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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中国|演员⑧何冰:现在演艺界的一些人没手艺谁都知道

方子春、宋苗

2018-05-30 17:31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颜值时代,演员能否将提升自身修养当作职业信仰,关乎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未来。
2018年4月,楚尘文化策划出版了演员方子春和丈夫宋苗合写的《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中信出版集团发行),书中展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蓝天野、吕中、朱旭等41位“人艺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更有吴刚、濮存昕、冯远征、杨立新、何冰等人的口述实录。
作者方子春是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方琯德的女儿,从小成长在人艺的大院中,亲眼目睹和见证了北京人艺的人和戏。她在书中为读者展示了这些演员荧屏之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看完41位人艺人的经历,你会对“戏比天大”、“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和“一棵菜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刊发的是演员何冰的口述。

何冰
何冰,认识多年,他与我哥和我都合作过。快人快语,能说能侃,笑声爽朗。1968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喜欢表演这个行当,八九岁时就想当演员。1987年考入人艺在中央戏剧学院的代培班。同学有徐帆、陈小艺、胡军等人,此班由人艺的苏民、童弟等艺术家授课,为剧院培养定向人才。1991年毕业时有10名学生分到了北京人艺。当时的何冰内心充满了阳光,考上了大学,也找到了工作,而且是进入北京人艺工作,要知道北京人艺门槛有多高呀!比如林连昆先生,在他人生后来的阶段是多大牌呀,可在剧院内还是被称作“小林”。董行佶先生,那是大师级的人物,到死也叫“小董”。黄宗洛先生的夫人尚梦初至今八九十岁了,人们还是叫她“小尚”。还有灯光专家方堃林“小方”了一辈子……总之,人艺谱大啊,人才济济,初进人艺的小青年除了仰视,头都是懵的,能和大师们一起工作是何等的幸福与自豪。
何冰说,当年刚毕业后最想干的是把老师教的知识快点儿变成人民币。要先吃饭呀!实际上,老师所教授的内容暂时用不上,那是原理,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悟透。像播种一样,需要在心中有一个生发成长的过程。吃饭问题和得到社会的认可是矛盾的。何冰也曾怀疑过,学校的教法对吗?这么多年过来,才算真正体会到学与用的内在联系。急于求成的何冰和所有演员一样,进剧院先跑龙套。他在舞台上猛“戳大杆儿”四年(在《蔡文姬》中演群众,站在台上举旗杆,俗称“戳大杆儿”)。此时在院外他已演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在学校时也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好学生。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何冰在剧院这样的境况里还真有点儿想不开。那时龚丽君已经是《北京人》的主演了,徐帆、陈小艺也担任了重要角色,虽说女生容易比男生早出头,自己还是不免有些想法,觉得老天爷待自己不公平,觉得剧院领导难为自己,觉得导演看不起自己。戳了四年大杆儿也让踌躇满志的他从内心一团火的青年变成了满肚子牢骚的怨妇。现如今何冰不这么想了,回头看看,这是一个演员成长的正常过程。
何冰平静地告诉我:“人呀,不到四十总是觉得自己卓尔不群很了不起。只有用岁月,用时间来打磨一遍,有了经历,见过人,见过事,见过自己的内心,再看看别人,你才知道自己冤不冤。”何冰感慨地接着说:“我们这一代人太不冤了,我们是时代的宠儿。”是啊,看看人艺培养出来的这些青年演员,现在活跃在舞台和影视界的,都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能挑得起大梁的人。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不冤”这四个字的分量。
人艺对何冰影响最大的是“二林”:导演林兆华和演员林连昆。在台上何冰和林连昆老师演了好几百场戏,《鸟人》和《北京大爷》。同台演出时,何冰看到了高度,学到了林先生在舞台上的走路、喘息、语言、组织等一整套表演方法,不是模仿,是方法。在北京人艺没有特定跟某位艺术家学戏的制度,在和众多老一辈艺术家排戏、演出、日常生活中,要自己有心默默地学习。何冰明白,你不用看各位艺术家的高度,衡量的是青年演员自己内心的高度,你拿谁作为学习的高度,这是最要紧的。比如和朱旭老师演《北街南院》,那时正是非典时期,全北京都“关张”了,只有北京人艺演出。那戏演得空前成功,剧场内人声鼎沸,知道是看戏,不知道以为看球呢。这里就有艺术的高度,没有高度怎么可能有这番景象。
何冰在人艺演过许多部戏,经历过四位话剧导演,除排演过任鸣、李六乙、徐昂三位导演的四部话剧之外,其余的话剧都是由林兆华导演的。是林兆华导演帮助何冰拆掉了内心中的“第四堵墙”。在舞台上,室内布景只有三面墙,将台口称为并不存在的第四堵墙,它试图将演员与观众隔开,使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一个优秀的导演要帮助演员拆墙,启发演员做到心无杂念,演无痕迹,进入人物角色,从而感动观众。
何冰忘不了初上舞台的感觉。他站上舞台,就脚下一块儿是亮的,面对着台下黑乎乎的一片,好像一个大黑窟窿似的。窟窿里有一千多张脸,静静地坐着,用一千多双眼盯着你,审视着台上的自己。他怎么想都觉得不公平,这太可怕了。好似一个人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开始自己生活了。生活中可能会有家长站在你身后,对你说:“走吧,孩子,没问题,哭了回家来,妈给你做饭吃。”有的人有这种幸福,有的人没有。在舞台上,林兆华永远是何冰的天使,大导永远是在默默地说:“孩子,去吧!安全,勇敢地站在那。”何冰的内心在问:“您给我预备了什么?”大导指指舞台,可此时台上什么都没有,台上是空的。林大导这样做是为了让演员不要靠外部的东西去建立,完全靠演员自己的内心去建立,从而历练了演员的胆量。何冰经过几番磨砺,从对舞台虚无的恐惧到内心的丰满,再和其他人演戏就太简单了。
《狗儿爷涅槃》剧照(摄于1986年),(右起)林连昆饰狗儿爷,马恩然饰祁永年。
林兆华排的戏完全和老先生们不一样,有大的审美样式,完美的舞台呈现。对演员在方向性上有要求,美学样式上有把控,但落到表演上比较自由。好比初学游泳,到池边后,将你一脚踹了下去,要么淹死,要么学个狗刨,先活下来。
这段时间,有了林兆华的指导,又有幸近距离观察林连昆老师的表演,何冰把学校的知识附着在具体的角色上,理论和实践在舞台上有机地结合,自身慢慢地产生了变化,得到了升华,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对我说:“北京人艺是我第二个家。”同是家里的孩子,北京人艺是不会埋没人才的。何冰曾在北京人艺的话剧《李白》里跑龙套,只有一句台词,喊一嗓子“报—”;在人艺经典剧目《鸟人》中的饰演黄毛,仅仅7分钟。可就这7分钟让人艺的老前辈发现“这孩子会演戏”。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到了1996年,何冰熬到工夫了,机会自然也就来了。
1998年,何冰因小剧场话剧《雨过天晴》获得第十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何冰的话讲:“给我机会,我就得奖”。得奖后,就像小孩得了三好学生,多高兴呀,一心想去领奖,天天就等着剧院的通知。他遐想着院办的人拿着机票跟自己说:“何老师您住哪,到那和谁联系……”光荣地穿着新衣服上台去领奖。结果今天没有,明天不来,最后就一天时间了,剧院也没人搭理他。何冰终于忍不住了,找到院长刘锦云说:“请一天假行吗?”“你干吗去?”院长问。“我领奖去。”何冰回答。院长奇怪地看着何冰问:“你还去吗?”“什么意思?”何冰心想,我获戏剧最高奖了呀!但他没说出口。沉默了一会儿,院长低声说:“哦,去吧,去吧……”他理解年轻人初次获奖的兴奋。不让去吧,对个人讲有所失落,谁得点儿成绩不都想让别人夸夸嘛,得。“去吧,就一天,回来排戏。”后来何冰咂摸出味儿来了,历来北京人艺就拿得奖不当一回事,太多啦。在别的地方,得个梅花奖就不得了了,在北京人艺是极正常的普通事。之后的十几年当中,何冰在三十六岁之前,把中国所有的话剧奖都拿到了,梅花奖当时已得了两回。这是他不断进取,努力学习的结果。他却再没有为领奖分过心。
1991年,何冰进剧院时,赶上《李白》上演。观看吕齐老师排练道士吴筠,老师从对完词儿,“下地”的那一刻,到第一次走上舞台,无论演出多少场,那人物把握的,好比射箭“嗖”的一箭就是红心,自始至终在人物的准确性上没有任何偏差。说排练,那就是等着你,在排你,不是排他。何冰当时看得目瞪口呆,真神了,这怎么可能?下场子就能有人物的东西?可老演员就是能做到一开始就牢牢地拿住人物核心的东西,可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说法一点儿不假。年轻演员背词就要半个月,对词磕磕巴巴,下了地再找调度,戏都演了几十场了还稀里糊涂没找到北呢。人家老先生不是,一上台就来啦,活灵活现。何冰说这一手,自己今天也没做到。
后来发现,这事儿不光吕齐先生会,林连昆先生也会。1993年排《鸟人》,等“二林”来排戏。先等导演林兆华,后等在外拍电影的林连昆,一等就是两个月。何冰在戏中饰演黄毛,副导演带着住宿舍吃食堂的孩子们先行排练,对词走位动起来。林连昆先生来后他要怎么演谁也不知道,孩子们就这样大致把第一幕先排出来了。终于有一天,林连昆老师回来了,导演说:“老爷子,我们给您走一遍,您瞧瞧,跟您没关系啊,我们是这么弄的……”给先生走了一遍他们排的戏,先生抽了颗烟,导演说:“老爷子,来都来了,比画比画吧?”林老师客气地说:“我这岁数了……这词儿呀……错了可……那就比画比画。”只听导演一声“开始”,就听后面“呵—”的一声,整个排练厅内就愣了,哑然无声,就是后来观众见到的三爷出场了。下地人家就有!您所有的调度?“呸”,不管你排的那个,在场上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就像一盘磨一样,“嘎吱”一下,就转起来了。就像观众看到的首演,戏活了起来,要人物有人物,要节奏有节奏,这是何冰记忆中一次伟大的排练。
《鸟人》剧照(摄于2009年),(露脸者左起)徐白晓饰马料儿,王堃饰朱点儿,马星耀饰黄胆,何冰饰三爷,张福元饰百灵张。
同样是《鸟人》这部戏,三爷给杨立新饰演的查理讲京戏,连昆老师开始的表演是大开大合,站丁字步、拉山膀、收腹立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板有眼。明眼人一看这几下子,就知道演员有功夫。后来林先生不这么演了,冲着查理耐着心烦儿,小动胳膊,仔细道来:“坐可有个坐相,乱来可不成。”何冰就问林先生,“为什么不那么演了?怎么差这么些呀?”林先生向何冰招招手,“来来来”,把他带到一旁,轻声说:“那样演,不对。打比方,如果是个小孩儿,四岁,问你话剧是个什么呀?你是跟他说声、台、形、表,还是跟他说装猫像猫,装狗像狗呢?”先生说着,好像何冰是那四岁的孩童,他装作猫装狗地逗着。何冰答:“肯定说装猫像猫了,他是小孩儿呀。”林连昆先生说:“对呀,查理是个外国人,他哪懂什么是京剧呀,戏里我是京剧大师,还犯得上跟他使那么大劲吗?”这一下,让何冰记了一辈子。如果大开大合站丁字步拉山膀,这一刻的演员是在演自己的手艺,不是演这个人物。如果演的是这个人物的话,就会放弃在观众面前秀的机会。稳稳地站在人物上演,褪去一切哗众取宠的念头,这就是艺术大师的胸怀与高度。
随着老先生们的年龄渐渐大了,年轻演员经过多年的历练,从演戏到做人都趋于成熟,逐渐从舞台的边上往中间蹭,最终站到了舞台中央。当何冰真正在人艺舞台上挑大梁已到了2003年,在话剧《赵氏孤儿》中饰演主要角色程婴,此时何冰到剧院已有十多年了。对他来说,舞台上新的挑战是如何在角色创作的过程中,寻找忘掉自我,诠释角色的高度。
何冰回忆,2009年,他接演了《鸟人》中林先生饰演过的三爷一角。在首演的前夜,何冰真的在黑暗中看见林连昆老师出现在他眼前,反反复复就是一个画面,老师穿着包公的衣服—一身官袍,带着官帽,独自站在舞台上,静静地看着坐在观众席的何冰,两人默默地相对,一言未发。第二天,何冰穿上了写有“林连昆”三字的戏服,登台扮演三爷,从这一刻起,何冰正式迈进了北京人艺主演的名单。
我被何冰这位北京大爷连说带比画地侃晕了,听他“呵”“叭”出着响动的描述好似听书。排练场加舞台,熟悉的人和地儿在我眼前活起来,大有身临其境之感。接下来何冰聊得更生动。
他说,剧场的考验对演员来说太极端了,几乎让人无处可逃。你站在舞台上,今儿有千儿八百的人在底下坐着呢,一是不容出错,二是观众冲您来的。这时候,您装,您往哪儿装啊?您还能回后台是怎么着,大幕徐徐拉开,光渐渐地亮起来,演员往那儿一戳,为什么一戳?上台那会儿是一个极限状态,得把戏奔下来呀,演戏需要技巧,演员可以躲在技巧的后面。北京人艺不是这样的,她把演员放到舞台上,那是最危险的地方,一招一式,一言一语,都瞒不过观众。你必须把自己掏出来搁在舞台上,那才是安全的。
《窝头会馆》剧照(摄于2009年),何冰饰苑国钟。
2009年演出《窝头会馆》,有一天何冰受伤了。《窝头会馆》集中了北京人艺五位重要的演员,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和徐帆,何冰饰演苑国钟(苑大头)。戏中有一段戏要扔酒瓶子,基本是五场碎一个。那天何冰估摸瓶子该碎了,想着扔远点儿,没想到一出手瓶子就碎了,血立马就下来了。他赶忙用棉袄一捂,袖口一攥,里面的血立马满了,再转身,血泼了出去。一下子血流得太多了。对面的宋丹丹一激灵,瞬间就出戏了,她感觉到了危险,担心何冰站不住,只要一晕倒,就关大幕不演了。何冰此时插了句题外话,说:“丹丹真是好人,突发事件的一刹那,就看出人内心的善良。”他接着讲述。台上的何冰定下神,体会了一下,感觉自己没问题,用眼睛告诉宋丹丹没事。之后他坐在皮箱边接着演,边幕站满担心的人。后面四五分钟的独角戏何冰集中精力地演完了。谢幕后,到医院去缝针。回到家已是午夜时分。他回味起刚才四五分钟的戏,感觉太美妙了,怎么演这么好呀……心里怎么这么干净呀……想了一会儿他知道了,因为当时心中没有跟观众抖机灵的杂念,没有逗观众笑、没有自我表现的想法,既不巴结观众,也不巴结戏,只想着静悄悄踏踏实实地把戏演完。这是非常美妙的时刻,是禅修的境界,心静如水,所以浮在上面的心火和情绪全部落了下去。因为你受伤了,害怕了,没有产生杂念的机会了。此刻何冰才理解于是之、林连昆在台上的荣辱不惊,原来心里是这么一种状态。他想明天一定还这么演,可第二天上台再找状态,结果是该怎么还怎么,什么也没找到,昨天的感觉没有了!于是他明白了,因为昨天有外力,如果可以主动做到那种状态就厉害了,原来修为的道路还有那么远,表演的境界还需要修炼。
何冰认为,他现在有的功夫是嗓门能听见了,舞台调度极其合理,演技娴熟,人物清晰,该有包袱有包袱,该动情动情,都做到了,可这不是最高峰。最高峰是心如止水,荣辱不惊。我看着何冰,静静地听着,体会着,没想到,一个表面不拘小节的人,内心竟是这么丰富。
何冰想继续说明这个问题,话锋一转,谈到1992于是之先生主演《茶馆》,最后一次登上人艺舞台的情景。当时是之先生的手是抖的,腿也在抖,演着演着,他卡壳了,说不出台词,蓝天野老师巧妙地接了下去。是之先生望着已出场的郑榕老师,叫不出“常四爷”,郑榕老师看见是之先生脑门子上的汗呀,“哗哗”往下流。是之先生还在第一场就把第三场的词说了,可观众还是看得如醉如痴,何冰想,于先生怎么拿得住观众的?怎么那么好呀。
通过这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例,何冰深有体会地说,演戏的未来不是对技巧和理解力的要求,而是对自己的打磨,你自己可以活到什么份儿上,技术解决不了。活得好,才能演得好。犹如大书法家写字,烟火气全无,静静的。我那天是在首都剧场二层的一间小贵宾室采访何冰的,晚上要演出《白鹿原》,下午剧场里空无一人静悄悄,我被他的话感动着,回想着那场于是之先生在舞台上的绝唱。
我问何冰:“你在外边有那么多机会,收入也多许多,你觉得干演员,在舞台上值吗?”他看着我,说:“影视的表演,全部的营养来自舞台。没有舞台的锻炼,是不可想象的,说话剧过瘾,就在这儿。”接着他讲了两个小故事,通过这两个小故事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戏剧的魅力。
话说2011年演《喜剧的忧伤》,何冰饰编剧,陈道明饰审查官。一天,演出结束后走出剧场就看见几辆警车停在那儿,闪着灯,不知是怎么了。第二天一问,原来全剧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在第四幕第50分钟的时候,一位观众正看戏,旁边坐着一小偷偷东西,被偷者“梆”的一把将小偷抓住,对小偷说“你不许走”,随即请场务员报了警,两人接着看戏。一个被偷的,一个贼,两人手拉手看着戏,还一块儿乐,一直到把戏看完后,警车接走。
《喜剧的忧伤》剧照(摄于2011年),(左起)何冰饰编剧,陈道明饰审查官。

再有一次,在天津演《窝头会馆》,第一幕刚开始,台上就觉得台下怎么这么乱呀,转身用眼偷着一扫,只见在剧院两阶之间,俩爷们儿在地上滚着抡上拳头了。边上的观众还小声地劝阻:“别出声,别出声。”俩人应了“好好好”,憋着声继续打。
何冰回想着当时的情况,一边笑,一边说:“一个演员面对这样的观众,难道不值得吗?怎能不玩儿命地表演呢?”
还有一次,何冰陪弟弟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考完试后没事了,那时又没在外面吃饭的钱,晚上何冰还有演出,就到食堂吃饭吧。下午就一起来到了剧院,当时是4点45左右。何冰随口对弟弟讲,干文艺这行不容易,这会儿,可能有的老先生已经来了。弟弟不信:“7点半开戏,这会儿还差着三小时呢!你说得过了吧。”何冰拉上弟弟到后台一瞧,林连昆先生已在那儿了,沏了碗茶,点了根烟,抽几口,喝口水,慢慢地默戏找人物的状态呢。你说和这样的先生同台演戏怎么能不进步,怎么能不努力嘛。二十多岁的孩子本就想学好,很快就会归到剧院的传统里。演戏,好好排练,演好点儿。做人,实实在在,真诚点儿。两个都做到了,再加上勇敢地面对观众和自己,怎么会不成为好演员?
人在世上生存,都会掩饰,不会全部袒露自己的内心。在人艺的舞台上不是,真诚是光荣是尊严,在这个团体里生活,演戏和做人一样,需要真诚,再真诚。你会发现,真诚的人在人艺受欢迎。
何冰说:“你问我在剧院演话剧,值不值?我愿意回剧院演戏,只是希望剧本难些,更艰涩点儿。年轻时害怕困难,中年是渴望困难。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困难是让我前进的真正原因。”他非常热爱这行,总念叨没干够,没干够。期望只要身体还好的情况下,永远在舞台上。如果有一天两个小时顶不下来,希望表演的密度越大越好。如果第一幕有半小时,只要占几分钟的集中表演,就不错了。做到能享受心如止水平平静静的表演,和观众一起共赴“戏剧天堂”。从这一点来说,一辈子也不应该对生活有所抱怨。谋生手段和自己的精神境界完美地合一,这是多大的福分。
何冰最高兴的时候是拿到剧本的一刻,话也密了,走路也快了,事儿也多了,媳妇一眼就能瞧出来。何冰认为,目前来说,北京人艺还是离表演真理最近的地方。现在演出通用的手段是商业,是资本运作。社会多元的文化,使得剧院不能一家独大。可是作为一个剧院来讲,北京人艺依然是非常棒的。何冰说,回过头看自己,就是喜爱舞台,舞台表演最上心,他有站在舞台上表演终生的冲动。
我又问他:“你不光在舞台上,在镜头前,在影视圈的成绩也很突出,你谈谈这个过程好吗?”何冰想都没想答道:“演员经过舞台的历练,再到镜头前表演,太安全了。影视可以重来,戏一遍遍地拍。只是需要卸掉演员自身的一切伪装,从舞台到影视,表演上就像扒层皮一样。”
我又问:“你一定有许多难忘的经历,举个例子吧。”何冰想了想:“例子嘛……就说说1996年吧。”
1996年拍电影《红棉袄红棉裤》,当年何冰不到三十岁。农历大年初六,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剧组来到北京斋堂,20多天后拍最后一场戏。夕阳西下,机器架在对面山头上,拍这边山路上日本兵骑着马,马后面用杆子拉着双手被绑着的何冰扮演的队长一路前行的一队剪影。那时还没有什么抠像啊,借位啊,甚至替身,一切全来真的。那天从这山头拍到那个山头,拍摄距离相当远。又是剪影,其实什么服装都不穿也看不出来,可那会儿不行,要的是真实。开始造型。服装师先把何冰身上的服装撕吧撕吧,撕成片儿似的,这还不够,还要有从死人堆中拽出来的效果,要用“血浆”做效果。化装师上前说:“兄弟,对不住啦。我只能保证血浆没毒,到嘴里随便吃,用箩筛过的细土不会把你划伤,哥哥只能做到这了。”说完,三个化装师拿了几瓶血浆“咚咚咚”从头上往身上淋,旁边有人“哗哗”的往头上、脸上、身上攘细土,然后用报纸在身上来回抹。数九严冬,山里的黄昏,气温零下二十几度,身上立马儿挂满了冰碴子。那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何冰笑着回忆说,要赶是现在这岁数,还不弯回去了。
那日,天色已暗,大队都走了,去对面山头上拍摄去了,只剩何冰跟群众演员在这边山头上灌冷风,从下午4点拍了四个小时。当兄弟们回来营救时,人已经冻得没戏了。制片打着电话高喊:“烧水!烧水!赶快救救这‘孙子’吧。”何冰说起这段事儿,我听着都冷,可他却一直开怀大笑着,称自己是“傻小子”,笑谈救救这“孙子”吧。可我却笑不出来,我知道斋堂的冷。我也大冬天在那里拍过大夜的戏,就在过了一线天的山坳里,跑了一夜的旱船。每当导演喊停时,我的头上直冒热气好像戴了个蒸气帽,周围的人看着我一阵哄笑,笑声未落,汗水又结成水珠挂在头发上成了冰碴,湿头发成了小冰柱,而里边贴身的衣服被汗水湿透,冷风一吹,全贴在身上,外面的棉袄结了霜,寒气入骨浑身打哆嗦,当晚戏没拍完我就发高烧了。
想想何冰,他不是在山坳而是在山顶上,浑身无棉,又被沙子、血浆弄得没人样儿,又绑了四个小时……我除了心疼,只能说,他不成功谁成功!这不能不说是北京人艺给他打下的认真演戏的基础。
北京人艺对人艺人来说,是个家。在外边再风光的人也愿意常回家看看。人们常说北京人艺是京腔京韵,其实不然:马恩然一辈子没改过来大葱味,朱旭是沈阳普通话,刁光覃的曹操、方琯德演的伊索讲的是安徽音……拿北京话作为北京人艺的标签何冰觉得是不恰当的。北京人艺的演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包容了很多文化元素在其中。有延安来的欧阳山尊、赵起扬,有上海来的舒绣文、吕恩、方琯德,有香港回来的杨薇和平原,还有从敌后演剧队来的田冲、刁光覃、朱琳、胡宗温,有北京的地下工作者蓝天野、苏民,等等,他们都说着南腔北调,是焦菊隐先生把这些人聚在了一起。焦先生说:“剧院的名字一定要有‘人民’两字。我们要建立一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提出的“一棵菜精神”,带领来自五湖四海为艺术走到一起的人们下生活、走基层,演观众喜闻乐见的好戏。
何冰动情地说,北京人艺就像家一样,“父亲”就是焦菊隐,“母亲”是老舍,他们哺育出一批艺术家,他们给予的财富直到今天还在花。下面就要看谁能真正地带领大家继续向前冲。现在,人艺天天在演戏,但都是北京话、京味,就都那么好吗?我看也有不好的地方,要是成为一种壳,刻意地去追北京味就错了。京味不解决问题,真正话剧里的内容应该是理解,是人情链,是对生命的体会,用最真实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在这个大家庭中,让何冰感受到的不光是艺术上的不断升华,还有亲人般的感情。人们每天一起工作、吃饭、外出演戏,还要一起生活。吵过、闹过、恨过、爱过,人与人之间有几十年割舍不断的情感。
记得,一次去南方演《古玩》,因谭宗尧病了,何冰替演金鹤鑫这个角色,穿戴都是谭宗尧的戏装。剧组到了深圳,大家在屋里打牌,其中有任鸣导演。突然电话铃响了,何冰离电话近,拿起就接,对方讲:“任鸣在你那吗?”“在,等等啊。”何冰顺手把电话要递给任鸣,任鸣没接,把牌往桌上一摔,说了声:“完!”推门就出去了。电话传来的消息是“谭宗尧病逝了”。
第二天开会时要说一下这个事儿,赵崇林主持,他平时和谭宗尧死掐。可这会儿,刚说到“各位”他就讲不下去了,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大家觉得谭宗尧就在台上。北京人艺这些同事,打是打,闹是闹,到了此刻,心情是非常难过的。“原来我们打架是假的,所以活的时候别打架。”听到何冰说到这,我眼泪一个劲儿在眼眶里打转。
何冰接着回忆。一次《茶馆》巡演,从成都转到昆明。山路难行,运景时间长,人员先到了,空闲时间放了假。第二天该演出了,李光复母亲去世了。李光复年幼失去父亲,兄妹二人由母亲一手拉大,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后台主任四处打电话怎么也找不着这人。这戏还演不演呀?一开场大傻杨话一完,第一句词可就是李光复的啊。大伙儿看着后台主任,主任坚定地说:“演,正常演,到台上再说。”7点半开幕,6点45分,李光复到了,眼睛和烂桃似的。他一句话没有,“啪”往那一坐,一笔一笔地勾着脸儿赶紧化装。这时没有一个人说话,每人走过光复身边时,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或攥攥胳膊,给以无言的慰问。何冰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这一刻坚信他会来,我们了解他!演出之后我们了解到,为了不误晚上的演出,李光复没有给母亲停三、五、七日再下葬,而是在母亲过世的当天,处理好后事,赶飞机到了昆明。
这使我想起了杨立新母亲去世的情景。立新的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母子连心。母亲去世的当晚有演出,他谁也没告诉,把眼泪一擦照样去了后台。是他太太放心不下,悄悄给同事打了个电话,大家才知道。见到立新走进后台,没有一个人问他,只是拍拍肩膀,握握手。立新从人们的眼神中看到了关爱与温暖。如果说父母是天,这不正是戏比天大吗?何冰说,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人艺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我们是这样的,演戏是这样的。
是啊,北京人艺是这样的,演戏是这样的,可现如今社会的风气却不是这样的。谈到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小鲜肉”,何冰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一点抱怨。
他说,我们都年轻过,虽然不是小鲜肉,但演技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有小鲜肉现象是时代的恩宠,说明国家进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一辈艺术家整整停滞了十年,那是正值年富力强,生气蓬勃的黄金十年呀!他们到哪儿去哭,到哪儿去告状!大家把小鲜肉片酬的问题歪曲了,其实这不是片酬高的问题,因为片酬的数字太惊人了,把大家的视线带走了。关键点是要有与高酬薪相匹配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品质。新中国刚成立时马连良两次降薪整1200元,那时普通老百姓工资十几块,可人家有本事,配呀,大伙谁也不说他挣得多,都没意见。只要有相应的手艺,就应有高待遇。现在演艺界的一些人没手艺谁都知道,他们还没学呢就被扔进了市场,他们不是演员,只是充当了为老板赚钱的工具,这不赖他。审美审美,美是审出来的,大家审美的标准变了。演戏这事不是强制性的工作,必然离不开观众,投资方、制片人、导演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干,一定有原因。一个孩子没礼貌,你说这是孩子的原因还是家长的责任呢?我看其中70%的问题在家长。对于这些年轻的艺人,不用为他们多担心,生活会教育他们。日子慢慢地过,艺术这碗饭能养小也能养老,自己能否吃好老天爷给的这碗饭,全在自己的悟性。
是啊,全在自己的悟性。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看来光做到认真演戏,清白做人还不够,还得不断地攀登。预祝心有大志的何冰兄弟早日达到顶峰!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书封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何冰——勇攀高峰)
责任编辑:田春玲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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