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巴勒斯坦和BDS运动：问责、责任和有效团结
【编者按】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此后，巴勒斯坦将每一年的5月15日视作“浩劫日”（Nakba Day）。
2018年5月14日，由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美国驻以色列新大使馆举行开馆典礼，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女婿库什纳出席。
同一天，为抗议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并纪念“浩劫日”七十周年，数万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巴以边境地区举行抗议活动，并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当天至少有58名巴勒斯坦人在多地爆发的冲突中死亡，超过2700人受伤。第二天，巴勒斯坦民众继续在多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并与以色列军警发生冲突，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士兵打死，约160人受伤。
201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BDS）联合发起人欧麦尔•巴尔古提（Omar Barghouti）先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发表题为《英国、巴勒斯坦和BDS运动：问责、责任和有效团结》（Britain, Palestine & BDS: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Effective Solidarity）和《巴勒斯坦的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 in Palestine）的演讲，两场演讲使用的是同一份讲稿。
巴尔古提在演讲中将前一天发生在加沙地带的惨剧和以色列加紧修建非法定居点等系列举措称作“正在发生的2018年版浩劫”，并介绍了由他参与发起的BDS运动的活动宗旨和目标，即结束1967年以来以色列对巴领土的占领，终止符合联合国定义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行径，维护自1948年起被赶出家园和领土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
欧麦尔•巴尔古提1964年生于卡塔尔一个巴勒斯坦人家庭，在埃及长大。1982年起在美国生活11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1993年迁居以色列，后于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哲学（伦理学）硕士学位。拥有以色列永久居民身份。BDS运动由上百个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于2005年7月联合组建。
以下是巴尔古提的演讲稿，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西亚阿拉伯国家研究项目”经演讲者本人授权后翻译。演讲文本取自巴勒斯坦团结运动（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组织网页，文中前两个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其他小标题为原文本所有。
刊出该演讲稿仅出于提供观点之考量，并不代表我们认可其中主张。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今天不仅是“浩劫日”（Nakba Day）七十周年，更重要的是，我们仍身处浩劫之中。
2018年版浩劫
昨天，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最新杀戮行为残暴至极。以色列狙击手有预谋的射杀，不仅造成数十名以和平方式进行抗议的巴勒斯坦人死亡，还造成2000多人受伤，包括200名儿童，很多人因弹头爆炸而受伤。这是一场电视直播的杀戮行为，表明以色列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施罪行，却不受惩罚。
在加沙遭受“血洗”的同时，美国政府代表和狂热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却在同以色列战犯欢快地庆祝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正式开馆，这些人无视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即不承认以色列对这座城市的任何一部分拥有主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原住民犯下罪行，而美国官方却前所未有地助纣为虐，历史将铭记这一针对易燃地带的大规模纵火行为。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已长达11年，甚至通过计算当地人均卡路里消耗量来限制食品进口，导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处于饥荒边缘。诚如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所言，以色列的封锁使加沙变成了一座“监狱”。联合国则指出，以色列的封锁使加沙地带沦为缓慢死亡的集中营，如果情况得不到改观，至2020年，加沙将成为不宜居住的地区。（戴维•卡梅伦，2010年5月至2016年7月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以色列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曾被美国国务院定性为针对巴勒斯坦公民在“制度上、法律上和社会上的歧视”，以色列当局制定了超过65部种族主义法律来确保种族隔离制度的实施。自2016年以来，以色列武装部队逐渐摧毁了内盖夫地区（Naqab/Negev）一个名叫乌姆•希兰（Umm al-Hiran）的巴勒斯坦贝都因人村庄，在其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甚至还将新定居点称作“希兰”（Hiran）。
以色列仍在继续否认国际社会公认的流亡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该群体数量占巴勒斯坦人总数的50%，其中大部分是难民。以色列正在加紧修建非法定居点，以抢占土地和进行种族清洗，这在被占的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尤为突出。以色列拆毁房屋、逮捕和虐待儿童、修建种族隔离墙和监视巴勒斯坦人活动的瞭望塔等行为正变本加厉。以色列一位诚实的部长曾坦承，制定这些殖民主义的压迫政策，目的就是为了使巴勒斯坦人活得“极其痛苦”，迫使巴勒斯坦人“自我转移”。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2018年版浩劫。
英国、欧盟和整个世界应当承担道义和法律责任
以色列当局实行占领、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犹太复国主义民兵始于1947年的一项工作：对巴勒斯坦进行全面的种族清洗。（大卫•本-古里安，生于1886年，卒于1973年，以色列首任总理，1948年5月至1954年1月和1955年11月至1963年6月在任。——译注）
今天的以色列可能不会像七十年前那样轰炸和系统性摧毁数百个巴勒斯坦村镇，或是犯下严重程度如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大屠杀和加西姆村（Kafr Qassem）大屠杀的冷血杀戮。为尽可能多地赶走巴勒斯坦原住民并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定居者殖民地，以色列的策略是一步一步地犯下这些罪行。（代尔亚新村是靠近耶鲁撒冷的一个居住着6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村庄。1948年4月9日，大约120名来自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武装的战斗人员在这里屠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107名巴勒斯坦人。加西姆村位于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边界的以色列一侧，是一个以色列阿拉伯人居住的村庄。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边防警察依据新实施的宵禁令，在这里屠杀了48名阿拉伯人，其中6人为妇女，23人为8至17岁的少年。——译注）
有了特朗普的白宫、美国国会空前支持其狂热政策以及欧盟可耻的同流合污，以色列变得极度醉心于权力，乃至于正在撕下单薄且破旧的民主面具。以色列不再掩饰打造一个巴勒斯坦版班图斯坦（Bantustan）的真面目，并将特朗普入主白宫视作埋葬巴勒斯坦自决权的难得机会，因而欢呼雀跃。（班图斯坦，意为“班图人的家园”或“黑人的家园”；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一部分，历史上是为南非或西南非黑人划出的属地。——译注）
我已故的祖母拉斯米耶（Rasmiyyah）和她家人曾住在风景如画的萨法德市（Safad），1948年，当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部队强行将我祖母一家赶出他们宽敞的住所时，我的家人对浩劫有了切身体会。这场浩劫造成的持久影响塑造了我和其他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后裔的身份认同。
这场浩劫的幸存者呼吁英国、欧盟和整个世界承担深刻的道义和法律责任，至少不要再伤害我们。
联合国认为，英国和欧盟继续与以色列进行有利可图的军火交易，同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和支持定居点扩建的企业开展贸易，这实际上违反了它们对以色列严重违反国际法不予承认、不予支持的法律义务。
欧盟和英国与侵犯人权的以色列企业、银行和机构之间维持着一个集军事关系、武器研发、银行交易和定居点贸易于一体的网络。欧盟每年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的商品价值达3亿美元，仅仅给这些非法商品贴上标签便已构成一种失职行为，暂且不论禁止这些商品的进口。
我们要求各国履行责任、团结一致，而非施舍。团结并不仅仅是一种平衡与殖民者竞争的手段，还是希望的重要来源。毕竟，压制我们的希望，并用绝望与挫败感来殖民我们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计划的一部分。1923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泽耶夫•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曾这样写道：
“世界上每一个原住民，只要还抱有摆脱被殖民化危险的一丝希望，就会抵制殖民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化要么停止，要么推进时不要顾及原住民。这意味着，殖民化必须超越保护原住民的力量，即藏身于一堵原住民无法攻破的‘铁墙’之后，才能推进和发展。”
这堵“铁墙”的要害在于，通过霸权和持续的力量向作为原住民的我们灌输一种意识，即服从以色列的不公正行为，接受反抗以色列压迫政权徒劳无望的宿命。
但是，正如我们今天在加沙看到的那样，有效的民众抵抗所产生的希望仍具有韧性，且正在扩散。几十年的流离失所并没有使巴勒斯坦人放弃抵抗，我们会继续抵抗压迫，坚持追求人人平等的权利。
这正是以色列拼命打压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BDS）的原因，该运动已成为巴勒斯坦民众抵抗的重要部分，也是国际社会声援巴勒斯坦争取自由、正义和平等斗争最有效的形式。通过有效展现实现上述目标的非暴力但现实主义的路径，BDS运动不仅坚持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还使巴勒斯坦人重新燃起了解放、正义与和平的愿望。（“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下称“BDS运动”。斜体为原文所有，下同。——译注）
BDS运动的方针：捍卫权利、非暴力
2005年，巴勒斯坦公民社会最广泛的联盟启动了BDS运动，呼吁结束1967年以来以色列对巴领土的占领，终止符合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定义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行径，维护自1948年起被赶出家园和领土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
这三项基本权利与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分布相对应：据2014年的数据，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占全球巴勒斯坦人总人口的38%，以色列国内的巴勒斯坦公民占12%，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占50%。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是难民或国内的流离失所者。
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尽管内部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最近也重申了其对BDS运动的支持。
自2005年启动以来，BDS运动受到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和美国民权运动的启发和深刻影响，今天已深植于数十年来巴勒斯坦民众进行的针对定居者殖民主义的非暴力抵抗中。南非议会议长巴莱卡•姆贝特（Baleka Mbete）最近表示：“与我们看到的（巴勒斯坦）领土被占的情况相比，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程度要轻得多。”
作为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获得者，BDS运动基于普遍的人权原则，一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歧视，包括反黑人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该运动主张，一个人的身份决不应削弱或限制其享有的权利。但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运动抵制的是共犯行为，而非身份。
作为一项包容性的运动，BDS运动正受到不同社区越来越多的支持，反对殖民统治的以色列犹太人也日益成为BDS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在揭露和提倡孤立以色列压迫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BDS运动的影响
自2013年6月以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已经意识到BDS运动在战略层面对以色列造成的影响，因此将全面打击BDS运动的任务指定给了新成立的以色列战略事务部。
摩萨德（Mossad）前局长沙沃塔伊•沙维（Shabtai Shavit）承认，BDS运动对以色列不公正的制度形成了“批判性”挑战。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也承认，BDS运动正接近一个“临界点”。（摩萨德是以色列官方情报机构，全称为“情报和特殊使命局”。——译注）
兰德公司（Rand）201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预测，未来10年内，BDS运动使以色列蒙受的损失可能高达60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
挪威、荷兰、丹麦等国的全球投资基金已先后从卷入占领行动的以色列银行或国际企业撤资。
2017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宣布采取措施终止同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合作，支持巴勒斯坦人通过BDS运动来追求自身权利。此前，西班牙数十个地方议会宣布自己是“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自由区”。
英国、法国、挪威和北爱尔兰一些城市的议会也推行了与BDS运动相关的措施。就在几周前，都柏林成为欧洲地区首个全面支持BDS运动的首都。
2015年9月，法国能源管理巨头威立雅（Veolia）成为全球首家结束所有涉及以色列非法行动的国际企业。此前7年间，BDS运动使威立雅在全球投标中的花费超过200亿美元。这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2016年法国电信巨头鲜橙公司（Orange）和国际建材巨头老城堡集团（CRH）等企业也先后退出了以色列经济。
随着美国多家教会、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 （UNISON）和全国教师联盟（NUT）等组织宣布不再使用惠普产品，惠普公司正面临一场滚雪球般壮大的全球BDS运动。
蒙受《金融时报》所称的“名誉损害”之后，全球最大的私营安保公司G4S向BDS运动的压力低头，决定不再参与多数以色列的非法生意。G4S已失去在约旦、挪威、黎巴嫩、欧洲议会、南非、哥伦比亚等地方和机构的合同。尽管如此，G4S仍然是BDS运动制裁清单上的首要目标，因其深度参与了对以色列警方的培训。以色列警方因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而臭名昭著。
2017年，挪威工会联盟（Norwegian LO）等国际主要工会联合会加入了BDS运动。
2016年伊始，联合卫理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旗下资产规模达200亿美元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基金宣布，停止对以色列五家最大的银行进行投资，并从其中两家银行撤资。美国的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和基督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等其他主要新教教会也都先后从美国和其他卷入以色列占领行为的公司中撤资。
荷兰第二大养老基金PGGM和丹麦一家国有养老基金先后于2014年和2017年从以色列五家最大的银行撤资。
如果没有多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进行抵制的倡议，上述抵制行动和BDS运动在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肯定无法实现，这些运动不仅向世界揭示了以色列野蛮非法的占领行径和殖民统治，还将那些同以色列当局沆瀣一气的高校和文化机构公之于世。
去年，以色列一家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奥斯卡奖得主是……BDS运动？》（And the Oscar Goes to... BDS?）的报道，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2016年，BDS运动举办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公关活动，之后，当年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26人中，无一人接受以色列方面的宣传性参访邀请，这样的邀请每一份价值5.5万美元。
洛德（Lorde）追随多名演艺界大腕加入BDS运动，2017年末到来之前，她取消了一场原本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演出。这一支持巴勒斯坦进行文化抵制的举动，使洛德一举成为同龄人中最负盛名和勇气的艺术家。（洛德，生于1996年，本名Ella Marija Lani Yelich-O'Connor，新西兰女歌手。——译注）
在“英国支持巴勒斯坦艺术家”（APUK）组织的努力下，包括好莱坞明星在内的一百多位艺术家在《卫报》签署了支持她的联名信，作为对美国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丑化和抹黑洛德的回应。《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场论战时总结道：“从现在开始，哪怕是安排在以色列的演唱会日期都会被视作是一种政治行为，更别提开演唱会这种事情了。”
在英国，已有1200多位文化界人士签署了支持文化抵制以色列的保证书，此前在蒙特利尔（加拿大）、爱尔兰、美国和南非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抵制倡议。
受此影响，2017年，特拉维夫LGBT电影节遭遇了一波国际人士取消出席电影节活动的“抵制浪潮”。（LGBT分别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译注）
西方主要大学的学生自治团体也投票支持BDS运动的各类抵制措施，包括从卷入占领行动的以色列公司撤资。
在美国，包括美国研究协会（ASA）、全国妇女研究协会（NWSA）在内的学术团体也都支持在学术上抵制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巴西、南非、爱尔兰、英国，意大利、美国等世界各国数以千计的学者都加入了这场抵制活动。
2013年，听从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科学家的呼吁，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抵制了一场以色列的会议。（斯蒂芬•霍金生于1942年，卒于2018年3月14日，英国理论物理学家。——译注）
在这一背景下，重申以下观点是重要的：巴勒斯坦人呼吁的学术和文化抵制是一种制度性的抵制。它并不针对以色列个人，而是针对那些被证实和以色列当局共同违反国际法的机构。因此，BDS运动不会侵犯学术自由或艺术自由。
以色列“最种族主义的政府”助推BDS运动成长
以色列压迫政权在学术、文化和经济上正日益受到孤立，这并不只是BDS运动的功劳，更多是由以色列自身行为造成的。
2015年的以色列大选选出了“最种族主义的政府”，这在无意间扩大了外界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支持，也为BDS运动运用策略争取这些权利提供了支持。以色列已经更加公开地站到了日益兴起的极右势力一边，其中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排外势力和反犹主义团体。
特朗普经常援引以色列的政策，以之为范例，来反驳美国国内对其在与墨西哥交界地区兴建种族主义隔离墙（内塔尼亚胡公开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签发难民和穆斯林旅行禁令、采用基于族裔背景的预警系统等政策的批评。
来自特朗普的重要支持阵营即“新右翼”（alt-right）的一位领导人甚至为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种族民族主义进行辩护，称之为“白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无疑是在暗指以色列的排外主义根基。以色列使犹太人定居点的居民享有高于巴勒斯坦原住民的特权，将那些来以色列寻求庇护的非洲人视为“癌症”，进一步暴露了犹太复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之间理不清的矛盾。
随着这种矛盾关系日渐清晰，美国八零后和九零后中的犹太人和广大公众越来越支持让以色列承担责任。2014年一项民调显示，40岁以下的非正统犹太裔美国人中，有46%支持通过抵制以色列使其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暴行，以色列裔美国著名女星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决定拒绝出席一个授予她奖项的以色列颁奖典礼，此举标志着这名年轻犹太裔美国人对以色列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很多犹太裔美国人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使他们不再向狂热、原教旨主义和军国主义日益高涨且罪行累累的以色列压迫政权妥协。（娜塔莉•波特曼，1981年6月出生于耶路撒冷，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本段涉及的事件发生在2018年4月。——译注）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半数美国人支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以使其停止扩建非法定居点。
以色列议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过种族主义法律，其政府部长采纳了不加掩饰的极右翼种族主义主张。此外，以色列的塞法迪犹太人社区首席拉比最近呼吁对“非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将其赶出“以色列的土地”。（塞法迪犹太人，是15世纪后期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的后裔。首席拉比，是犹太人社区宗教领袖拥有的头衔。——译注）
以色列政界和军界主要人士对该国堕入深渊深表忧虑。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称以色列“已被法西斯主义的种子感染”，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少将则将以色列社会的“反叛趋势”比作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对戈兰而言，幸好他不是英国工党成员，否则他可能早已被逐出工党！
2017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的受欢迎程度在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以色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偏离了主流的自由主义。鉴于66%的英国民众对以色列持消极态度，保守党政府怎么可以继续无视民意，继续同以色列沆瀣一气，犯下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
以色列绝望地转向麦卡锡主义
由于在草根阶层中输掉了反BDS运动的斗争，同时认识到BDS运动给巴勒斯坦人带去了希望，以色列于2014年制定了自上而下打击BDS运动的新战略，以取代过去仅仅通过给BDS运动贴标签和发动广泛宣传攻势的遏制策略。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麦卡锡主义。以色列的新战略通过法律战、间谍行动和升级版的宣传活动来妖魔化BDS运动的支持者，甚至将他们定罪。由于无法遏制BDS运动的扩大而心生绝望，以色列一位部长曾公开威胁BDS运动的主要人权活动家，声称要对他们进行“民事上的定点清除”。与此同时，以色列战略事务部成立了它所称的“抹黑小组”，对BDS运动进行污蔑。
但打击BDS运动对以色列而言并非易事。做了错事却逍遥法外的以色列政权正傲慢地试图法办抵制运动，进而压制言论自由。殊不知，BDS运动采用非暴力手段抵制不公正的策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以色列针对BDS运动的法律战也遇受重大挫折，欧盟和瑞典、爱尔兰、荷兰政府，以及大赦国际、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国际主要人权和民权组织，都将捍卫抵制以色列的权利视为言论自由问题。
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政府打击BDS运动最为积极。英国试图限制地方议会履行它们从牵涉以色列侵犯人权行动的公司中撤资的法律和道德义务。由于巴勒斯坦团结运动（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PSC）及其合作伙伴借助法律武器发起挑战，英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对BDS运动的打压。
任何看过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四集纪录片《游说集团》（The Lobby）的观众都会认识到，英国的以色列游说机器是多么具有颠覆性、腐败和蛮横，并了解到这部机器是如何脱身的。试想一下，如果俄罗斯的情报官威胁要“干掉”英国的一位部长，高傲的英国政府会作如何反应。然而，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却已经这么做了！（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高级政治事务官沙伊•马索特[Shai Masot]曾扬言要“干掉”英国负责外交与英联邦事务的国务部长艾伦•邓肯爵士[Sir Alan James Carter Duncan]，邓肯曾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犹太人非法定居点的政策。《游说集团》播出后，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马克•雷格夫[Mark Regev]向艾伦•邓肯爵士道歉。沙伊•马索特现已返回以色列，并从政府系统辞职。——译注）
据以色列媒体近期的一则报道，以色列秘密聘请了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帮助其在北美、欧洲和其他地区打压BDS运动活动人士的言论。爆料的是以色列律师艾特伊•麦克（Eitay Mack），他告诉刊发这则报道的报纸，以色列可能正在跨越“犯罪红线”。
跨团体、跨运动的斗争策略
BDS运动认为，平等是权利的关键，因此平等是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正如《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强调的：无论具有何种身份，最重要的人权是平等权。
BDS运动增强了巴勒斯坦与世界各地在争取正义和开展运动方面进行跨团体合作的有机联系。BDS运动从移民、妇女、工人、穆斯林、原住民、LGBTQI社区和黑人群体的维权运动中受到启发，这些群体相互团结，共同捍卫权利。（Q代表queer或questioning。前者指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群；后者指对自身性别、性身份、性取向发生质疑，不愿意被贴上明确性向标签的人群。I代表intersex，即双性人。——译注）
2016年，美国的“珍重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开始将BDS运动纳入其活动平台。“黑人支持巴勒斯坦”组织（Black for Palestine）2015年发布的一份团结声明表达了对BDS运动的支持，该声明由1000名黑人名人和活动家联名签署。他们在声明中这样强调两者间的联系：
“我们认识到，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时所体现的种族主义，同样被以色列用于对待该地区的其他人身上，包括不宽容、警察暴行和针对以色列国内非洲人的暴力。以色列官员将来自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的寻求庇护者称作‘渗透分子’，并将这些人拘禁在沙漠地区。以色列在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不知情或未允许的情况下，对他们实施消毒。这些问题要求我们采取统一行动，对抗反黑人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黑人支持巴勒斯坦”是一个由美国黑人活动人士组成的全国性网络，致力于支持巴勒斯坦争取自由、正义、和平和自决的斗争，总部位于美国底特律。——译注）
压迫我们的人比以往更加团结，我们受到的压迫比以往更加复杂交错。现在正是我们探索跨团体反抗的时候。分则败，合则胜！
英国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要终结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殖民遗产，就必须终止英国深入且持续地勾结以色列、在占领问题和推行种族隔离问题上维护和巩固以色列政权的举措。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最低限度是要向英国政府施压，令其停止与以色列的军火贸易，同时禁止进口所有与以色列定居点企业沆瀣一气的公司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发布的黑名单上的公司的产品。（阿瑟•贝尔福生于1848年，卒于1930年，1902年7月至1905年12月担任英国首相。1917年11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写信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沃尔特•罗斯柴尔德，表示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由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一表态被后人称为《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译注）
鉴于人们已经向以色列的大学和文化活动人士呼吁，要求它们向文化机构、作家和艺术家施压，以停止洗白以色列的占领和种族隔离行径，要使英国停止与以色列相互勾结，学生和教师们有必要向高校施压，要求它们停止与以色列高校联合开展军事和“安全”研究。
我们需要对市政厅、教会、高校等机构施压，要求它们奉行道德采购（ethical procurement）和投资指导原则，不与存在严重侵犯人权或严重不当行为的公司进行交易。我们希望看到牛津大学或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不再使用惠普的产品，这一天会很快到来吗？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发展BDS运动并扩大其影响。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捍卫BDS运动，挫败以色列及其狂热的驻英游说集团麦卡锡式的努力，防止它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污蔑BDS运动和破坏人们对该运动的支持，避免掉入单一防御模式的陷阱。最好的防御方法是基于反种族主义原则继续组织和推进BDS运动，使这种战略性活动像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那样成为主流。
结语
尽管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军事实力，以色列在美国国会和欧盟的影响力无可匹敌，打造出了首屈一指的宣传机器，并对每个批判其压迫政权的公民进行恐吓，但以色列终究没能打败或减缓BDS运动的发展。任何压迫行径、铁墙或混凝土墙都无法熄灭顽强的希望之火。
我曾答应已故的祖母要满怀希望、永不放弃，不管以色列的压制多么残暴，我都要为这一崇高的解放斗争贡献绵薄之力。一直以来，祖母的正义之心和面对压迫进行顽强反抗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在巴勒斯坦人能够过上有尊严、正义、和平与平等的生活之前，我将恪守这一承诺。你们卓有成效、富有战略意义和事实上的团结，可以使我们更接近那一刻。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西亚阿拉伯国家研究项目”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