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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张邦炜:成名于改革元年的学者——庆贺王曾瑜先生八十大寿

张邦炜

2018-06-08 09:46  来源:澎湃新闻

今天是个令人欣喜也让人感叹的日子。相识时风华正茂,而今王曾瑜先生已到八十高龄。同王先生交往多年,自以为对他相当了解。王先生道德高尚,学识超群,原则性强,富有正义感,是我从心底里佩服的学者。这些天,我常想:王先生哪些地方值得我学习,值得青年学友借鉴?长话短说,就我所知,仅凭记忆,举些例子吧。
王先生治学,至少有三个优长之处:
一是厚积薄发。在我的印象中,王先生40岁以前基本无论文发表。他在干什么?坐冷板凳,埋头苦读。“文革”期间,不少朋辈难免卷入,而他默默无闻,闭门钻进故纸堆,成天研习多达八大厚册之巨的《宋会要辑稿》,同事给他取了个“王会要”的绰号。1978年,王先生40岁,党中央号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年春天,科学大会召开,郭沫若先生热情欢呼:“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正是这年,王先生如坐东风,爆发了。他的《岳飞之死》《王安石变法简论》《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等多篇重磅论文接连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历史学》等顶级刊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王先生顿时名满学界。真可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此后势头更猛,锐不可当,新见迭出,著作等身。相信将来会有《王曾瑜全集》出版,据我估算,应当超过20册。不少学者认为,王先生“是继邓广铭先生、漆侠先生之后,又一位被国内外宋史学界公认的宋史大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济济,王先生脱颖而出,被遴选为荣誉学部委员,绝非偶然,实至名归。改革开放年代与“文革”期间迥然不同,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臭老九”脱帽加冕,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学者们意气风发,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蔚然成风,从而造就了一大批成功人士。“时势造英才”,成名于改革元年的学者为数不太少,王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位。
二是点面结合。断代不可为史。记得王先生曾说,断代探讨无非是通史研究的突破口。他研究面广,既注重纵通,上自汉唐,下及明清;又注重横通,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涵盖辽、宋、西夏、金。他的专著《辽金军制》在辽金史专家看来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没有重点,很难深入。王先生的重点无疑是两宋,并且在社会结构、军事制度等诸多领域披荆斩棘,获得多项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成就。《宋朝阶级结构》、《宋朝兵制初探》是其享誉学界的两部代表作。宋代往哲前贤的警句名言不少,如范仲淹曰:“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对于这些警句名言,王先生反复述说,并予以阐释。岳飞是他潜心研究的宋代重点人物之一,有《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等多种论著问世,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性成就。2003年,王先生满怀深情,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撰写《纪念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诞辰九百周年》一文。2006年,又在《求是》杂志、《北京日报》发表《天地有正气,凛烈万古存——纪念文天祥诞辰770年》、《岳飞、文天祥不该称为民族英雄吗》两文。王先生还致力于普及历史知识工作,出版《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等七部系列宋代历史纪实小说,讴歌英雄,宣扬正气。
三是史论并重。王先生视史料为治史的根基,力图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其学术成果素以史料详实,征引宏富著称。并从事古籍整理,参与校点《名公书判清明集》,独著《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王先生同漆侠先生一样,格外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认为研究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理论水平的高低。针对较长时期以来某些轻视理论学习的现象,他开导引导、勉励激励晚生后学选读马恩经典著作,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如此看重理论,在宋史学界,王先生只怕是继漆侠先生之后的第二人。他以身作则,老来还每天一页一页地精读《资本论》,在今天太难得。
2016年端午节,王曾瑜先生(左)、张邦炜先生(右)在北京潘家园王先生家中合影。(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王先生为人,也有三个优长之处:
一是忧国情怀。王先生身在象牙塔,超乎象牙塔,继承发扬我国读书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宋人楼钥诗云:“一片忧国心,辗转中夜思。”王先生身患失眠症,自有其缘故。王先生爱憎分明,他憎恨为富不仁的“山西煤老板”,憎恨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他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陈毅元帅题杜甫草堂联)的气概,奋笔疾书,90年代有《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用巴黎公社原则根治当今腐败》等警世宏文刊载于《北京日报》、《北京观察》等报刊。王先生心向平头百姓、热爱普罗大众,并见于行动。十年前,汶川大地震,他要到四川参加抗震救灾,被我以年纪不饶人为由劝阻。王先生当年不知为地震灾民流了多少眼泪,并不富裕的他不用动员,多次主动为灾民捐款。
二是不好名利。本世纪初期,王先生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任特聘教授期间,分文不取,将全部收入悉数捐给贫困学生,作为奖学金。此事在学界传为佳话,博得赞扬。我亲历亲见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著书不当空头主编。我们五人合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分明是王先生领来的项目,他出力最多,写得最多,理当出任主编。但他执意不肯,定要以年龄为序,五人共同署名。按照这一原则,朱瑞熙先生应当署名第一,署名第二者非王先生莫属。他又不肯,坚持名列末尾。另一件是讲课拒收课时费,那年在四川大学弄得大家很为难,只能将已经领下来的这笔课时费用于师生共同考察三苏祠。像王先生这样的自愿义务劳动者,在当今学界有几人?
三是提携后学。我读到不少王先生的弟子和私淑弟子们写下的许多动人记述,有关学友自会现身说法。王先生在年龄上是我的朋辈学友,但在学问上是我的半个老师。他乐于助人,有求必应,毫无保留。特别是1982年春天在上海师大、1983年上半年在历史所,与他共事相处,他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深受教益。
2008年初冬,王曾瑜(中)、刘复生(右)、张邦炜(左)三位先生在眉山三苏祠合影。
王先生有缺点吗?当然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王先生是个耿直的人,他品评别人,即便是好友,也往往一分为二。记得王先生在祝贺张泽咸先生八十大寿时,高度肯定张先生的贡献之后,赓即指出张先生的三个不足之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的学术成就与不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8日第18版《书品》)。这里我只说一个,如果高标准、严要求,与漆侠先生相比,王先生在理论修养与运用上还有一定差距。人都老了,就让这个遗憾随风而去吧。可是王先生很有自知之明,而今还在细读精读《资本论》。王先生老而弥笃,活到老,学到老。这种毫不懈怠的精神尤其值得我好好学习。
俗话说:“高官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祝愿王先生天天高兴、天天开心,高寿长寿!
责任编辑:饶佳荣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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