语言对流行于右翼和左翼阵营的经济学谬误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剖析和观点鲜明的批驳。全书分为“右翼谬论”和“左翼谬误”两大部分,所选择的“经济学谬误”都有普遍性的思考意义,如资本主义制度是自发形成的秩序、刺激能起非常重大的作用、竞争总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物质奖励刺激、抱怨税收过高、以个人责任避免道德风险、坚信要价格合理公平、疯狂地追求利润是错的、应该同工同酬和共享财富等等。作者不是简单地直陈那些谬误如何错误,而是以反复铺陈的精细论述和左右辩难剖析谬误的思维陷阱和盲区,可以有效矫正人们对于经济观念和现象所持的错误观点。作者相信只要经过认真的思考,这些错误是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能避免的。那么对于读者而言,思考的过程就是刺激智性、消除成见和克服思维惰性的思想操练的过程。
第二章的标题“刺激能起很大的作用……除了不起作用的时候”有点小幽默,令我想起读初中的时候在小伙伴们之间非常流行的完全相同的句式“……除了……的时候”,比如老师在上面说“劳动是很光荣”的时候,我们在马上会在下面小声补充说“除了强迫劳动的时候”;或者老师说“读书很重要”(不知为什么大约在1971、1972年的中学里会批判“读书无用论”),我们马上会说“除了不重要的时候”。这种补充当然就是对前面那个陈述或观点的否定,奇怪的是那时的初中生怎么会有这种相当普遍的反叛思想。希斯的标题明确表示不同意“刺激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一绝对化和普遍性的表述,因为在他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在人们做出某些决定的时候,除了利益驱动的刺激以外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因素也可能起作用,这才是可以得到认定的人类行为的无原则性,与利益刺激并不是一回事。不否认外部刺激的重要性,“但问题是是否只有刺激起作用,它们的作用是否像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的那么大,经济学家一直强调的一些刺激类型是否具有人们认为它们应具有的解释力。”(27页)本章最后讨论的那个纽约出租车司机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天气不好的时候打车的人比较多,的哥的绩效收入就相对较高,因为天气好的时候打的的人会少些,的哥要花更多的时间“搜寻”乘客。因此,经济学的刺激理论通常会认为出租车司机都会在绩效收入较高的时候延长一点工作时间。但调查结果却是相反,因为实际上他们对于每天赚多少钱都有一个固定目标,赚够之后就提早收工,这才是他们的逻辑。其实这也更像是广州本地的哥的价值观:钱是赚不完的,够就算啦。希斯在本章结尾的时候说,“从本章内容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是人类心理是极其复杂的。经济学家们对于人类理性及人们对刺激的反应做出的一些传统假设过于简单化了。有时这种简化的模型能得出一些有效的、高度概括的结论;而有时它的结论就完全不着边际。”(41页)应该接着说的是,如果根据后一种结论做出某项公共经济管理的政策,问题就严重了。
第二部分“左翼谬误”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合理价格谬误——想要插手价格的冲动以及应抑制这种冲动的理由”,与人们在生活中的感受有更紧密的联系,也使我想起在过去我写的时评中的那些价格波动以及听证会等问题。希斯以一个例子开始讨论,当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出现油荒的时候,汽油公司的油价上涨是否合理?他的观点当然是很鲜明的:价格体系的正常运作就是要随着反映商品稀缺程度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你认为价格反映供求关系不合理的话,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你就是反对市场经济,因为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114页)尽管道理都明白,但是到了现实中面对经济能力分化悬殊的不同群体,在道德情感的驱使下都比较容易倾向指责坐地起价的行为,尤其是遇到突发情况或灾害的时候;另外,也更容易认同以政府补贴维持廉价的基本生活消费的公共政策。对于后者,希斯以加拿大政府以财政补贴维持大部分地区的低价电费为例,认为“很难找到一个比者效率更低的公共政策了。它不仅会导致普遍的过度消费,带来严重的环境后果,而且联系收入来看,整个政策是一种极大的倒退”。(119页)因为这种廉价政策实际上相关于每补贴穷人1美元的同时就要补贴富人2美元,因此他认为一种好得多的选择是让人们承担电的真实价格,而对穷人进行补贴。(120页)
在我们熟悉的现实中,当然远非所有的涨价都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更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调控都能获得更好的效果。比如几年前广州物价局召开“听证会”,论证停车费大幅涨价的合理性,我曾在时评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物价局负责人说涨价是为了“治堵”,市交委提交的论证数据称涨价后预计“近期可降低”车流量,同时还把“限牌”与停车费提价作为治堵措施。但是实际上一方面根据外地经验,涨价之初可能会有点效果,但随着车主对涨价成本的消化和心理变化,效果很快就不明显;另一方面因为“限牌”而使车主要花更大成本买车,就更不会因为涨停车费而少开车。面对买车与停车成本的同时大幅上涨,合理的预计不是车少开,而是违章停车现象会大幅增加;而各种违章停车又必然会带来新的“添堵”。另外,公车的使用不会受涨价的影响,在对公车使用缺乏真正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显然有可能导致公车私用趋势的反弹,治堵成本将会更加不公平地摊派在民众身上。更严重和真正应该质疑的问题是,在逻辑如此混乱、理据如此薄弱的情况下,物价局为什么要提出大幅涨价的方案?公共舆论很自然会关注涨价背后的利益驱动问题:谁是最大的获利者?物价局是否在利益链条中充当着什么角色?在当时可供选择的涨价方案中,无论选择哪个方案,路边停车的咪表收费都是铁定大涨的。而咪表停车体系的投资建设者是广州市城投集团和市财政,而具体经营权则通过招标由两家公司分揽,全市咪表每年为政府带来收入2 .34亿元。无庸讳言,市财政将是涨价的重大获利者。理论上的说法是咪表停车的收入应用于公共停车场的建设,从而逐步减少路边咪表停车而“还路于民”,但是实际上一直以来占道咪表停车却是不断扩大。公众无疑更加迫切要求有关部门彻底公布过去这笔收入及涨价后的增加收入的具体去向及详细账本,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问题很清楚,希斯对“合理价格论”的批判和对公共政策在分配方面的考量都是针对市场体系与公共政策体系的关系与作用都相当明晰和运作规范的语境而产生的。因此,在我们像希斯那样努力清除“经济学谬误”的错误导向、认识市场经济的真实作用的同时,应该知道同样顶着“市场经济”标签的价格体系的真实属性早已不是姓“社”、姓“资”那么简单,因此要回到我们的生活语境中,不时弱弱地问一声:这是哪家的市场体系?希斯说,“关于经济学,人们犯了很多错误,弄清这些错误对于任何想使世界更美好的人来说都是必经之路。”(15页)应该补充的是,很多看起来是经济学的错误,其实并不仅仅关于经济学,要弄清这些错误的路径也就不能局限于经济学之内。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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